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連“君子也要言利”的時代，我們十有不會同意孟老夫子關于“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的看法，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的世界豈不成了“盜跖”滿街走了嗎？“君子”不也都成了強盜了嗎？

    但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倒的確是我們應該捫心自問一番的。雖然我們不同意“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的看法，但如果太看重利，在利害關系中不能自拔，“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又是不是有些迷失本性了呢？更何況，如果一味逐利，不擇一切手段，不惜鋌而走險，那倒很可能真正成為“跖之徒”也未可知呢？

    【原文】

    孟子曰：“楊子［1］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2］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3］執(zhí)中。執(zhí)中為近之。執(zhí)中無權，猶執(zhí)一也。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br>
    【注釋】

    ［1］楊子：名朱，魏國人，戰(zhàn)國初期的哲學家。楊子的學說重視個人利益，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但也反對侵奪別人。

    ［2］墨子：名翟，原為宋國人，后來長期居住在魯國。墨子是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

    ［3］子莫：戰(zhàn)國時的魯國人。

    【譯文】

    孟子說：“楊朱主張以自我為中心，即使拔下他的一根毫毛就能讓全天下得到好處，他也不肯。墨子主張兼愛，即便讓他從頭到腳都落得傷痕累累但能讓全天下得到好處，他也愿意。子莫的主張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執(zhí)中主義，這就接近于正確了。但是，如果只知道執(zhí)中而不知權變，那就和執(zhí)著于一點一樣了。我之所以反對執(zhí)著于一點，是因為它損害了真正的道，雖然抓住了一點，但卻拋棄了其他的很多東西?！?br>
    【闡釋】

    孟子在此提出了“所惡執(zhí)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指不變的成規(guī)。這是說在愛己與愛人問題上，楊墨各執(zhí)一端，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一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魯國的子莫講調和折衷的中道，雖接近正確，但不能通權達變，結果仍然偏于一點，“舉一而廢百”，反而破壞了“道”。“道”即后來儒家所說的“經(jīng)”，指根本法則。“權”指權衡，根據(jù)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對策。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為了說明這種“執(zhí)一”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是有害的，孟子還在《離婁上》舉“以手援嫂”之例說明。古禮規(guī)定，男女授受不親，但當嫂子失足落水時，就不能死寧規(guī)矩，必須及時用手將她救出，否則就與無人性的豺狼差不多。又在《萬章上》講，舜不告父母而娶妻是“大孝”，因為若告之父母，父母不同意，那就娶不成妻了；盡管未經(jīng)父母同意就娶妻不合禮制，但卻體現(xiàn)了人倫的大道理，因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些都是說，為人處世、看問題，應該通權達變，不墨守成規(guī)。從思維方式上講，孟子是很懂得辯證思維的，看到了“執(zhí)一”割裂了事物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與滲透轉化，懂得權變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這是很有價值的思想。表明孟子并非腐儒之輩可比，其思想及行動中的樸素辯證法是熠熠生輝的。這種“所惡執(zhí)一”的思維方式對后人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今天我們說的某人太“固執(zhí)”、某人太“偏激”等，其實也是“執(zhí)一”的表現(xiàn)，是應該厭惡并拋棄的思維方式。

    這是孟子對楊朱和墨翟學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評論，至今仍然是對楊、墨的權威性論斷。我們這里不是搞學術研究，所以對他關于楊、墨的評論不予深說，而是側重于他對子莫的看法。

    照理說符合儒學的中庸之道，應該受到大加贊揚。事實上，孟子也的確說了“執(zhí)中為近之”，應該是很不錯的。但“執(zhí)中無權，獨執(zhí)一也”。這就出了問題。這里的“權”是指“權變”，通權達變。也就是說，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堅持“執(zhí)中”，沒有變通，那就不是執(zhí)中，而是“執(zhí)一”了。而我們知道，中庸之道本來是“執(zhí)兩用中”的，既然只是“執(zhí)一”，當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并不符合儒學的主張。

    為什么“執(zhí)一”就有問題呢？因為它“舉一而廢百”，堅持一點反而廢棄了其余很多方面，具有片面性，其結果是“賊道”?！百\”在這里作動詞，指對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損害。

    回過頭來說到楊朱的為我，墨子的兼愛，在孟子看來，都是“執(zhí)一”之道，因此，“為其賊道也”，是孟子所反對的。

    可見，這一章從對楊、墨的評論出發(fā)，表達了孟子主張“執(zhí)中”而變通的思想主張。對我們來說，既有學術史的價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啟示。

    【原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1］易其介?！?br>
    【注釋】

    ［1］三公：周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三公是爵位中最尊貴的。

    【譯文】

    孟子說：“柳下惠不會因為自己位居三公而改變自己的操守?！?br>
    【闡釋】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的“介”有兩層含義，一是特立獨行，二是大志。這是論柳下惠和中有介，隨和而不同流合污的品質。據(jù)朱熹解釋：“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于三黜，是其介也?！本褪钦f，他自己掌權了，不阻擋賢人進升之路，自己被國君拋棄了，處于困窮之境也不感到悲傷；他為人耿直，以至于三次被罷黜，也不怨恨。這就是柳下惠的操守。所以他不以事污君為恥，也不以做小官為辱，即使位至三公，他也以貴為賤，而不改變自己的操守。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光明磊落，貴賤無所縈懷。一個人，如果心中無特立獨行之操守，是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的。

    【原文】

    孟子曰：“有為者辟［1］若掘井，掘井九軔［2］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br>
    【注釋】

    ［1］辟：同“譬”，好像、好比。

    ［2］九軔：韌是古代量詞單位，九軔相當于六七丈。

    【譯文】

    孟子說：“有大的作為的人就好像挖井，即使挖了六七丈深，只要沒有見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廢井?！?br>
    【闡釋】

    “為井九仞”的道理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是一樣的，說的都是功虧于最后一刻。其實，虧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虧了多少，只要是半途而廢，就都是失敗的。

    孔子曾經(jīng)說貴：“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簣，進，吾往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進退成敗都由自己，就看你怎么選擇了。

    其實，不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反對半途而廢，贊賞積極拼搏。

    【原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1］也?！?br>
    【注釋】

    ［1］篡：非法奪取。

    【譯文】

    公孫丑說道：“伊尹說：‘我不喜歡不按照義理做事的人?！谑?，他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地，百姓們因此非常高興。后來太甲改變了，變成了一個有賢德的人，伊尹又請他回來繼續(xù)當天子，百姓還是很高興。如果賢者做了臣屬，遇到他的國君不賢明，那么賢者是不是可以流放他的國君呢？”

    孟子回答道：“如果有伊尹那樣的意圖就可以流放國君，如果沒有伊尹那樣的意圖就是篡位犯上?！?br>
    【闡釋】

    從這一章的內容可以看出，孟子對于廢黜或者流放不義之君、誅殺殘忍暴君等行為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而且也總是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支持。

    孟子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原因有二，一是因為這些行為與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觀點一致，甚至是反映了這種觀點，二是因為孟子對伊尹的這種風范一向是持贊揚態(tài)度的。

    孟子民貴君輕的觀點體現(xiàn)了一定的民主性，是歷史的一大進步。然而，自從秦始皇建立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以后，皇權的絕對權威被逐步樹立起來，這種聲音也就越來越微弱了。甚至連判斷忠誠和謀逆的法則也變了，變成了“成王敗寇”。如果取得了成功，就是忠誠；如果失敗了，就是謀反篡逆。由于不論成功還是失敗、不論是忠誠還是謀反，下這個結論的都是成功者，所以歷史也就無法判斷了。

    【原文】

    王子墊［1］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2］?！?br>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注釋】

    ［1］王子墊：齊王的兒子，名墊。

    ［2］尚志：使志向高尚。

    【譯文】

    王子墊問孟子道：“士人應該做什么事？”

    孟子回答道：“做能使自己的志向和行為變得高尚的事?！?br>
    于是，王子墊又問道：“什么是使自己的志向和行為變得高尚？”

    孟子回答道：“遵行仁和義罷了。殺死一個沒有罪過的人是不仁，占有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是不義。該把什么存放在心里呢？應該是仁。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呢？應該是義。也就是說，心里要有仁，做事要講求義，那就連做君子的品質都具備了。”

    【闡釋】

    志向就是人生的理想，即人生的目標與方向。誰都有志向，區(qū)別在于志向的性質有大小高低之分。

    盡管志向就是人生的理想，但志向與理想也有細微的差別。理想專指人生的目標和方向，志向還包括為達到目標而確立的決心和勇氣。因此，志向又可引申為志氣。

    古人有許多關于立志與做人、立志與做學問、立志與做事情的關系的議論及總結，孟子則為尚志的內涵作出了堅持仁與義的規(guī)定。我們將孟子這一思想概括為“尚志明仁義”的立志謀略。孟子提出尚志是與仁、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仁、義代表了思想道德上的公正和正義。因此，孟子提出的尚志，要求一個重視自己道德品質修養(yǎng)和理想人格完善的人在立志時，必須立大志、立高志。

    崇尚高尚的志向，是人生修養(yǎng)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士人的修養(yǎng)就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而高尚的標準就是“居仁由義”?！笆可兄尽毖院喴赓W地概括了對士人的要求，好像士人的“專業(yè)”就是“尚志”而施行仁義，失去了這一點，士人也就不成其為士人了。因此，后來的讀書人一直把“尚志”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義”作為最基本的品質。

    【原文】

    桃應［1］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zhí)之而已矣?！?br>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2］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3］，樂而忘天下?！?br>
    【注釋】

    ［1］桃應：孟子的學生。

    ［2］敝屣：破草鞋。

    ［3］欣然：高興的樣子。

    【譯文】

    桃應問孟子道：“舜當天子的時候，皋陶是司法官。假如瞽瞍殺了人，那該怎么辦呢？”

    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把瞽瞍抓起來治罪就是了?！?br>
    桃應聽了，急忙問道：“那樣的話，舜不出面阻止嗎？”

    孟子回答道：“皋陶是照職責辦事，舜怎么可能阻止呢？”

    于是，桃應又問道：“那樣的話，舜該怎么辦呢？”

    孟子回答道：“舜把放棄天下看得如同丟棄破鞋一樣。他會偷偷背著瞽瞍逃走，沿海邊住下來，在那里高高興興地生活，快樂得連曾經(jīng)擁有天下的事情都忘記。”

    【闡釋】

    一些研究孟子的學者認為，這是《孟子》一書中極有價值的一章，其設想都是孟子揣度之詞，但鮮明地表現(xiàn)了孟子法大于權的思想觀念。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倍@是天子的父親犯法，也要與庶民同罪。舜貴為天子，不僅不能去說情，也不能阻撓皋陶的依法辦事。貴為天子的舜在這里被樹立為不徇私枉法的一個開明天子的形象，成了法大于權的維護者和法律的保護神。

    這種設想符合儒家“民貴君輕”的理念，而這種理念又來源于早期部落氏族制原始國家形態(tài)中的民主遺風。當時的天子還沒有凌駕一切的絕對權力，各大臣及部落諸侯尚享有議事的民主，而法令制度一經(jīng)議定，包括天子在內的任何人都得遵守。這就是“法大于權”的社會現(xiàn)實。孟子的這種設想，就是想使早期國家中法大于權的法治受重視。

    由于儒家一向提倡天下為“公”，反對徇“私”枉法，可以總結為“秉公執(zhí)法”的謀略。這種謀略思想的要旨，是要取消天子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堅持依法辦事，內容與商鞅的法治思想差不多。

    翻閱《孟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孟子的法治思想還是很有特色的。在《公孫丑上》中，孟子提出國君治國，應在國家安定、閑暇無事時，趁機“明其政刑”，即修明政治，嚴肅法紀。全面分析孟子的法治思想，可以看出，他所堅持的儒家以仁德治天下的根本態(tài)度沒有變，法治只是對行仁政的一種補充。這其中的“秉公執(zhí)法”的謀略，體現(xiàn)了孟子法治思想中民主性的精華。

    有一次，漢文帝出行，路經(jīng)中渭橋時，忽然從橋上鉆出一人，把漢文帝駕車的馬嚇了一跳。警衛(wèi)騎士立即抓住了這個人，交給廷尉張釋之處理。

    張釋之親自審問，那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說，自己從外縣來到長安，聽見御駕經(jīng)過、禁止通行的命令后，就躲在橋下。等了好久，以為皇帝過去了，但鉆出來時皇帝的車馬正經(jīng)過，不想使皇帝受了驚。

    張釋之呈上判決書，判辭說：“這人違反行人回避的禁令，判處罰金?！睗h文帝一看，火冒三丈，大怒說：“這個人驚嚇了我的馬，幸虧我的馬性子溫和，假如是另一匹性子暴躁的馬，不就翻車跌傷我了嗎？可是廷尉居然只判他罰金！”

    漢文帝指著張釋之說：“你判錯了，怎能如此之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