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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瓦昌屋基 http://www. 劉震云的小說有趣、有意思，這是很多讀者的評價，但劉震云的寫作顯然不是簡單奔著讀者的認可去的。劉震云認為，在文學上，不管是作者還是讀者，在很多常識的問題上，確實需要糾正，對于幻想、想象力的認識，人們有時候會發(fā)生非常大的偏差，好像寫現(xiàn)實生活的就很現(xiàn)實，寫穿越的和幻想的題材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實不是這樣的。有很多寫幻想的、寫穿越的人特別現(xiàn)實。什么現(xiàn)實？就是思想和認識、對于生活的態(tài)度特別現(xiàn)實。也可能他寫的是現(xiàn)實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現(xiàn)實的角落和現(xiàn)實的細節(jié)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作為新寫實小說的名篇為讀者熟知，但劉震云卻說，《一地雞毛》是最不現(xiàn)實的，可能情節(jié)和細節(jié)是現(xiàn)實的，但是里面的認識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認識是不同的，現(xiàn)實中的人認為八國首腦會議是重要的，但小林認為他家的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得多，劉震云說，這是一種偏差的思想。 劉震云還談到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一個國家靠什么活著呢？趣味性。他認為，一個國家里面應該每個人都活得有趣，活得有意思；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鼓勵每個人找到自己合適的空間和覺得有意思的事情，不應該去扼殺人生的趣味性。他舉例說，一個小孩子抬起頭，指著天上一朵云彩說：“是狗。”他媽媽馬上糾正他：“狗怎么可能在天上，是云。”這其實就是在抹殺一個人的想象力和人生的趣味性。有意思的生活才是最有價值的生活，其他的評判標準都是假的。一個民族要有趣，才能延續(xù)下去。劉震云說，判斷一個作家是不是好作家的標準其實也很簡單，兩條：第一是他的書有沒有趣，第二是他的人有沒有趣。他不相信一本讀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書可以被稱為“好書”。同樣，他也堅信一個好作家不應該是個枯燥的人，好作家得有意思，得有能力在人生里發(fā)現(xiàn)些真正的、別人沒發(fā)現(xiàn)的、跟大多數(shù)人不同的趣味。 劉震云的小說一直在解決中國人說話的問題，甚至是“一句頂一萬句”，這“一句”究竟是什么話？劉震云說，是實話。尋找人說話是我們每天每時每刻都在做的事。我們的生活在說廢話，有用的話到底有多少，知心的話到底有多少，有見識的話有多少？他告訴記者，孔圣人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有講究的，這句話證明的是人有多么孤單。劉震云認為，所有的作品都在探討說話，這起碼是文學的母題之一，但是對他而言，寫作最大的吸引力，是人為什么由說話者變成傾聽者，比如“我突然對一個事特別傷感，我想探討清楚，找誰去呢？我找張煒嗎？他在山東呢。我找莫言的話，大哥老是訓我，有時候發(fā)怵。凌晨找他們，大家都睡覺了，有時候生活中的朋友都很忙。我覺得作為傾聽者非常幸運，這是我寫作獲得的樂趣之一”。 劉震云坦言，自己的語言就是實話。實話是最深刻、也是最幽默的。“舉個例子，老百姓常說，這個人腦子轉得快，精明，給他身上粘上毛就是一只猴兒——這句話為什么好笑，因為它是實話，就是那么回事兒，因為真實，所以就貼切了。這就是實話的力量。” 《紅樓夢》里有個片段特別好，就是一個家常的細節(jié)——元春過年回賈府去省親，一切都得按照皇室的禮儀來，她的奶奶、父母長輩都得給她磕頭。好不容易禮數(shù)都完了，她跟賈母王夫人說：“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一句很簡單的實話，對不對？可是在那個情景和氛圍下面，就有力量；然后元春見到了寶玉，第一句話就是：“比先竟長了好些……”就是說這孩子長這么大了，也好看了。這就是曹雪芹高明的地方，那么大的排場下面插進來這兩句點睛的、家常的實話——這就是實話的力量。其實有太多人把語言等同于華麗的外衣，這是錯的，語言的敘述前進的過程應該是一個逐步扔掉所有形容詞的過程。劉震云一直都相信，最好的語言就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語言，它只需要講出來那個最簡單和樸素的真實，就夠了。 劉震云的作品結出了一個活色生香的中國人倫人情網(wǎng)，充滿了俗世生活的煙火氣，卻又無時無刻不在試圖撕破這張網(wǎng)?！兑痪漤斠蝗f句》是中國世態(tài)百相的工筆，也是寫意，它的價值和意義不僅是工筆，更是寫意之中的蘊含之意。對此，劉震云說：“中國的確是個‘人情社會’。人情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在西方，歐洲和北美，人和人之間相處，背后都有個原則?？墒窃谥袊皇沁@樣的，作用于人和人之后的東西，是模糊又含混的感情。人情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主觀的，這個社會每個人都那么主觀。一個人太容易在事實面前，放棄一切的真理、原則、對錯，而選擇感情。人情是產生‘腐敗’的基礎，人情會使‘腐敗’變成一件愉快的事情。‘腐敗’當然是件壞事，但是這個過程伴隨著很多的愉快和人情。我1989年寫的那篇《官場》，寫的是‘腐敗’這件事情背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我在寫‘腐敗’”后面的那種感動。這就是我的小說所寫的真實。” 《一句頂一萬句》的寫作過程使劉震云認識到，作者說什么其實是不重要的，書里的人物要說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當我由一個寫作者變成一個傾聽者的時候，我的寫作獲得了更大的自由。這個看上去復雜的世界正是因為有太多的人使用太多紛繁的概念和說法把它復雜化了，每個人主觀去看待世界的時候都在把它復雜化，但是客觀的真實總是存在的吧？真、善、美都是客觀存在的。我所有的寫作都是想說一件事：我們在基本概念里其實可以活得很好。有一句很妙的實話：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們的世界就是被‘黃鼠狼’們搞復雜的，他們用各種各樣的‘主義’和‘理論’把原本簡單的概念弄得讓人眼花繚亂，為什么？為了尋求對我們的統(tǒng)治。但我們也同樣能看到，有很多的‘雞’也爭先恐后地去給黃鼠狼拜年，配合著他們把這個世界搞得更復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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