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年前的9月18日，日本軍隊以東北軍炸毀日本修筑的南滿鐵路為借口，悍然對中國沈陽和東北軍發(fā)動突然襲擊，從而掀起了中國為期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歷程。今天，中國軍隊才保衛(wèi)國家民族利益上的實力，空前強大，但同時西方媒體卻往往制造一些奇談怪論，渲染“威脅論”。所以我們有必要看一下在87年前的今天，西方媒體是如何報道“九一八”事變，這樣我們對西方媒體，對輿論戰(zhàn)才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  關(guān)東軍俘虜?shù)臇|北軍 首先我們得把日本這個當時自詡“西方文明”國家提出來，看看這位“侵略者”是怎么為自己“辯護”的。事變后，日本廣播電臺、主要報紙立即對事件進行報道，報紙還加印“號外”，歪曲事實。例如《東京日日新聞》報道：“暴戾的支那兵炸毀滿鐵線，襲擊我守備兵。因此，為守備隊不失時機地應(yīng)戰(zhàn)，炮轟北大營的支那兵”，《朝日新聞》則報道：本日晚十點半，在北大營西北暴戾的支那兵炸毀滿鐵線，并襲擊我守備兵，我守備兵立即應(yīng)戰(zhàn)，炮轟北大營支那兵，并占領(lǐng)了北大營之一部分。  日本《滿洲日報》還公然刊登石原莞爾在9月19日的言論：我們不得不驅(qū)除群聚的蒼蠅，此點各國也已承認?，F(xiàn)今觀之，因為是暴戾至極而又無知的支那兵，所以才有突然如此事態(tài)的形勢。但未曾料到竟會乘夜間破壞我方鐵路之鐵軌，且向欲加制止之我警備兵開槍，這是何等的暴戾行動!如果國民還要空喊口號，要求忍讓，日本即將滅亡?！?span>…對于瘋狂進攻正義者的暴戾進行膺懲，又有何忌憚之處！  除了日本，英美兩國媒體對九一八事變的報道，一開始也是以“袒護西方文明”為主。例如在事變初期，《紐約時報》認為日本對東北鐵路等相關(guān)地區(qū)的占領(lǐng)，僅僅是受巨大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使，對中國主權(quán)并不構(gòu)成侵犯。這一時期《紐約時報》的報道，很少引用中國政府主要領(lǐng)導(dǎo)人的談話，而是大量采信日本政府官員的談話、聲明等。大量直接或間接地引述日方人士的說法，必然會強化對中國時局的消極看法和判斷。  該報駐日記者修·拜厄斯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的報道中稱:“東京方面表示這是關(guān)東軍在遭受襲擊后的自衛(wèi)行為，日本文職官員對此表示震驚并宣稱此次行動未經(jīng)許可。內(nèi)閣表示不會將沈陽作為談判籌碼，而且會敦促軍隊撤軍。”拜厄斯的報道給美國民眾這樣的印象:日本關(guān)東軍在東北的行動更像是自衛(wèi)行為，而且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這無疑會混淆是非，導(dǎo)致輿論普遍認為，“滿洲問題”的導(dǎo)火索就是中國不履行條約的行為，并把中國反日運動視為不穩(wěn)定的“危險”因素來加以對待。  1931年9月22日的一則報道中，《紐約時報》就將中國學(xué)生的反日運動定義為“示威游行”，用了“煽動性的”(inflammatory)和“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等詞匯暗示了中國反日運動對正常秩序的挑戰(zhàn)和潛在的危險性，而且指出中國軍隊的挑釁行為也是導(dǎo)致日本采取行動的一大因素。相反，報道中認為由日本管理的東北地區(qū)不僅秩序井然，而且還頗具成效，報道的傾向性顯而易見。  英國著名的《泰晤士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反應(yīng)也極為迅速。九一八事變期間,《泰晤士報》在描述中日軍事沖突時,確認日軍對沈陽的襲擊是一次有準備的軍事行動，但并不認為其行動具有侵略性，而且指出中國軍隊的挑釁行為也是導(dǎo)致日本采取行動的一大因素。而中國普通民眾———尤其是學(xué)生———組織的各種抗議活動以及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掀起的排斥日貨、敵視日人的浪潮，在《泰晤士報》看來,完全是一群無秩序的民眾所進行的野蠻舉動，中國孕育著危險的排外情緒，并且同情日本人在中國的處境和遭遇。此外《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一樣，對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秩序井然”，大加贊賞。  此外，法德兩國的輿論反應(yīng)，也非常值得回味。法國輿論以《自由報》為左翼代表，對中國表示同情，而《巴黎回聲報》等右翼為代表，偏袒日本，甚至公然表示：日本為抵抗蘇俄侵犯之健將，法國以此原因，并為鎮(zhèn)壓殖民地之革命計，宜袒助日本。而德國輿論主流則始終對中國有所同情，例如《阿爾格邁報》社論稱“日本已征服東三省，而昭示世界戰(zhàn)事盡可進行，不必顧慮國聯(lián)”。9月20日德國《前進報》報道稱“日人之軍事行動及其對東省為分化動，較中國民眾排日運動，殆超過百倍”，可以說是同情中國言論的代表，和美英法等國形成鮮明對比。  日本媒體的“自我表演”，自不必細說。事實上英美法德等國媒體，雖然表面體現(xiàn)出偏袒日本或同情中國的態(tài)度，但實際上都是本國利益的體現(xiàn)。美英作為帝國主義強國，需要國際秩序的“穩(wěn)定”，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就是東亞“穩(wěn)定”的最佳供貨商，在日本不觸動英美利益的前提下，他們當然樂于日本來當亞洲警察。但是當日本在1937年從警察赤裸裸變成強盜，危及英美利益的時候，《紐約時報》等英美媒體馬上就換了一副嘴臉，開始攻擊日本。  至于法國，在一戰(zhàn)后遭到重創(chuàng)，全球殖民地體系面臨崩潰，因此對殖民地革命極為敏感，因此感同身受之下竟然支持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而德國當時同情中國，主要原因在于一戰(zhàn)后德國遭受英法嚴厲限制，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魏瑪共和國搖搖欲墜。在這種民族國家空前危機的情況下，德國媒體對同樣遭受危機的中國，施以同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因此，我們千萬不要一位美英中法當初就在一個“反法西斯戰(zhàn)壕”，就天然認為他們一定會在輿論上支持中國抗日。他們歸根結(jié)底的立足點，是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不是什么國際公理和公平正義。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理解在中東、東亞等地區(qū)問題上，西方媒體是如何設(shè)置話題，對于弱小的敘利亞，為何要堅持宣傳“白頭盔”；對于浩瀚的南海，為何要堅持“自由航行”，其實答案都在歷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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