作者簡介

刁書仁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史、東北區(qū)域史、中朝關系史研究。著有《東北旗地研究》《近三百年東北土地開發(fā)史》《明清中朝日關系史研究》等。

16、17世紀之際，東亞地區(qū)的歷史環(huán)境給滿洲的崛起提供了機遇。以努爾哈赤為代表的滿洲統治集團成功地把握了這次機遇，并依據時局的變化，不斷地調整與明朝、蒙古、朝鮮的關系。上述諸關系中，滿蒙關系，尤其是入關前滿蒙關系至關重要。努爾哈赤因勢利導地對蒙古各部采取聯姻科爾沁；爭取、招撫喀爾喀；孤立、打擊察哈爾的策略，最終使?jié)M洲成功崛起。

關鍵詞：16、17世紀 全遼地區(qū) 滿蒙關系

一、問題的提出

16、17世紀之際，東亞地區(qū)處于急劇變革時期。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趨于崩壞，位居“屬夷”地位的國家及民族先后出現新興的勢力與政權。這些新興的勢力與政權通過各自的實踐，沖破了明朝“華夷秩序”的藩籬，建構各自獨立的政權體制。如居于華夷關系中“夷”系的“滿洲”，迅速崛起，進而取代“華”系的“明朝”，事實上位居東亞“共主”地位。這場翻天覆地的變革，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影響深遠，對東亞的歷史也產生重大的影響。面對這種通行于東亞地區(qū)的華—夷關系易位（“華夷變態(tài)”），不能不引發(fā)人們作如下思考：居于“屬夷”地位的滿洲，明朝視其為“建州夷”，朝鮮視其為“犬羊之輩”，蒙古視其為“水濱三萬諸申”。就連烏拉、葉赫部也視其為“無名常胡”而“羞與為伍”。那么，是什么力量促成滿洲，僅僅用63年時間迅速崛起，由東北“屬夷”，一躍而為東亞共主的呢？對此，很有必要進行深度探究。滿洲能迅速成功崛起，除了當時東亞地區(qū)的歷史環(huán)境為其提供機遇外，還應從滿洲把這種歷史機緣轉為現實的過程中，能依據時局的變化，不斷調整與明、朝鮮、蒙古諸種關系中，尋求其成功崛起的軌跡。在上述諸種關系中，滿蒙關系，尤其入關前滿蒙關系至關重要，它奠定了有清一代滿蒙關系的基石。

關于入關前滿蒙關系的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已有些成果問世。筆者以為，入關前滿蒙關系，尤其是努爾哈赤時期的滿蒙關系仍存在深入研究 的空間，如先行的研究中，多偏重這一時期的滿蒙聯姻關系的研究，很少關注努爾哈赤爭取蒙古各部采取的不同策略，更沒能將這種滿蒙關系置于16、17世紀之際，東亞地區(qū)華夷關系變化以及所引起的東北民族遷徙的視域中加以考察，在文獻使用上，欠缺考訂辨析，多以清朝幾經改篡的幾種實錄為據，不注重使用滿文檔案及明朝與朝鮮文獻。有鑒于此，筆者在爬梳滿文檔案及明朝與朝鮮文獻基礎上，試從16、17世紀之際，東亞地區(qū)華夷關系變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東北民族遷徙的視域，以努爾哈赤對蒙古的策略為中心，探討這一時期的滿蒙關系。

二、滿洲崛起時東亞全遼地區(qū)的環(huán)境

16、17世紀之際，東亞地區(qū)處于大變容時期，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首先是日本。16世紀中葉，日本白銀的海外輸出，給其帶來巨大的利益，為豐臣秀吉完成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此時的豐臣秀吉已開始不滿足對國內的統治，始向明朝宣戰(zhàn)，欲建構其以日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天正十五年（萬歷十五年1587），他給妻子的信中云：“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文祿元年（萬歷二十年1592），日本發(fā)動“壬辰倭亂”，欲借朝鮮“假道攻明”，實現日式朝貢體系的夢想。同年四月，日軍從釜山登陸，僅20天就攻占了朝鮮王京。五月十八日，豐臣秀吉給養(yǎng)子秀次的一份備忘錄中，迫不及待地勾畫出日式朝貢體系的藍圖。在藍圖中，不僅朝鮮，就連明朝都將成為日本的屬地，天皇遷都北京，公卿、將領授予封地，他本人坐鎮(zhèn)寧波，收取天下各國朝貢厚利。然而，這場戰(zhàn)爭由于東亞“共主”萬歷皇帝為“恤危藩”，不惜傾國力援朝，最終使日本陷入困境，朝鮮才免于亡國滅種。這場戰(zhàn)爭，明朝為此也付出沉重代價，元氣大損，為遼東“邊夷”努爾哈赤崛起提供歷史機緣。正如村井章介所言：“豐臣秀吉播下的種子，卻為努爾哈赤所收獲”。

此時，全遼地區(qū)也處于激烈的變革之中，“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zhàn)殺”。明朝在全遼地區(qū)的統治秩序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全遼地區(qū)，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構建始于洪武，完備于永樂。朱元璋建國伊始，一改元朝征服擴張的外交政策，以“共享太平之?！钡耐饨焕砟?，重構該區(qū)域的統治秩序。全遼地區(qū)的民族大體分布為遼東漢族區(qū)、東部蒙古游牧區(qū)、女真居住區(qū)。明廷依據上述東北民族分布特點，在遼東地區(qū)設遼東都司，置25個軍事衛(wèi)所；在蒙古游牧區(qū)，設朵顏、泰寧、福余兀良哈三衛(wèi)。通過兀良哈三衛(wèi)鉗制韃靼、瓦剌和女真的勢力。在女真居住區(qū)，明廷根據女真所居區(qū)域及進化程度，將其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類：對居住綏芬河下游、圖們江、琿春河流域的建州女真，認為其“本渤海氏遺裔，善耕種織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永樂元年（1403），設置建州衛(wèi)等；對居住在嫩江以東到倭肯河的松花江及其支流的海西女真，認為“海西系黑水裔……并有室廬，或以樺皮為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永樂元年明廷在其居地設置兀者衛(wèi)等；對居住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極東邊遠地區(qū)的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為生”還處于狩獵、采集階段，永樂二年，在其居地設置奴兒干衛(wèi)。永樂七年，設奴兒干都司后，又陸續(xù)設置眾多女真衛(wèi)所。上述蒙古、女真居地所建構的衛(wèi)所，明廷采取“因其部族”，授其首領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zhèn)撫等官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所授官職世襲，須得到朝廷的冊封，才具有合法性。各衛(wèi)所官員必須聽命明廷，以時朝貢。

進入16世紀中葉，全遼地區(qū)“屬夷”的勢力迅速興起。導致“屬夷”勢力興起的重要原因，是蒙古、女真族不斷地持續(xù)內遷。明初在蒙古、女真居地廣置衛(wèi)所，是為了使各“屬夷”之間保持“自相統屬，打圍牧放，各安生業(yè)” 的分散狀態(tài)，無法形成與明廷抗衡的勢力，以此達到明廷在全遼地區(qū)的統治長治久安。15世紀中葉以來，蒙古、女真各部陸續(xù)從原居地內遷。兀良哈三衛(wèi)，原駐牧西拉木倫河流域，以游牧為生，生活日用品多仰賴向明朝貢和馬市獲得，遠遠滿足不了需求，這樣掠奪明邊就成為其增加財富的方式。正統年間，兀良哈三衛(wèi)迫于瓦剌南下，不斷內遷，“土木之變”又為兀良哈三衛(wèi)的內遷創(chuàng)造了條件。正如馬文升所言：“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陜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朵顏三衛(wèi)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內遷后的兀良哈三衛(wèi)大體駐牧在今遼河以西，遼寧省西半部以及內蒙昭盟、河北的北部等地。如前所述，元亡，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歸蒙古草原，其后蒙古分裂為諸多部落，游牧在西部為瓦剌，東部的為韃靼，再東游牧的為兀良哈。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蒙古，雖接受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對明廷時而稱臣納貢，時而犯邊掠奪。蒙古三大部之間及其下蒙古諸部也時有相互聯合，時有相互攻伐，和戰(zhàn)無常。景泰四年（1453），瓦剌部內訌，也先殺脫脫不花，自立為王。翌年八月，也先為阿喇知院所殺。其后瓦剌部“自相攻伐，無有統屬”，日漸衰弱，韃靼部迅速強大。正德五年（1510），韃靼達延汗統一東部蒙古。嘉靖二十二（1543），達延汗死，韃靼又出現分裂局面。這期間，韃靼部屬下各部幾經遷徙，駐牧在明朝北邊及東北境的為科爾沁、喀爾喀、察哈爾部。它們相繼吞并兀良哈三衛(wèi)，占有其牧地。與此同時，建州女真也幾經遷徙，于正統年間，遷徙到婆豬江和蘇子河流域；海西女真相繼遷到今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一帶，逐漸形成哈達、葉赫、烏拉、輝發(fā)四個強大的部落集團。蒙古、女真各部內遷后，加強了各部之間、各族之間的聯系，加速其社會的進步。同時，也刺激了他們向明朝掠取人口、財富的欲望，不斷地犯邊搶掠人畜，對明全遼地區(qū)統治造成嚴重的威脅。

明廷在承受上述蒙古和女真兩大勢力接連不斷犯邊的雙重壓力下，北部防線不斷收縮。為防御蒙古和女真的襲擾，明廷不斷地向遼東地區(q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邊墻、筑城堡、墩臺，派駐重兵防守。萬歷初年，明廷為防御蒙古、女真的犯邊，又令遼東總兵李成梁在遼東邊墻的南端向東修筑寬甸六堡，令軍士且耕且守。但這些耗費巨資，令遼民不堪重負的軍事設防，根本起不到防御日益強大的“屬夷”作用。萬歷三十三年（1605），明廷不得不放棄寬甸六堡。三年后，明遼東官員與努爾哈赤宰白馬祭天，設盟誓，定邊界，約定雙方各守邊境，不得越境。上述事實證明，全遼地區(qū)的“屬夷”已向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挑戰(zhàn)。

萬歷四十一年（1613），努爾哈赤滅烏拉。至此，除葉赫外，努爾哈赤基本上統一女真各部，成為東北地區(qū)最強大的勢力。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英明汗”，建立“金國”。兩年后的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終于脫掉“屬夷”的外衣，以“七大恨”誓師征明，始公開向明宣戰(zhàn)。這意味著，全遼地區(qū)的政治局勢愈發(fā)變得復雜起來。當時，該地區(qū)存在著幾種政治勢力：一是代表明朝的遼東勢力，控制著明朝遼河東西城鎮(zhèn)、關門等地；二是控制女真地區(qū)的滿洲勢力；三是控制遼東地區(qū)北部與關內外接合部的蒙古勢力；最后是朝鮮的勢力。滿洲勢力處于明朝、蒙古、朝鮮三大勢力中間，東南為朝鮮，毗鄰為科爾沁、喀爾喀五部、察哈爾蒙古。明朝企圖借助朝鮮與蒙古勢力對滿洲勢力形成夾擊的態(tài)勢，而積極籠絡朝鮮與蒙古。為遏制滿洲勢力，明廷一改先前“藉女直制北虜”為“以西虜制東夷”的策略。就蒙古本身而言，亦不希望滿洲崛起，以威脅自身利益。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形勢，以努爾哈赤為代表的滿洲統治集團為了對明開戰(zhàn)，進而奪取遼東，就必須調整與蒙古的關系，以解除來自蒙古的威脅，才能全力與明征戰(zhàn)，從而進入遼東。

三、努爾哈赤對蒙古各部采取的策略

居住全遼地區(qū)蒙古各部，因駐牧地區(qū)的差異，部落強弱有別，與明朝和滿洲的關系也有所不同。因此，努爾哈赤對蒙古諸部所采取的策略也不盡相同：即聯姻科爾沁；爭取、招撫喀爾喀；孤立、打擊察哈爾。

聯姻科爾沁?？茽柷呙晒攀敲稍S金家族的旁系，首領為成吉思汗弟哈布圖哈薩爾的十四世孫奎蒙克塔斯哈喇。明初隸屬阿魯臺，洪熙年間，阿魯臺為瓦剌所敗，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東走，駐牧嫩江流域，后吞并福余衛(wèi)余部。因該地號嫩江科爾沁，故稱科爾沁蒙古?？茽柷叻帧霸l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三部……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插漢部”，即蒙元黃金家族的正宗察哈爾部?？茽柷邽閿[脫察哈爾的欺壓，遂與女真強部葉赫、烏拉結盟。萬歷二十一年（1593），科爾沁翁阿岱、莽古思、明安三貝勒率萬余騎，參加葉赫組織的征滿洲的九部聯軍，結果大敗，明安等落荒而逃。戰(zhàn)后，努爾哈赤非但未加以怪罪，反倒采取友好態(tài)度，對俘獲的20名蒙古將士加以優(yōu)待，“被錦衣，騎戰(zhàn)馬，使還其巢穴”，被放回的戰(zhàn)虜，皆盛贊“奴酋威德”。 對努爾哈赤的舉動，科爾沁奧巴貝勒十分感動，遂派副將晚者等20余人，率“卒胡百十余名，持戰(zhàn)馬百匹，橐駝十頭來獻”，其中“以戰(zhàn)馬六十匹，槖駝六頭與奴酋；戰(zhàn)馬四十，槖駝四頭與小酋”。努爾哈赤與弟舒爾哈齊，對前來的蒙古將領“皆厚待，給與錦衣”。此役后，努爾哈赤名聲大振，“遠近諸部相繼投降”。翌年正月，科爾沁部明安貝勒、喀爾喀部老薩貝勒“始遣使往來，于是蒙古各部長，遣使往來不絕”。但科爾沁部仍與扈倫四部有密切的往來。萬歷三十六年（1608），努爾哈赤派長子褚英等征烏拉部，圍其宜罕山城，克之。時科爾沁甕阿岱貝勒率兵前來援助，見滿洲軍盛不能敵，遂撤軍。不久，科爾沁部便主動請求結盟，聯姻和好。努爾哈赤不念舊惡，擯棄前嫌，贊同結盟聯姻。萬歷四十年（1612），努爾哈赤得知，明安之女“頗有淑笵，遣使欲取之。明安貝勒遂絕他部之請”，“送其女與淑勒汗為妻”。54歲的努爾哈赤“以禮親迎，大宴成婚”。這是滿蒙第一次聯姻，意義重大而深遠。萬歷四十二年（1614）六月，科爾沁莽古思貝勒送女與努爾哈赤子皇太極?；侍珮O奉命“前往迎親，會于輝發(fā)國呼爾奇山地方，遂大宴成婚”。此女，就是后來的孝端文皇后，莽古思后被授予金國扎爾固齊（理政大臣）。翌年，科爾沁孔果爾貝勒又送女給予57歲的努爾哈赤為妻。努爾哈赤、皇太極與科爾沁部結成姻親后，滿洲與科爾沁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萬歷四十三年（1615）九月，明安第四子桑噶爾寨臺吉前往赫圖阿拉，“送馬三十匹，前來叩見”，努爾哈赤給其“甲十副及綢緞、布匹而遣回”。十月，明安長子伊兒都齊臺吉又“送馬四十匹，前來叩見”，努爾哈赤賞“賜甲十五副，厚賞綢緞、布匹而遣之”。

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改元天命。十二月，明安次子哈坦巴圖魯臺吉也“送馬四十匹，前來叩見”，努爾哈赤依照“其兄之例，賜物遣之返”。翌年正月，努爾哈赤得知明安貝勒前來赫圖阿拉，遂于是月初八日，“親率眾福晉及諸子弟出城至百里外迎接”，初十日，兩人相見時，行抱見大禮，盛情款待。明安“獻駱駝十只、馬一百匹、牛一百頭，駝載氈子三馱和乾肉十三車及乳餅子油二車”。明安在赫圖阿拉期間，享受最高接待禮節(jié)，每日小宴，隔日大宴。明安辭歸，努爾哈赤“賜以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緞綢、布匹等物至足”，并親自相送30里外。明安返回牧地后，于同年十月，又遣第五子巴特瑪臺吉率50人,“送馬五十匹，前來叩見。嗣后，努爾哈赤十二子阿濟格又娶孔果爾貝勒女為妻。努爾哈赤時代，滿洲與科爾沁聯姻，達10次之多，皇太極時期，同科爾沁聯姻達18次。皇太極的兩位福晉都出自科爾沁莽古思貝勒之女。其中，孝莊后哺育的順治、康熙兩代帝王，他們問鼎中原，完成全國統一，為“康乾盛世”奠定基礎?；侍珮O之子，努爾哈赤之孫福臨的兩位福晉也都娶自科爾沁。有清一代，滿洲皇帝多從科爾沁娶納福晉、皇妃。乾隆帝東巡，在“入科爾沁”詩中盛贊這種聯姻：“塞牧雖稱遠 ，姻盟向最親”。努爾哈赤通過與科爾沁聯姻，使其成為金國最早的政治同盟，這樣既減少彼此間的矛盾與沖突，達到孤立打擊察哈爾的目的，同時也加強了金國與科爾沁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往來。

爭取、招撫喀爾喀。努爾哈赤與科爾沁聯姻結盟的同時，積極爭取、招撫喀爾喀五部?？柨Σ肯党杉己贡局?，是成吉思汗十五世孫巴圖孟克達延汗后裔。其五子阿爾楚博羅特，阿爾楚博羅特子虎剌哈赤生有五子，分為五部：扎魯特、巴約特、兀班、巴林、炒花，因稱喀爾喀五部。嘉靖中，喀爾喀迫于西部俺答汗的強大而被迫內遷，駐牧于寧前、廣寧到開原邊外。其北為科爾沁部，西連察哈爾部。

喀爾喀蒙古五部，在努爾哈赤時代滿蒙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地理位置上看，喀爾喀五部位于金國的右翼，對金國征明，奪取遼東構成極大的威脅?？柨ξ宀吭诳茽柷吲c滿洲通交時，也曾遣使到建州。萬歷四十二年（1614）四月，喀爾喀扎魯特部鐘嫩貝勒親自送女與努爾哈赤次子代善為妻。同月，扎魯特內齊汗貝勒之妹嫁給努爾哈赤五子莽古爾泰為妻。翌年十二月，扎魯特哈拉巴拜貝勒之女嫁給努爾哈赤十子德格類為妻。但喀爾喀五部中執(zhí)牛耳者為宰賽部。宰賽所部，靠近明廣寧，勢力強盛。“宰（賽）款則諸營不敢動，宰（賽）動則諸營不敢款”，足見其部決定喀爾喀五部的相背。以宰賽為首的喀爾喀部與明結盟，同努爾哈赤為敵，緣于該部經貿上依賴明朝?？柨εc察哈爾吞并兀良哈三衛(wèi)后，以明朝的開原、廣寧馬市為命，他們將所產的馬氈、皮革等土物通過遼東馬市貿易明朝的布帛、鐵鍋等生活必需品。明廷利用馬市，與其結盟，以此牽制滿洲的勢力。而努爾哈赤為全力對明作戰(zhàn)，必須爭取喀爾喀五部，解除來自其右翼的威脅。這樣既能排除對明作戰(zhàn)的干擾，又能孤立打擊察哈爾部的勢力。

努爾哈赤爭取喀爾喀五部的第一種方式是招降納叛。時，喀爾喀五部內部矛盾重重。努爾哈赤采取利用其矛盾，分化瓦解，各個爭取的策略。萬歷三十三年（1605），喀爾喀巴岳特部達爾漢貝勒之子恩格德爾，因與其父矛盾，攜良馬20匹來朝見努爾哈赤。因其是“越敵國（明與葉赫）而來者”，努爾哈赤極為重視，給予豐厚的賞賜，使其歸還牧地，作策反分化工作。果然，翌年十二月，恩格德爾又率“喀爾喀五部貝勒之使，進駝、馬來謁”，并尊努爾哈赤為“昆都侖汗（kundulenhan）”，漢語恭敬之意?！皬拇?，蒙古相往不絕”。 萬歷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國稱汗，次年二月，恩格德爾率眾來朝祝賀，并求婚。努爾哈赤遂將其弟舒爾哈齊女許配恩格德爾為妻。恩格德爾不僅成為金國第一位蒙古“額駙”，后來成為金國貴胄中的要員。此后，恩格德爾多次來朝，受到特殊禮遇。為進一步爭取喀爾喀蒙古，努爾哈赤曾致書恩格德爾，勸其移居遼陽，承諾賜給他土地、人丁。恩格德爾欣然同意。努爾哈赤如此厚待恩格德爾，對爭取喀爾喀蒙古，孤立打擊察哈爾起了重大作用。

努爾哈赤爭取喀爾喀五部的另一種方式是盟誓與征討?？柨ξ宀恐?，粆花與宰賽兩部堅持與金國為敵。金國計取撫順后，明新任遼東經略楊鎬將“制東夷在先款西虜”作為戰(zhàn)略重點，恢復對蒙古的撫賞，相互締結盟約，共同對付金國。天命四年（1619）七月二十五日，金國攻取鐵嶺，宰賽基于與明的盟約，率萬余騎來援。待其趕赴鐵嶺時，城已被金軍攻陷。翌日清晨，宰賽與金軍發(fā)生遭遇戰(zhàn)，結果宰賽及其子、諸貝勒共150人，皆為金軍生擒。九月，喀爾喀五部使者到達后金，對努爾哈赤不殺宰賽表達謝意。努爾哈赤列舉宰賽諸多罪狀，尤其是為得到明朝的更多賞物，竟與明盟誓，助明征滿洲。但看在炒花的面子上，并沒有殺他。顯然努爾哈赤是欲將宰賽作為人質，迫使喀爾喀部轉變態(tài)度，與金國結盟，共同抗明。十月二十二日，以粆花為首喀爾喀部諸貝勒在送給努爾哈赤的書信中，接受努爾哈赤的建議：“以明為敵國，合謀征討之”直抵山海關。十二月二十三日，努爾哈赤所派五名使節(jié)與喀爾喀五部貝勒“繕寫誓言，刑白馬、烏?！笔母嫣斓?，舉行盟誓，共同征明。盟誓之后，努爾哈赤并沒有將宰賽釋放，仍扣留做人質，表示待攻取廣寧后再考慮釋放宰賽，僅允許其兩個兒子輪流回其部落，管理人畜。喀爾喀部雖與金國盟誓，但由于與明朝的利益關系和察哈爾林丹汗的反對，至天命八年（1623）四月毀盟，盟誓維持三年半時間。這期間，喀爾喀部不僅未予金國聯合攻明，而且繼續(xù)同明朝保持往來，受其賞物，甚至有時還對金國進行抄略。但是努爾哈赤生擒宰賽，至少可以鉗制粆花等部不敢明目張膽地大舉出兵援明，從而使金國順利攻取遼沈地區(qū)。正如明人所言：努爾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指葉赫—引者）如拉朽，視遼沈幾上肉耳”。由此可見，努爾哈赤與喀爾喀的盟誓，還是卓有成效的。直到努爾哈赤攻取遼沈地區(qū)后，認為再扣留宰賽，反倒加深雙方積怨，遂于天命六年（1626）八月，以一萬頭牲畜作為贖金，以其二子一女代做人質為條件將宰賽贖回。

待金國奪取廣寧，準備進取遼西，為解除喀爾喀的威脅，一改先前爭取為武力征討的策略。天命八年（1623）四月，努爾哈赤派其子阿巴泰、德格類率滿洲、蒙古及漢兵渡過遼河，西征喀爾喀扎魯特昂安部，大獲全勝，凱旋而歸。這次征討在金國與喀爾喀部的關系上產生重大影響。戰(zhàn)后，喀爾喀部不少部眾紛紛前來歸附。僅天命八年一年間，來歸服的就達20次之多。前來歸附者，少者幾戶幾口，多者三、四十戶。據滿文文獻記載，是年四月三十日，“自宰賽貝勒處逃來人五十名，牛三百頭，馬十匹，羊五百只”。五月初一，“宰賽貝勒之五男、七女、九子，攜五牛來歸”。同日，“貝勒內齊所屬一男、一女，攜馬四匹來歸”。六月初四日，“巴噶達爾漢之男女共四十人，徒步來歸”。七月十日，扎魯特威徵貝勒之子桑圖臺吉率男丁40人，婦女4人，“駝兩只，逃來”。努爾哈赤對陸續(xù)前來歸附的蒙古部眾給予優(yōu)厚的待遇，“賞給蒙古來歸之人以奴仆、耕牛、乘騎及大服”等，交付滿洲王公大臣“養(yǎng)育之”，并令“供其食，有酒則供其飲之。至于瓜、茄、蔥、菜以及菜園之食物同食，衣衫、布褲易舊發(fā)新，賜給蒙古之奴仆與包衣阿哈一同兼管，伐薪煮飯等皆令一同操作”。天命八年（1623）七月，對歸附的喀爾喀部眾優(yōu)待條件進一步提高。努爾哈赤在上諭中云：

喀爾喀之諸貝勒上再無主，彼等各自隨意而生，為求生活更加安逸，前來歸附。兀魯特諸貝勒，惡其蒙古國汗，故慕我來歸。凡此來歸之諸貝勒若有罪，則與我八貝勒同等視之。死罪則免其死，遣還故地。來歸之諸貝勒，爾等于此處結親立業(yè)，凡娶我女之人，當勿以我女為畏，實乃憐憫爾等遠地來附，以女妻于爾等而已。豈令爾等受制于女乎？

金國對喀爾喀部來歸者給予如此優(yōu)厚的待遇，對于爭取分化喀爾喀蒙古，孤立打擊察哈爾確實產生十分重大影響。

孤立、打擊察哈爾。努爾哈赤對察哈爾部則采取孤立打擊為主的策略。察哈爾部蒙古是成吉思汗之正宗。成吉思汗十五世孫巴圖孟克曾被蒙古各部推舉為“大元大可汗”。死后，長子博迪繼承汗位，駐牧宣府北近邊，稱察哈爾汗。察哈爾，為蒙語“邊”之意。博迪死，子打來孫立。嘉靖中，察哈爾迫于西部俺答欺壓，不得不遷徙西拉木倫河流域，東鄰喀爾喀五部。打來孫死，子土蠻承襲。萬歷二十年（1592），土蠻死，子卜言臺周繼位。萬歷三十一年（1603），卜言臺周死，林丹汗繼位（明代文獻稱虎墩兔憨）。由于其主曾被推舉為“大元大可汗”，該部首領便世襲蒙古汗位。林丹汗即位后，自比元太祖，號稱蒙古主巴圖魯成吉思汗。林丹汗勢力強大，擁有蒙古八大部、二十四營，號稱統領40萬蒙古部眾。在東部蒙古諸部中，科爾沁、喀爾喀蒙古均受其約束。林丹汗之所以仇視金國，與滿洲為敵，一是其為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后裔，祖先曾為蒙古共主。他效法其七世祖達延汗統一蒙古，試圖重振往日聲威，而滿洲的崛起，對其統一蒙古構成極大的威脅。林丹汗在武力統一蒙古各部過程中，激起各部對其的仇恨與不滿。努爾哈赤遂利用蒙古各部與其矛盾，先后與科爾沁、喀爾喀諸部結盟、聯姻，建立友好或交往關系，使察哈爾在蒙古諸部中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因此更加激起林丹汗對金國的仇恨；二是明廷為對付金國，極力厚結林丹汗，甚至不惜增加歲幣加以籠絡，企圖借助林丹汗的勢力，鉗制金國勢力的發(fā)展。如明人張鼐所言：“虎墩兔憨（指林丹汗—引者）為西虜帝，然累歲思我邀我貢市王爵……豈肯坐視奴帝（指努爾哈赤—引者）遼陽，斷其市貢之利乎？”這樣就造成林丹汗與滿洲之間的矛盾沖突。天命四年（1619）十月，金國滅葉赫后，林丹汗遣使致書努爾哈赤，自稱“四十萬蒙古國的國主巴圖魯青吉思汗（dehi tumen monggoi ejen baturucinggis han）諭旨：問候水濱三萬諸申的國主昆都侖庚寅汗（ jusenni ejen kundulen genggiyen han）”。書信中，字里行間無不顯露出其居高臨下，態(tài)度蠻橫。警告努爾哈赤不許進取其“收取貢賦”之地廣寧。諸貝勒大臣閱其來書皆十分憤怒，有的主張斬殺來使，有的建議“將來使的耳鼻削掉再放他回去”。 努爾哈赤則不然，對諸貝勒言：“爾等怒之，是也！我亦怒矣！然來使有甚？罪在其書惡言之主也。至于來使則暫勿遣還，而久留之。待遣歸時，我亦書惡言以報之”。遂于翌年正月十七日，也派使者攜書，前往察哈爾。努爾哈赤在回書中，針對林丹汗的來書云：“你的四十萬蒙古之眾，對我有何可驕？我聽說：你的大都城被攻取時，你的四十萬蒙古之眾，皆被尼堪所攻取，僅有六萬之眾逃出來。那逃出來的六萬蒙古，也不盡是你的”。即以犀利的語言揭露林丹汗的祖先元順帝據有元大都的40萬蒙古之眾，為徐達所率明軍所敗，僅剩6萬之眾，北逃大漠的恥辱歷史，以激起林丹汗對明朝的舊恨。進而，努爾哈赤又對林丹汗蔑視金國僅有“水濱三萬諸申”之語，給以強有力的回擊。書云：“我的國人少”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但由于我們興兵是正義的，“因此蒙天地之佑愛”，先后滅哈達、輝發(fā)、烏拉、葉赫四部，又得到明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遼東重鎮(zhèn)。金國興兵既然得到“天地所佑”，那么你們察哈爾為何逆天道，與金國為敵呢？最后，努爾哈赤規(guī)勸林丹汗云：

尼堪與朝鮮兩國，雖然語言不同，因為衣冠發(fā)型一樣，所以二國如同一國的生活著。我們兩國語言雖不同，可是穿的衣服和頭上發(fā)型卻完全一樣呀！倘若你果然是個有識見的人，就應該說：“汗兄往征我昔日的仇人尼堪國時，希望天地的佑愛，多多攻破其城，擊敗其大軍，蒙天地之佑與汗兄同心協力往征共同敵人的尼堪國”。

努爾哈赤以滿洲與蒙古風俗、衣冠、發(fā)型相同，作為規(guī)勸林丹汗的切入點，希望他能“同心協力往征共同敵人的尼堪國”。由于明朝不惜重金對林丹汗加以利誘，而其又恃明朝的“撫金為命”，豈能憑努爾哈赤一紙書信改變其對金國的敵對態(tài)度？

當時，林丹汗利令智昏，自稱蒙古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忙于統一東部蒙古，企圖再現祖先的往日雄風。然而，此舉不僅激起喀爾喀、科爾沁部眾對其的強烈不滿，察哈爾內部也因此怨聲載道，分崩離析。如明人王在晉所言：察哈爾部所屬五路貝勒之妻，為林丹汗寵臣貴英哈霸占，五路“頭目負憤投炒花，炒花不能養(yǎng)，投奴酋（指努爾哈赤—引者）”。據滿文檔案記載，從天命六年到天命八年中，僅喀爾喀諸部先后投歸金國的部眾就達4000余戶。努爾哈赤對這些歸附的蒙古部眾皆給予優(yōu)厚的賞賜和妥善的安置。金國如此厚待蒙古各部來歸者，對孤立察哈爾部林丹汗起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努爾哈赤時而也對林丹汗訴諸武力。天命九年（1624）二月，科爾沁部貝勒奧巴迫于林丹汗的欺壓，遣使持書到金國，請求結盟，共同對抗林丹汗。努爾哈赤即刻派巴克什庫兒纏、希福前往科爾沁與奧巴等結盟。誓畢，庫兒纏、希福帶科爾沁使者來金國，同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以及諸貝勒盟誓，共同對抗察哈爾。天命十年（1625）八月，科爾沁部驚聞林丹汗興兵來侵，遂遣使馳書向金國求援。努爾哈赤得知，立即回書，激勵奧巴堅定必勝信念，固守待援。十一月初五日，奧巴遣使告急：“察哈爾之來兵屬實，其勢已有所見”。初十日，努爾哈赤親率諸貝勒統軍前往援助，至開原城北鎮(zhèn)北關時，檢閱兵馬，“因先射獵之故，馬甚羸”， 遂令選精騎5000，由莽古爾泰、皇太極等率領往援奧巴。援軍行至農安塔（今吉林省農安），時林丹汗圍奧巴居城已有數日，攻之不克，“聞金兵至，即連夜退去”，莽古爾泰、皇太極遂率援軍還。金國此次援助行動，是金國以武力向林丹汗的一次亮劍，自詡黃金家族的蒙古共主林丹汗，面對金國精銳援兵，也不免十分畏懼，不戰(zhàn)而逃。翌年五月，為感激努爾哈赤派兵救援，奧巴貝勒前往沈陽朝見。六月初六日，努爾哈赤與奧巴舉行“殺白馬祭天，殺黑牛祭地，誓告天地”的盟誓。這次盟誓在滿蒙關系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從此科爾沁蒙古完全倒向金國，成為努爾哈赤孤立打擊察哈爾林丹汗的中堅力量。

上述努爾哈赤對蒙古各部展開的通好、聯姻、爭取、招撫、結盟、武力打擊等一系列策略，目的是滿蒙之間建立一種互不侵犯的聯盟式關系，使蒙古在金國與明朝的對抗中，保持中立，不對金國構成威脅，以便使金國全力攻明。事實證明，努爾哈赤對蒙古各部的策略是成功的。當然，金國對蒙古關系全面深入的展開及對蒙古的全面控制與利用則是在皇太極時代。

【注】文章刊登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 2015年04期。

責編：齊云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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