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傷寒解惑論》出版40周年之際，通過梳理該書的構建過程及列舉實例的方法，闡釋了李克紹先生的治學方法及學術特色。強調在研究《傷寒論》過程中，要讀原典白文、忠于原著，讀于無字處、讀于有字處。并首次將李克紹先生的學術人生概括為三個階段：即教學相長的萌生蘊蓄期，精煉升華的形成成熟期，構建學術體系、自成學派的深化發(fā)展期，這對加深理解《傷寒解惑論》一書在《傷寒論》研究歷史中的學術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我的導師李克紹先生（1910-1996年）是一位善于獨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先生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傷寒論》的研究中。1978年先生68歲時，《傷寒解惑論》在《山東中醫(yī)學院學報》（現(xiàn)《山東中醫(yī)藥大學學報》）發(fā)表，引起學術界同行極大反響?！秱饣笳摗肥窍壬?/span>20年來深入思考與研究的成果，它的出版，打破了既往脫離臨床、多有臆想附會的注解套路，開創(chuàng)了基于臨床實踐，將理論與臨床應用密切結合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論上有重大建樹，構建起了獨具特色的學術體系。時值《傷寒解惑論》發(fā)表40周年，現(xiàn)將先生的治學方法與學術特色論述如下。

《傷寒解惑論》學術思想萌生于先生為山東中醫(yī)學院1962年級學生編寫《傷寒論講義》及其用這本講義的教學體會。20世紀60年代初，先生認為當時全國中醫(yī)教材會議審定的中醫(yī)學院試用教材《傷寒論講義》內容與國內同行講解《傷寒論》的內容，基本上是源自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只不過是用白話表達罷了，而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有明顯脫離原典、脫離臨床的附會內容。先生研究《傷寒論》，則是反復研讀白文，結合臨床，獨立思考。于是先生花費極大的精力編寫教材《傷寒論講義》，由學校內部印刷，為1962年級學生教學首次使用。

先生給1962年級講授完《傷寒論》之后，對自己講課的體會進行了總結，于1964年在《中醫(yī)雜志》第3期發(fā)表了《談談傷寒論的教學經驗》一文。先生把教學體會與經驗總結為五條：一是“以代表性的條文為主，用類同的條文作為補充或發(fā)揮”；二是“以原則性條文為主，引用同一理法的其他條文作具體說明”；三是“證候要結合臨床，刻畫逼真，避免公式化”；四是“方劑的運用，要從基本原則達到高度的靈活”；五是“癥狀的變化，既要掌握其個別的特點，又要找出其相互的聯(lián)系”。這五條表述，不僅是對自己編寫的《傷寒論講義》教學經驗的總結，更是為20年后撰寫《傷寒解惑論》理清了思路?！秱饣笳摗肥窍壬鷮Α秱撝v義》中的重點、難點與疑點的再挖掘。在只有9.5萬字的《傷寒解惑論》中，先生獨辟蹊徑、提綱挈領地提出自己的精深見解?！秱饣笳摗诽岢鰯?shù)十個全新的學術見解。其中的核心論點指出：三陰三陽是疾病的類型，詮解了“傷寒傳經的實質”，破除了800多年來的“六經傳變”謬說。講清楚了什么是“傳”“再傳”“轉屬”等。

先生早年講課，有時還借用“六經辨證”這個“術語”，但是，當自己的學術思想形成以后，在先生晚年的話語里，只要講到《傷寒論》，都是講“三陰三陽辨證”或是“六病辨證”。從不說“六經辨證”，從不講“六經傳變”。這是李克紹傷寒論學派的顯著特征之一。

在《傷寒論》研究史上，《傷寒解惑論》是使《傷寒論》研究走出800年來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窠臼的重要里程碑。

先生強調讀《傷寒論》原典白文，要忠于原著，這就是說，讀《傷寒論》不能附會，不能把原本毫不相關的事說成有關，不能把原本沒有某種意義的事說成有某種意義。

2.1  關于“經”

先生指出，三陰三陽在《傷寒論》代表疾病類型。把三陰三陽稱作“六經”，這是后世人朱肱的《類證活人書》的作為。于是再后世人，就錯誤地認為“經”即是“經絡”，從而把人引向歧途。先生說：“張仲景只提過三陰三陽，何嘗提過六經？”所以說，那些講到《傷寒論》，即談“六經”“六經傳變”“六經辨證”的學人，并沒有認真研讀《傷寒論》原典，缺少文本精神。讀的是后世人的解說。

2.2  關于“傳”

“傳”在六病諸篇首見于第4條，次見第5條。研究《傷寒論》的人，幾乎都把這個“傳”說成是“傳經”。明白了先生所說的“三陰三陽”是“疾病類型”，不是經絡，那么這個“傳”，就不是“傳經”了，而是“變化的意思”。先生指出，在條文中“六天”為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叫做“經”。“經盡為六天終了”，“傳”就是從發(fā)病到“經盡”的變化過程。疾病從發(fā)生、發(fā)展到逐漸恢復、痊愈的過程，這在《傷寒論》中叫著“傳”。三陰三陽發(fā)病都有這個過程。所以，得出來的結論是三陰三陽六病各自都有表證。在《傷寒論》中，太陽病發(fā)展為陽明病、太陽病發(fā)展為少陽病等，這個過程稱為“轉屬”或“轉系”或“轉入”，而不叫“傳”。先生通過原典文本研究，結合臨床，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地論述，徹底否定了成無己創(chuàng)立的一日傳太陽、二日傳陽明、三日傳少陽、四日傳太陰等所謂的“六經傳變”謬說。

2.3  表證不同于太陽病

先生說：“表證和太陽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表證是膚表營衛(wèi)不和的反應，其癥狀為“發(fā)熱，惡寒，脈浮，身體痛。”百病都可從皮毛開始，豈可一見到發(fā)熱惡寒就貿然認為是太陽病？所以當這個發(fā)熱惡寒的表證還不具備太陽病的特殊癥狀時，就只能叫著“表證”，而不能稱之為“太陽病”。

2.4  關于第38條、第39條大青龍湯證

“太陽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不是“風傷衛(wèi)”“寒傷營”“營衛(wèi)俱傷”，不是“風中兼寒”“寒中兼風”。“風傷衛(wèi)”“寒傷營”“風寒兩傷”，是成無己等后人的謬解。先生認為，這是“傷寒未及時治療，延遲多日，使脈由浮緊變?yōu)楦【彛硗粗饾u變?yōu)樯碇亍?。這是從臨床出發(fā)才能認識到的發(fā)病過程。

2.5  關于五苓散證

歷來注家都把第71條至74條的五苓散證稱作“膀胱蓄水”。先生認為這是錯誤的。真正的“膀胱蓄水”是豬苓湯證。而五苓散證是水停在三焦。所以在先生的話語中，從來沒有“太陽膀胱蓄水”這句話。

2.6  小柴胡湯證不同于少陽病

先生認為：“學習《傷寒論》少陽病篇，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少陽病，什么是柴胡證。二者發(fā)病機制不同，癥狀不同，誤治后的結果也不相同?！毕壬鷱娬{：“少陽病是自發(fā)的，其口苦咽干目眩等癥，是感受外邪后二三日就出現(xiàn)，而柴胡證則是由太陽病發(fā)展來的?！?/span>

2.7  陽明病胃家實

《傷寒論》180條：“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焙笫廊朔Q之為陽明病提綱。先生指出，有注家認為“胃家實”也包括白虎湯證，這是不符合原典本意的！先生指出：“白虎湯證在《傷寒論》中本來叫作三陽合病，稱其為陽明經證，那是后來的事?！薄叭柡喜　笔恰氨砝锞銦岬囊馑肌?。第208條說：“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在陽明病中“有潮熱”與“手足濈然汗出”伴“大便硬”，才是典型的“胃家實”。

2.8  太陰大實痛

第279條：“本太陽病，醫(yī)反下之，因而腹?jié)M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毕壬赋雠f注的錯誤，指出把“大實痛”講成是胃腸中有腐穢、宿食或結滯是錯誤的。

先生指出，把桂枝湯在這里的作用講成是“解表”，把加芍藥講成是“和太陰”，把加大黃講成是下腐穢宿食，把兩方講成是表里兩解等，都是錯誤的。先生認為，本條講的是太陰實證，是脾絡不通，加芍藥是破陰結、通脾絡，加少量大黃（二兩）是活血行瘀，而不是通大便。

2.9  厥陰病只有四條

先生說：“讀《傷寒論》厥陰篇，首先必須分清什么是厥陰病，什么是一般傷寒?！薄捌袠嗣鳛樨赎幉〉闹挥星八臈l”。先生根據(jù)自己學識、經驗判斷出厥陰病篇中，討論厥陰病的條文只有四條，這完全被30年后的文獻學、版本學研究所證實。趙開美翻刻宋本《傷寒論》的鮮明特征之一，是在《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篇目之下，有至關重要的五個小字——

“厥利嘔噦附”。這就明白無誤地表明，“厥利嘔噦”的內容不屬于厥陰病，而是“附”在厥陰病篇。

把厥陰病篇的四條，與附在厥陰病篇后面的“厥利嘔噦”混到一起。這始于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是《注解傷寒論》把厥陰病篇篇目下的“厥利嘔噦附”五個小字刪去了。于是造成了厥陰病篇的混亂。因此，那些想方設法想把厥陰病篇的內容與“厥利嘔噦”的內容捏合在一起的論述，對于《傷寒論》原典文本來說，只是對原典的纂改，從而把“辨厥陰病”的內容與“辨厥利嘔噦”的內容攪和亂了。另外，先生結合臨床又指出白頭翁湯證與吳茱萸湯證也屬于厥陰病。而四條之后的那些有關“厥利嘔噦”的條文都是一般傷寒在發(fā)病過程中出現(xiàn)的癥狀。

因此，后世和現(xiàn)代那些總想把厥陰病篇的內容，縱橫編在一起，還講什么里面有內在邏輯等，這只是一種謬解，是違背仲景原典文本的。這如同在《傷寒論》研究史上，曾把同是以腹瀉為特征的霍亂病篇與太陰病篇的內容混編在一起一樣，都屬謬解。

3.1  讀于無字處，從無字處覓有得

3.1.1  《傷寒論》第18條：“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這一條，先生的句讀是“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錯誤的句讀是“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睏l文中的“作”字，是“用”的意思，不當“發(fā)作”講。如果按錯誤的句讀：“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來理解，這是說患者發(fā)作喘息時，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治療效果最好。意思是說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的目的是治療喘家之“喘”，而且效果最好（佳）。 實際上，有這種理解的人，若真遇到喘家發(fā)作“喘”證，這些人也是不使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喘家發(fā)作之喘，既有寒熱之分，又有虛實錯雜，因此，怎么可能只有一種使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之“喘”呢？由此看來，把本條句讀為“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既不符合原典本意，也不符合仲景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的思路。本條所講的“喘家”，之所以要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不是因為喘證發(fā)作，而是因為這個“喘家”感受了外邪，具有桂枝湯的適應證。因為“喘家”感受外邪容易引發(fā)喘息，但不是必發(fā)喘息。這里的“喘家”二字只是表達出這個患者既往有喘息的病史，而不是說這個患者的現(xiàn)在證是喘息。就本條而言，本證患者只有桂枝湯證，而并沒有發(fā)作喘息。因此，本證用桂枝湯的目的在于解表。之所以要加用厚樸、杏仁，這是因為本證患者素有喘息宿疾，加厚樸、杏仁降氣，以防宿疾發(fā)作，此有未病先防之意，所以文曰“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對比而言，即使不用“桂枝湯加厚樸杏子”，而是直接使用“桂枝湯”，這也不算是錯誤，只是不能說是“佳”罷了。小小的“，”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3.1.2  第318條四逆散證：“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北緱l的“四逆”這個癥狀前面雖然沒有“或”字，先生斷然指出，沒有“或”，“也是或然癥”，因為對少陰病來說，“四逆”這個癥狀不具有特異性，更不是應用四逆散的指征。就本條來說，四逆散的應用指征是“腹中痛”與“泄利下重”。在本條中，只有明白了方后注的“腹中痛者，加附子”，才能真正理解四逆散證的本質。四逆散的核心是方后加減。因此，在《方劑學》中講“四逆散”不講方后加減，所以不是《傷寒論》中的“四逆散”。那種所謂用“柴胡芍藥枳實甘草”的四逆散治男科病，這就像標榜用芍藥甘草湯治一切陰虛證，用桂枝甘草湯治一切陽虛證一樣，那只是噱頭。

3.2  讀于有字處，從有字處尋底蘊

3.2.1  大便硬  在先生之前，幾所有注家都把“大便硬”講成是大便“堅硬”，先生認為“大便硬”在不同的條文中，含意不同?！按蟊阌病迸c“小便利”并見，則是指“大便不溏”，即大便由不成型變?yōu)椤俺尚汀?，也就是大便正常的意思。“大便硬”是與“大便不硬”比較，大便“不溏”曰“硬”。

3.2.2  小便利  先生說，論中多數(shù)條文中的“小便利”，不是說小便特別的多。而是指小便正常，是與“小便難”對比而言。如第125條抵當湯證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證諦也”?！靶”阕岳笔桥c“小便不利”比較。

3.2.3  能食與不能食  第190條：“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贝颂幍摹澳苁场迸c“不能食”是相對而言?！澳苁场辈皇钦f特別能吃，而是對比“不能食”而言，是指納食正常。

我研究先生的學問40年，把先生的《傷寒論》學術人生劃分為三個階段。

4.1  第一階段：萌生蘊蓄期（1958—1964年）

這一階段的代表著作是《傷寒論講義》《談談〈傷寒論〉的教學經驗》，標志性學術建樹是強調三陰三陽發(fā)病“初期都由皮毛開始，然后由淺入深，由表入里”，這一個觀點突破了800年來的“六經傳變”論；強調五苓散證不是“膀胱蓄水”，作出極有影響力的“水停三焦”論斷；批判太陰大實痛“表里雙解”說，指出“大實痛”不是“胃家實”，而是“表邪內陷，脾絡不通”。這一階段，先生年齡50歲左右，主要是學術探索與積累，學術實踐的特點是教學相長。

4.2  第二階段：形成成熟期（1965—1982年）

這一階段的代表著作是《傷寒解惑論》《傷寒論語釋》《六經提綱瑣談》《讀傷寒論隨筆》《結合臨床探討傷寒論厥陰病》，標志性學術建樹是系統(tǒng)地闡釋了“傳”“傳經”“再經”“轉屬”的原典本意；對千年來《傷寒論》研究進行了反思，從根本上否定了成無己杜撰的“六經傳變”謬說。在這一階段，先生厘清了“太陽病和表證”“陽明病和胃家實”“少陽病和柴胡證”“太陰病和霍亂”“少陰病和太少兩感”“厥陰病和一般傷寒”等理論中一些違背原典的認識，并提出全新的見解。

在《傷寒解惑論》中，先生運用理解與解釋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六病串解”，提出“對傳統(tǒng)的錯誤看法要敢破敢立”的學術主張，從而在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指導思想方面突破了前人的藩籬。先生對《傷寒論》文本的“理解”是建立在理智上、經驗上、文理上、醫(yī)理上、義理上、事理上、邏輯上，任何“解釋”都必須合乎道理。先生對條文的解釋是循著文本的內在邏輯進行梳理，從而構建起全新的研究范式。這一階段，是先生從55～72歲，主要是學術凝思與提高，學術實踐的特點是精煉、升華。

4.3  第三階段：深化發(fā)展期（1983—1996年）

這一階段的代表著作是《傷寒串講》《傷寒論太陰篇的幾個問題的探討》《論三陰中風》《論傳經》，標志性的學術建樹是自1978年撰著《傷寒解惑論》、1982年撰著《傷寒論語釋》之后，至1996年，在這將近15年間，先生在耄耋之年，以極大的熱情與精力發(fā)表了一系列極具影響的有關《傷寒論》的研究論著，如：論“傳經”（《山東中醫(yī)學院學報》1985年第4期）、論熱入血室（《山東中醫(yī)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我對胃家實的看法（《中醫(yī)雜志》1987年第9期）等。

這一系列論文，進一步闡述了《傷寒解惑論》中意猶未盡的學術思想。通過獨創(chuàng)的方法論與獨具特色的學術見解，對傳統(tǒng)的《傷寒論》研究方法論進行了揚棄。先生在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思想的指導下，繼續(xù)完善、深化、系統(tǒng)化既往的學術成就，對《傷寒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讓學術界耳目一新的見解與方法論原則，從而構建起自己的《傷寒論》研究體系，創(chuàng)建了獨具特色的“李克紹《傷寒論》學派”。這一階段是先生從73～86歲，是先生學術思想深化發(fā)展階段，也是先生人生中最閃亮的階段，學術實踐的特點是構建學術體系、自成學派。

一部讓歷代人感到文辭艱澀的《傷寒論》，被我的導師李克紹先生講活了。先生說，一部“活潑潑”的《傷寒論》蘊含著“豐富多彩”的內容。先生研究《傷寒論》數(shù)十年的實踐與成就，開辟了20世紀后期以后的《傷寒論》研究的新方向，關于這一點，當代人認識尚顯不足。但是，歷史將會證明：在《傷寒論》研究史上，在中國醫(yī)學史上，先生將會被歷史推向越來越崇高的地位。歷史已經銘記先生對《傷寒論》研究的貢獻。

《傷寒解惑論》不僅是李克紹先生的榮譽，更是山東中醫(yī)藥大學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