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一般都不太愿意碰再審的案件，我也一樣，直到A先生給我發(fā)來一份落款在1990年的刑事判決書。

時間回到30年前，1989年的A先生，大學剛畢業(yè)，分配到某小學任教，因表現(xiàn)優(yōu)異，很快被學校重用。然而，一樁離奇的盜竊案，不可逆轉地改變了A先生此后30年的人生軌跡。

1990年某日晚18時許，與A先生同宿舍的學校出納，辦公桌抽屜被撬，丟失現(xiàn)金五千余元。同宿舍的A先生成為懷疑對象，未經(jīng)世事的A先生很快在逼供、誘供、指供三板斧下，“配合”偵查機關完成了一系列證據(jù)鏈，并被判處五年零六個月刑罰。

當我見到從福建遠道而來的A先生時，仍然驚訝于他的精神狀態(tài)，思維敏捷、表達清晰，甚至對于30年前的偵查、庭審情況，仍能事無巨細回憶起來。

時間能放大極多東西，努力、懶惰，熱愛、憎恨，價值、虛無，所有眼前的卑微，在三十年這個尺度上，都會得到無與倫比的放大。

我不知道是什么讓A先生在經(jīng)過三十年的時光后，仍然清晰地記起所有這些細節(jié)，但在那一刻，我選擇相信他的無辜。

經(jīng)當事人同意，將咨詢情況整理成稿并發(fā)布如下：

A先生：

結合刑事判決書及當面溝通情況，形成申訴工作指引如下，該申訴指引僅基于目前所掌握情況，供參考。

一、在案證據(jù)體系內(nèi)在邏輯

刑事案件定案要求證據(jù)間形成閉合鎖鏈，達到確實、充分的地步，足以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對于本案，在案卷宗中至少有以下證據(jù)：

一是申訴人的有罪供述，系直接證據(jù)，至少直接證明了包括案發(fā)時間、行為經(jīng)過、贓款處置等情況；

二是物證，即作案工具螺絲刀及相關贓款，系間接證據(jù)，證明作案行為確實存在；

三是證人Ｂ、C等人證言，系直接證據(jù)，證明收到寄存、外借贓款的情況；

四是現(xiàn)場勘驗筆錄、物證提取筆錄等，系間接證據(jù)，證明案發(fā)現(xiàn)場情況；

五是其他低關聯(lián)性證人證言，如同校老師等，證明作案動機、作案前后異常舉動等，為補強性證據(jù)。

二、在案證據(jù)內(nèi)部所存在矛盾

一是申訴人供述系違心供述，該供述是誘供、逼供 、指供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時間上，對申訴人的供述從前一日下午一直持續(xù)至次日凌晨；從手段上，采取了逼申訴人跪著供述，并進行了暴力毆打；從方式上，誘騙申訴人進行有罪供述并退贓就沒事了；

二是物證螺絲刀等來源不明，提取手段不合法，且未對其上指紋進行提取，與本案關聯(lián)性無法得到確認。該物證是典型的“先供后證”，且該螺絲刀系遭受刑訊逼供后申訴人編造出來的“物證”。申訴人最開始供述該螺絲刀于作案后藏匿于申訴人床下，偵查機關搜查未獲取后，再次進行訊問，申訴人不得已供述將螺絲刀拋到大海中。但即便是這樣，偵查機關仍然不知道從什么地方獲取了一個所謂作案工具的“螺絲刀”，并在未對螺絲刀上指紋進行提取的情況下作為定案依據(jù)；

三是關鍵證人存在虛假證述，本案中所起獲的贓款根本不存在。申訴人與二證人間本就存在經(jīng)濟往來，證人C曾向申訴人借款，證人Ｂ與申訴人在外合伙經(jīng)營有生意。申訴人違心供述將贓款寄存、借予該二人，是考慮到該二人有還款能力及還款意愿，但這完全不是客觀事實，申訴人也從未將所謂贓款寄存、借予該二人；

對勘驗筆錄、物證提取筆錄、其他低關聯(lián)性證人證言，因未見到卷宗，暫不發(fā)表意見。

三、申請再審的主要突破口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瑕疵及背后深層次原因，但該案證據(jù)體系確已基本建立，尤其在現(xiàn)階段難以閱取卷宗的情況下，難以針對在案證據(jù)本身開展申訴工作。

新證據(jù)永遠是啟動再審程序最有力的武器，對于本案而言，證人Ｂ、C所出具的證言均系虛假證述，與客觀情況不符。該二人雖然在案發(fā)時或出于好意為申訴人退還錢款，但另一方面，卻也直接坐實了申訴人有罪。

尤其是證人Ｂ，其在案發(fā)前即與申訴人合伙做生意，這方面情況多人均能夠出面作證，其于案發(fā)后至申訴人被采取強制措施之間，有無從申訴人處收取現(xiàn)金，是影響本案定性，對本案證據(jù)體系能夠形成根本性沖擊的關鍵點。

如果證人Ｂ在該時間段內(nèi)根本未從申訴人處收取現(xiàn)金，則無論其出于何種目的為申訴人退還所謂“贓款”，其所退還錢款也根本不可能被認定為本案“贓款”。

證人C亦同理。

如果該二證人愿意出面對當時情況進行澄清，客觀還原真相，則本案的所謂“贓款”就根本不存在，本案的證據(jù)體系就會遭受根本性的沖擊，生效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也存在根本性錯誤。

因此，建議申訴人嘗試與該二證人取得聯(lián)系，爭取該二證人配合，澄清事實，還原真相。

四、提取證據(jù)的注意事項

一是要避免取證風險。在與該二證人接洽過程中，特別注意不要干擾其回憶過程，要讓其自主回憶、自主書寫、自愿作證；

二是要注意取證策略。由于時間過于久遠，該二證人可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取證策略上，可以先要求對方出具直接澄清材料，如對方顧慮較多，可以采取發(fā)起民事訴訟，以達到固定基本事實的目的；

三是要注意以情服人。申訴人在畢業(yè)不久即遭受不白之冤，并因此而導致后續(xù)29年內(nèi)的人生軌跡發(fā)生根本改變。該二證人均系申訴人校友、同事，要注重解開與其間的心理芥蒂，爭取其主動配合；

四是要樹立恒心信心。申訴人遭受不白之冤，并導致整個人生軌跡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令人唏噓。但也需要看到，90年代初期的司法環(huán)境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當日當時的證據(jù)要求、取證手段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是一種時代性的局限。近30年時間跨度下，相關證人也可能會存在記憶模糊等問題。本案在推進過程中，必定還會遇到各種各樣不可預知的苦難和阻力，對此，申訴人要樹立恒心信心，堅持以法律和證據(jù)為出發(fā)點，合法推進申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