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書壇上具有強烈個人面目的書家雖有一大批，但通過文字著述而記錄下自己的藝術(shù)主張者卻為數(shù)甚少，其中以王鐸、傅山最有代表性。傅山是清初最著名的遺民之一，與王鐸不同，他對清朝政權(quán)表示出明確的不合作態(tài)度。也許正縣由于汶種特殊的社會身份，使得其書法不論是在作品面目上還是在書學觀點上，都比王鐸更為極端和徹底地表現(xiàn)出離經(jīng)叛道和追求人格骨氣的特征。

傅山書學觀點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對人格的重視，在其有關(guān)書法的言論中，人格始終是書藝高下的決定因素，而其他技巧方面的因素則都在其次。自己年輕時臨習晉、唐楷法不能略肖，而對趙子昂、董其昌則一學便幾欲亂真的經(jīng)歷，并以“學正人君子只覺觚棱難近，降而與匪人游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的道理來解釋其原因。在對人格的評價方面，傅山最鄙視的是奴態(tài)和賤態(tài)。他認為書雖小技，然而字里行間體現(xiàn)出來的，亦是作者人格骨氣的高下。

這種觀點還典型地體現(xiàn)在他對趙子昂的態(tài)度上。對于趙子昂的書法，傅山雖然承認其“潤秀圓轉(zhuǎn)，尚屬正脈”，“未可厚非”，但終因“熟媚綽約，自是賤態(tài)”,“薄其人遂惡其書”。他在學書過程中棄趙而就顏亦是出于對顏真卿為人品行的景仰，曾有詩句說:“作字如作人，亦惡帶奴貌。試看魯公書,心畫孤自做?！贝送猓谡撌鰰ǖ膭?chuàng)作要訣時，屢屢將“正”作為首要原則，如謂“寫字之妙亦不過一正”，“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抽。正極奇生,歸于大巧若抽已矣'。這里所說的“正”，也帶有濃厚的人格倫理色彩。
傅山書論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對“古”的崇尚和追求。出于對古代仁人志土的景仰和欽佩，博山在書法上也十分強調(diào)古意，并且他心目中的古已不僅僅局限于帖學書家奉為膜拜對象的魏晉風格，而是更前于此的古籀篆隸。傅山不僅能寫篆、隸書體，而且喜歡研究金石碑刻，與當時一批擅長金石學的學者都有交往，晚年經(jīng)常在一起切磋。因此，寫楷書應(yīng)從篆、隸而來的觀點從他口中說出,便更有權(quán)威性和說服力，自然不同于一般帖學書家的泛泛而談。在傅山的論書文字中，古意又往往表現(xiàn)為對樸拙和天然這兩種審美原則的強調(diào)和闡述，而天然似乎更是傅山理解中書法藝術(shù)的至高境界。

作為拒絕與當朝統(tǒng)治者合作的遺民，傅山經(jīng)歷了國家滅亡、俯首異族的痛苦并曾因反對清朝而被捕人獄。在這種條件下,其性格中倔強、孤傲和極端的一面自然會受到刺激而有所表現(xiàn)。在書學觀點上，其重視人格、崇尚古樸、追求天然等特點結(jié)合在一起，便構(gòu)成了他對書法的核心主張。

他的“四寧四毋”不僅是其發(fā)自內(nèi)心的個性要求，同時也是針對當時盛行的帖學書風，特別是針對趙、董書風的流行而提出的反向追求原則。相比之下,傅山的“四寧四毋”雖然不像同時書家王鐸的《文丹》那樣激烈放縱，但對于書法藝術(shù)來說，在“四寧四毋”的確比王鐸的論書題跋顯得更加實在可行和具體明確，盡管在敢于打破傳統(tǒng)和突出自我性情上二人具有共同的追求。他提出的“四寧四毋”原則中，“拙、丑、支離、直率”是他從古籀篆、隸碑刻中總結(jié)提煉出來的特點，而“巧、媚、輕滑、安排”則正是帖學書派的弊病所在。傅山欲以篆隸碑刻的“拙、丑、支離、直率”去矯正帖學末流的“巧、媚輕滑、安排”,其書學思想在當時即引起楊賓陳奕禧陳玢等南方帖派書家的注意和肯定。

在傅山的書論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之處，就是他對篆隸碑版的重視和論述。傅山不僅能寫篆、隸書體，而且是當時熱衷于碑版搜集、研究的學術(shù)圈中的一員。因此，他對篆隸碑刻的熟悉程度以及對篆隸二體書法特點的把握和分析，都遠遠高于同時代的帖學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