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凌日（坡頭）

華夏詩國，自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始，繼而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再而新詩，源遠流長，長盛不衰。

劉勰在《明詩》篇中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這就是說，詩是用來扶持人的情性的。然而，扶持人什么樣的情性呢？他接著的下一句：“三百之蔽，義歸無邪”，“無邪”就是沒有不正當?shù)乃枷??！皻w無邪”是詩的依歸，最終指向是美好人生的一面，人類把一切沒有邪惡的美好事物都贊美為詩，詩是美的化身、美的“代言人”。

人類不同于其它動物，是人類具有審美的天性，具有不同于其它動物的審美傾向。人類審美意趣、意識的形成和成熟則是長期的社會實踐。但在種種社會實踐經(jīng)驗中必需有一個最先觸發(fā)的萌動點，我姑妄言之，這個觸發(fā)點首先萌動于語言的節(jié)律美。人類在長期的語言交流中發(fā)現(xiàn)語言的節(jié)律感在它的表意過程中有著特別感人的作用。情動而歌，更能痛快地渲泄感情。隨著節(jié)律美認識的深化，由歌而舞，語言、肢體，秉持了節(jié)律美的審美意識，節(jié)律之，協(xié)調(diào)之，諧和之、美化之，一步步奠定了中華民族審美的基本理念也生發(fā)了對美好人生的渴望與追求。在詩意流動的長河中無論是歌頌、悲憤、怨誹、批判、諷刺、酬答，它的最終指向都是美好人生的向往，因為人生渴求美，美是人性的本源、人性的追求。

“詩三百”開宗明義第一篇——《周南·關睢》就描寫了“君子”對“淑女”美美相慕的執(zhí)著追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同時流露出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渴望?！对娊?jīng)》三百多首詩歌中，即使是批判意識強烈的《伐檀》，描寫了統(tǒng)治階級“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不勞而獲，發(fā)泄了對現(xiàn)實不公的申訴和斥責，但它最終的指向還是要求得到社會的公平、公道，過上平等美好的日子。

繼《詩經(jīng)》之后，《離騷》是華夏詩國的又一座高峰。篇中懷念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痛恨桀紂之猖披，后羿之淫游佚畋，情之所至，真實感人。它盡管滿篇抒發(fā)著“忠信見疑，國事日非”的內(nèi)心積憤，但它始終抱著美好的愿望，以無限的忠誠，“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希望楚懷王能夠醒悟過來把國家治理好，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唐代近三百年間，詩壇上不僅涌現(xiàn)了陳子昂、王維、高適、岑參、孟浩然、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杜牧等璀璨奪目的群星，而且橫空升起了“詩仙”李白、“詩圣”杜甫這樣兩位光照千秋的詩壇巨匠。唐詩創(chuàng)造了中華古典詩歌嶄新的審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難以逾越的藝術成就。宋詞與唐詩并舉，同樣成就了一代文學。其間，晏殊、晏幾道、歐陽修、柳永、王安石、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李清照等名家迭出，宋詞以其完美的藝術形式與唐詩、元曲相互輝映，成為華夏詩國的三座奇峰。盡管創(chuàng)作風格上豪放、婉約、典雅、飄逸、清奇、含蓄、勁健、綺麗異彩紛呈；創(chuàng)作觀念上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方法有別；創(chuàng)作流派上的邊塞、田園、韓孟各自成流，如果用一句話來歸納它的總趨向，那就是無論它的體裁如何嬗變，風格如何迥異，觀念如何的不同，不變的是 “持人情性”，秉持的是“義歸無邪”，走向和意旨十分明確。我們只須翻開《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呈現(xiàn)在眼前的描寫自然風光、抒發(fā)個人感情、感懷人生世事、痛刺奸妄邪惡、哀嘆國運民生，其中托物言志也好，借物喻人也好，卒章顯志也好，異途同歸，始終堅持著人性的良知，不滅的光明，美好的向往。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他筆下的春江、明月、芳甸、花林、流霜、白沙、白云、青楓這些自然美景與扁舟、高樓、鏡臺、砧石、遠去的鴻雁、潛躍的魚龍、這些牽動感情的物象，共同烘托著思婦和游子那種純潔感人的相思之情，可謂景美、物美、人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的不幸、悲痛、自責；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現(xiàn)實和辛酸對比，盡管一字一淚，但他仍然是“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那種積極人生的同情與守望。

宋詞句式長短參差，更具情感表現(xiàn)力。岳飛《滿江紅》“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中的壯烈美；蘇軾《水調(diào)歌頭》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中的愿景美；柳永《蝶戀花》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中的執(zhí)著美；李清照《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最難將息”中的纏綿美，言有盡而意無窮，語言精練，美不勝收。

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奉守的原則。詩不僅崇尚形式美，它的內(nèi)容意旨同樣需要具有“道”的正能量，這是詩“義歸無邪”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文以載道”的社會責任?，F(xiàn)代新詩可以說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為解放思想、沖破古體詩詞格律束縛，適應時代發(fā)展使之能更自由抒發(fā)思想、反映生活而誕生的新體裁。以形式看，它不及古體詩詞的韻律美，但它是以破除古體詩的格律桎梏，讓思想在更加自由的天地中馳騁，使它能更加充分，更有把握地將詩的“持人情性，義歸無邪”原旨發(fā)揮出來。新詩中不乏膾炙人口的佳作：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馬》、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余光中的《鄉(xiāng)愁》等無不是形式與思想內(nèi)容高度結合的優(yōu)秀作品。

新詩是時代的產(chǎn)物，如何繼承是個首要問題。只有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chuàng)新。新詩不應失去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美，它必須是節(jié)律的和諧，語言的鏗鏘，開卷能誦，掩卷能思；它不應失去中國詩歌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以藝術的高度讓兩者完美結合，讓思想更加燦爛，讓文采更加飛揚；它不應撇開現(xiàn)實生活，孤芳自賞地躲在“象牙塔”中營造虛無的自我，要在現(xiàn)實生活的基礎上馳騁藝術想象，為時代謳歌，為生活謳歌；它不應失去中國詩歌“文以載道”的社會責任感，它必須是社會正能量的傳播者，人性美的守護者，美輪美奐，正道正氣；它不應失去中國詩歌 “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千錘百煉、精益求精的創(chuàng)作精神。錘字煉句從來就是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的苦功硬功。

華夏詩國，源遠流長。它應像江河一樣，越是下游越是壯闊。在這壯闊的洪流中，無論格律詩、自由詩都有它奔流發(fā)展的自由，為美好的人生放聲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