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游話題

世人每談及“魏晉風骨”，就多會是一種崇仰之態(tài)，仿佛自己向往的、正是那樣一個崇尚個性的時代；而談及“清談”的時候，又會表露出“清談?wù)`國”的鄙夷表情。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很有文化”的表現(xiàn)，其實正是這樣的“偽文化”使許多人淪為了人云亦云、嘩眾取寵的角色，還談什么“崇尚個性”？

“清談”本是“魏晉風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厚薄其一均為曲解

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之所以能延綿數(shù)千年，皆因其傳承過程無論如何坎坷多掣、都只如樂曲的激揚跌宕一般。自春秋時開辟了“樂府詩風”以來，近千年間又經(jīng)歷了焚書坑儒、獨尊儒術(shù)等文化浩劫，到了魏晉時代，文化上終于又“重現(xiàn)風骨”。

“風骨”是古代文人雅士特有的一種個性，偽文人是裝不出來的，也無法具備那樣的氣度。風清骨駿，那是由內(nèi)而外的一種氣質(zhì)，有了這樣的氣質(zhì)，士人們才具有了“清談”的資格；否則，你市井里一個賣肉的跟一個賣菜的，相互間能“清談”得起來么？

“風骨”是一種超凡的氣度

清談，顧名思義就是談?wù)摗扒逖拧钡脑掝}，沒有一定的文人風骨又愛附庸風雅，其結(jié)果就是一種嘩眾取寵。“清談”本就是“魏晉風骨“里的一部分，由于魏晉時期士族勢力占據(jù)了主流，其中就不乏“賣肉的和賣菜的”故弄玄虛、附庸入朝的事例，當這些人也“清談”起來，文風里就被摻雜了異味，“清雅之談”也就成了“空口白話、光說不練”。

有些人根據(jù)這些表象對“魏晉風骨“與“清談”有了厚此薄彼之意，這本身就是一種無知曲解了。

當清談蔚為風氣，自然也混入了不務(wù)實的嘩眾取寵者

魏晉時代的清談多表現(xiàn)在言語之間，其中又分對談、群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的辯論。有些人文思敏銳但口才欠佳、有些人內(nèi)里淺薄但徒有口舌之能，當各色人等匯聚一起時，這清談之風就變得熱鬧了起來。

清談?wù)咧型瑯硬环W眾取寵者

與其中的”熱鬧“相對比，有時候”少談“甚至”不談“反會鑄成了自己的鮮明個性，更容易在清談中脫穎而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瞻就曾與當朝太尉王戎清談，太尉問：“你覺得老子和莊子有什么異同呢？”，今天可能有人會開玩笑說“老裝(莊)孫子”，實際上當時阮瞻的回答更為簡短，僅“將無同“三字而已。

太尉聽慣了熱鬧紛揚的辯論，竟對模棱兩可的這三個字大加贊賞，隨之給阮瞻封了官。

一邊是沸沸揚揚的熱鬧辯駁，一邊是惜字如金的“玄語”，相比之下，顯然是阮瞻們更顯個性、更為為引人注目。

于是不少人就相繼效仿、紛紛故作玄虛之語，有時候當權(quán)的提問者并非太尉王戎這樣的角色、但又不愿顯得自己淺薄，于是不少嘩眾取寵者竟得以借此混入了朝堂，成了清談之風里的“攪屎棍”。

先秦可以百家爭鳴，魏晉自然也可以清談?wù)撌?/h2>

寄情山水的魏晉清談

與先秦的“百家爭鳴”相比，魏晉清談完全不涉及家國政治，為純粹寄情山水的世情與文風思辨。士人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學識領(lǐng)域各抒己見，直到將對方“辯倒”(或吐血三幾兩)為止----周星馳電影里的“罵戰(zhàn)”恐怕也不外乎如是了吧。

實際上，這樣的清談是有其必然歷史背景的，并非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放縱怪誕、夸夸其談”時代的產(chǎn)物。東漢末年，由于門閥士族的壯大發(fā)展，這些士大夫們具有了自己獨立的經(jīng)濟來源(莊園經(jīng)濟)、也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思想，不再受著兩漢以來的儒禮束縛。

這樣的思想分歧最終引致了士族官僚集團與皇權(quán)禮教思想之間的激烈沖突，“黨錮之禍、董卓之亂”正是這文化沖突下演變出的政治動蕩。

魏晉以來，人們開始反思：禮法到底是用于規(guī)范社會、調(diào)整人際關(guān)系的體系還是一種鎮(zhèn)壓異己的工具？這樣的反思顯然并非都是“夸夸其談”，唐宋以來奔放的文風及更為不羈的思想誕生，正是魏晉清談后的一種結(jié)果。

從唐宋時期鼎盛的文化思想上看，魏晉時期的“清談”其實是堪比歐洲“文藝復(fù)興”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文化革命”來理解，但不能因期間劇烈的思想碰撞和大量的夸夸其談就否定其歷史意義。

清談無關(guān)政治，誤國實為派系攻擊的歷史之殤

經(jīng)過“黨錮之禍、董卓之亂”后，魏晉時期的名流士族相遇都不會談國事、什么“強兵裕民”等在當時均成了俗不可耐之談，老莊、周易等思想才是絕對的主流。

老莊、周易的“無為”為當時游學思想的主流

由于其無關(guān)政治的純文化特性，魏晉后期政治孱弱的帽子自然就扣到了這些文人頭上了，許多人竟忽略了“不存在完全脫離政治的文化”這個道理，任何類型的文化，歸根結(jié)底還是為政治服務(wù)的。

說這樣的曲解為一種“歷史之殤”，正是因為后世將一種比肩“百家爭鳴、文藝復(fù)興”的文化盛事給抹殺了，可有人會去追究當中的“攪屎棍”之責？

世人皆知，“三國歸晉”后，那時期的我國本應(yīng)也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歷史時代，也許是兩晉政治上的孱弱加上“五胡亂華”的不堪回首，人們在隋唐的盛況面前，心理上就自然找到了“清談?wù)`國”這樣的大帽子。

無關(guān)國事的清談實際上針對的就是國計民生

清談雖不談國事，但它本是為了解決國計民生問題而開展的學術(shù)討論，屬于有的放矢的范疇，那么它的“誤國”之說是從何而來呢？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可謂道出了其中真相：“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何晏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忠于曹魏、曾幫曹爽打壓過司馬氏、在“高平陵事變”中拒不配合司馬懿，最后招致了滅門之禍。很顯然，“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完全就是司馬氏的一家之言了，純粹派系紛爭的惡果而已。

司馬氏為了掩飾自己政治上的孱弱、利用清談隊伍中嘩眾取寵的“攪屎棍”們大唱反調(diào)，而且他們才是控制史官的一方，“清談?wù)`國”最后就成了司馬氏掩飾自己政治無能的擋箭牌了！

魏晉名士璀璨，誤國之鍋他們該不該背？

魏晉名士中，除了“竹林七賢”外，還有阮籍、王導(dǎo)和謝安等人，他們都是著名的愛國賢人志士、也是當時崇尚清談的名士。

后人了解到“清談?wù)`國”多是基于《三國志》這樣的史料，《三國志》是啥來頭？那是典型的官方國史，當然代表的當然就是司馬氏的態(tài)度。

《三國志》成書于西晉建立后，里面對何晏這樣的名士自然不敢存有褒獎態(tài)度，對“清談”也是頗具微詞，但到了唐代的《晉書》(房玄齡等人修撰)，“誤國”之言就被刻意遮蔽了。

唐代文化一直以承自“魏晉風骨”為榮，房玄齡等人自然也不會拿著放大鏡去“放大”清談之弊，倒是給了它應(yīng)有的歷史評價；可惜由于《三國志》影響太大，“清談?wù)`國”最終還是成了大多數(shù)人的認識，真實的歷史就由此終被曲解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