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們已在大力提倡寫作韓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風較前代起了很大變化。所謂的“唐宋八大家”，北宋一代就占了六名。改駢為散，對于學術(shù)文化的傳播有很大便利。為了配合音樂，便于歌唱，由五七言詩衍化而成的長短句，即詞，在宋代也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元明清諸代之所不能企及。

（2）史學

宋代史學的發(fā)展所達到的水平，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nèi)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書當中，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實錄、會要、國史等類別的書，所記錄的都可稱為原始資料，盡管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弄虛作假的東西。我認為，宋代史學的發(fā)展，主要的不是體現(xiàn)在官修史書種類之多，而是體現(xiàn)在私家著述的質(zhì)量及其所創(chuàng)立的體裁方面。且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例：

對于司馬光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似乎都難以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對他在史學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卻應予以充分肯定。司馬遷自述其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時雖不曾標舉出這樣的宗旨，而實際上卻也體現(xiàn)了這樣的宗旨。他在編寫《資治通鑒》時，首先把有關(guān)資料編寫為“長編”，最后則又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異記載收入另冊，名曰《通考異》，與《資治通鑒》并行。

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從此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體裁。于正書之外再有《考異》，就可以使后來的研究者有“遞相稽審，質(zhì)驗異同”的余地了。南宋史學家李燾的《續(xù)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諸書，于每條記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臚列各種異說異文，雖沒有輯成專書，稱作“考異”，與本書并行。實際上卻完全是沿用《通鑒考異》的做法?？梢娝抉R光新開辟的這條修史蹊徑，對于后代的史學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影響。

李燾遵循司馬光編寫“長編”時那一“寧失之繁，勿失之略”的原則，和臚列異說以便讀者參考抉擇的辦法，所以，他雖然是一個“恥讀王氏（王安石）書”的人，而在他的《續(xù)通鑒長編》記宋神宗朝的史事當中，卻大量引用了王安石的《熙寧奏對日錄》，有的寫入正文，有的附入注文之內(nèi)。在這部“日錄”久已亡佚的情況下，我們正可借此深入了解有關(guān)變法的一些議論和周折。

另如關(guān)于宋太祖太宗兄終弟及時“斧聲燭影”事件，李燾寫在正文中的文字并不太多，而注文中所附錄的各種記載卻是“連篇累牘”，又復不加辨析，以至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考據(jù)未明”，便成“千古疑竇”，其實李燾對于此事一定是不敢直書其所見（看來他是認為太祖乃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錄眾說，使之迷離惝恍，啟讀者之疑竇的。這也正好體現(xiàn)了“考異”的一種妙用。而“考異”又是前代任何史學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種官修史書中所都沒有的。

著重于當代史的記述，是中國史學家們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司馬遷《史記》的最精彩部分即在于秦與西漢前期的一些敘事；陳壽的《三國志》也可算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最精彩之處，則是唐至五代十國部分。

然而唐和五代還只算是司馬光的近代史，依照司馬光的設(shè)想，原是打算在寫完《資治通鑒》之后再著手寫一部《資治通鑒后記》，即專寫北宋建國后的歷史，也就是司馬光的當代史。他早已開始了積累資料的工作，可惜他的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xiàn)。而李燾的《續(xù)通鑒長編》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及許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卻都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了?？梢娭禺敶返倪@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在兩宋的史學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發(fā)揚。

（3）哲學思想

北宋的思想家，對于從漢到唐的儒生拘守其各家的師法，并局限于章句訓詁之學的學風，大都深致不滿，都要對儒家經(jīng)典所蘊涵的義理進行闡發(fā)，遂形成了一種與漢學對立的所謂宋學。過去，人們大都把宋學與理學等同起來，這是很不恰當?shù)?。理學（即《宋史》所稱“道學”）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才形成的一個學派，一直到11世紀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學術(shù)界是不存在理學這一學派的。

著重于闡發(fā)儒家經(jīng)典義理的宋學，也可以稱作新儒學。事實上，它是儒家學者與佛家學者和道家學者在長時期的互相排斥、互相斗爭、互相滲透、互相吸取之后的一個產(chǎn)物。黃老學派，以及由這一學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國的產(chǎn)物，久已與儒家學派在發(fā)生著既排斥又交流的關(guān)系，不只宋代為然。

北宋的學者們，全都是以“致廣大，盡精微”為其治學宗旨的。唯其要致廣大，故都有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唯其要盡精微，故都要把儒家學說的義理進行深入的探索。

宋朝南遷后，理學的流派已經(jīng)形成，又有朱熹、陸九淵等大師出現(xiàn)，這一學派在學術(shù)界和思想界的聲勢和影響都很大，但并不能說它已居于支配地位。例如與朱熹、陸九淵同時的著名學者林栗、程迥、程大昌，以及浙東的呂祖謙、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就都不能列入理學家中，而是只能稱作“宋學家”。其專以史學家著稱的李燾、李心傳、彭百川、王賞、王稱等人，自然更都不能稱為理學家了。

總之，宋代新儒學（包括理學而不應太突出理學）的發(fā)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nèi)，也可說是空前絕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