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舊唐書·職官志》載，唐人入仕的途徑主要是流外入流、門資入仕與科舉考試。其中以流外入流而入仕者為人所輕且很難升遷，而以門資入仕僅限于高門子弟，因此科舉便成為中下層地主階級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唐代科舉考試不斷發(fā)展，除了錄取規(guī)模擴大和錄取人數(shù)增多外，還打破傳統(tǒng)士庶觀念，對錄取人員的出身限制有所放寬。不僅官宦、將校子弟，連寒門和商人子弟都有了入仕的機會。尤其到了晚唐，錄取孤寒出身的舉子已經(jīng)蔚然成風。在科舉考試的眾多科目中，唯明經(jīng)科和進士科最具影響力，而后者最終完全超過前者，成為聞達之顯途。唐朝人把進士及第喻為登龍門，及第成為其引以為榮的資本。即使是高宗、武后朝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也不能免俗，自稱以不由進士擢第為平生三大恨之一，反映了進士科在唐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要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唐中葉以后，進士更是成為高級官員尤其是宰相的主要來源。吳宗國先生在《唐代科舉制度研究》一書中統(tǒng)計，從憲宗至懿宗7朝中，共計有宰相133人，其中進士出身者104人，占78%，在敬宗朝甚至占到100%。這足以說明文人進士層在高官中的絕對優(yōu)勢，出現(xiàn)了所謂“方今俊秀、皆舉進士”的社會現(xiàn)象。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在于：唐代物質(zhì)豐富，社會穩(wěn)定，人們普遍把注意力轉(zhuǎn)入到精神生活層面，應(yīng)舉入仕成為廣大文人的價值取向和畢生追求。因此經(jīng)年累月的勤奮苦讀，為日后入仕任職，培養(yǎng)了良好的綜合素質(zhì)。其次，整個社會尚文之風日盛，形成了以詞科取士的趨勢并最終定型，大大促長了文人應(yīng)舉的熱情，進而形成了龐大的進士群體。而社會認可進士出身者貴于其他諸科的輿論導(dǎo)向，也為其升遷奠定了社會基礎(chǔ)。再次，一些統(tǒng)治者對進士出身文人的偏愛，也增加了其升遷的機遇。

　　然而，從諸如唐代詩詞、傳奇小說、野史雜記等現(xiàn)存資料來看，這些可謂國家棟梁、社會驕子的進士文人，卻普遍具有狎妓的習慣。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也曾說：“唐代新興之進士詞科階級異于山東之禮法舊門者，尤在其放浪不羈之風習。”

    唐代長安的娼妓多集中居住于平康坊，那兒也就成為進士們向往的地方。這種情況至少在玄宗時即已如此。《開元天寶遺事》記載說：“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奔伺c文人交往之事有詩為證。如李白在《出妓金陵子呈盧六》中說：“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云雨人?！痹娙舜蠓教谷坏乇磉_了對謝安石攜妓的認同甚至還帶有對自己狎妓的夸耀成分。更有甚者如《開元天寶遺事》所載：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飲等十數(shù)輩人，每年春天選妖妓三五人，指定名園曲沼，旁若無人的去掉巾帽，“藉草裸形”、“叫笑歡呼”，并自謂之“顛飲”，不拘禮節(jié)的程度幾近放浪。

　　當然文人狎妓，除了夸耀、玩樂的成分外，也不乏感人至深的例子，最動人者莫過于《太平廣記》中所記的歐陽詹之情事。歐陽詹，于貞元年登進士第。關(guān)試完畢后，往太原游玩時結(jié)識一位官妓，兩情相悅，情投意合。在他將回京時，與之發(fā)誓說：“至都當相迎耳?！焙髞磉@女子因相思而病入膏肓，臨死前，割下頭發(fā)，放入匣中，對其妹說：“吾其死矣，茍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信?！辈⒘粝逻z詩曰：“自從別后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云髻樣，為奴開取鏤金箱?！钡葰W陽詹派的人來時，其妹如實相告。使者拿著遺物直接回到京城，稟明一切?！罢补屎喼忠娖湓姡粦Q而卒。”這段故事中，歐陽詹“一慟而卒”的形象感人肺腑，而樂籍女子“半是思郎半恨郎”之語更是清新可人，足見文士與妓女之間也并非全是肉體買賣關(guān)系，精神的依托和感情的傾注也是可能，也可見唐代進士及第后四處冶游、結(jié)識妓女為稀松平常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人狎妓不是特別的個人行為，而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和風氣，這就需要更深層的探究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

　　其一，文人們狎妓的風氣反映出，唐代開放的政治環(huán)境帶來了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開放，從而呈現(xiàn)出全面開放的社會風氣，在這股開放之風的引導(dǎo)下，文人們不再是埋頭于四書五經(jīng)、故紙堆中的書呆子，而變成流連于風月場所、能詩善賦的風騷客。另外，唐代婦女貞節(jié)觀念的淡薄更成為這種現(xiàn)象的催化劑。

　　其二，在唐代，除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畜養(yǎng)家妓之現(xiàn)象仍然存在以外，官妓的發(fā)展達到頂峰?！段墨I通考·樂》中說，唐代妓樂均有樂籍，一入樂籍，則成為國家娼妓或曰官妓。其中宮妓的籍貫在開元二年以前屬于太常，以后則屬于教坊,另有營妓和地方官妓。妓女可以流動，但是身份特殊。國家設(shè)立專門機構(gòu)訓(xùn)練、培養(yǎng)和管理娼妓，從側(cè)面反映出政府對妓業(yè)的默許甚至是大力提倡。這一點從唐代新科進士放榜完畢后所舉行的以曲江亭宴為主體的曲江游賞，可以略窺一二。曲江游賞，自中宗以后，至玄宗時大盛。按畢沅《關(guān)中勝跡圖志》卷六所引《春明退朝錄》文可見當時盛況：“開元時造紫云樓于江邊，至期上率宮嬪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妾妓以往，倡優(yōu)緇黃，無不畢集。”又有《唐摭言》卷三《散序》中說：“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歌坊，請奏上御紫云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敕下后，人（進士）置被袋，例以圍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間宿，到處皆攜酒器行?！浔淮鼱钤ㄟM士第一人）錄事（妓女）同。檢點會缺一則罰金?！睆囊陨厦枋隹矗瑢τ卺蚣?，不論進士文人、政界名流，甚至皇帝，都已是習慣成自然，攜妓宴游也已成為進士及第后的固定活動。其中，狀元郎與妓女一同充當宴會檢查官的角色，皇帝、大臣、文士、妓女于滿園春色中集聚一堂飲酒作樂，實非其他朝代可比。

    其三，從文人自身來看，一方面，唐朝人的士族觀念雖已遠沒有魏晉南北朝時強烈，但一些舊士族的勢力仍不可小視，而唐朝文人大都屬于新進的進士階層，是中小地主階級的代表，站在舊士族的對立面。因此狎妓是他們對舊士族與守舊勢力的歧視和士庶之爭的蔑視與反抗的表達方式。此外，由于他們出身于中下層地主階級家庭，與士族出身者不同，家族傳統(tǒng)和封建禮法對其影響微弱，也是導(dǎo)致產(chǎn)生這種風習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唐朝是一個性張揚的時代，文人們對前途充滿信心，性格外向張揚、樂觀開朗，因而在感情生活上，不大顧忌社會倫理道德規(guī)范，以狎妓為榮，以風流自許。杜牧以“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而感到自豪；而隴西李益進士及第后，“每自矜風調(diào)，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與妓女霍小玉成就一段情緣。顯然，追求風流，已然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是文人顯示個人才學、魅力和風度的一種手段，并進而融入文人個性之中，成為其性格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另外，為了應(yīng)舉，廣大文人背井離鄉(xiāng)，不遠萬里來到京城，有的還因為考試時間的原因長期滯留在京，因而通過狎妓來暫且慰藉身在異地孤獨的苦悶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四，唐朝娼妓，本身普遍文化素養(yǎng)較高，尤其在文學和音樂方面。孫棨在他的《北里志序》中這樣說道：“……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詩者。”其中以成都官妓薛濤最為有名。元稹于元和四年出使四川，因久慕薛濤芳名，曾專往成都拜訪。穆宗長慶初，薛濤聽到元稹被召入翰林的消息后，竟做了百余小幅松花箋，并題詩給他。元稹《離體詩》回贈有云：“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回紅箋寫自隨?！贝恕凹t箋”即一直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薛濤箋”。薛濤擅寫絕句和律詩，今存《洪度集》1卷。她的《送友人》詩云：“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guān)塞長。”試想，這些經(jīng)政府專門機構(gòu)選拔和培養(yǎng)的才貌出眾的女子，怎會得不到文人的青睞。因此文人和妓女于酒肉觥籌之間吟詩作賦、一唱一和也便成為了人間佳話。

　　總體而言，唐代科舉制度下文人的這種普遍狎妓風氣形成，其原因可從多方面考慮，不可簡單看待，與明末文人狎妓不可同日而語。明末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國家孱弱,邊境不寧，政治腐敗，導(dǎo)致社會黑暗,民不聊生，而長期以來國家用于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也走到消極一面。在這種時代背景和社會環(huán)境下,文人們空有才學卻無法象唐代文人一樣入仕作官,他們報國無門,滿腔憤懣無法宣泄。于是消極處世,買醉青樓,縱情聲色，無法自拔。另外,明末官妓業(yè)發(fā)達,獲罪大臣的子女都罰沒入教坊，頗高的綜合文化素質(zhì)導(dǎo)致名妓輩出，色藝雙全、慷慨愛國者如柳如是、李香君等也不罕見。她們感嘆身世、哀傷國運而付之于詩文，未免與文人有同病相憐之感。這也是二者結(jié)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梢娡俏娜酸蚣耍瑓s表現(xiàn)了不同的社會風貌與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