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先生和司徒琳女士不約而同，在《序言》中先后談到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歷和心態(tài)變化的過程。不同的是，司徒琳女士主要說的是自己對南明史的史料的取舍和史學觀，顧誠先生則從自己的人生經歷說起。

顧誠先生說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自己出身在中國南方的一個省會城市，在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幸運，自古以來，出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出身在北京還是在蘭州，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祖輩、父輩們在政治上的立場，也是一件事關生死的大事。1957年，顧誠先生考進了北師大歷史系，本以為可以多讀點書，在業(yè)務上有所成就，沒想到入學以后大量的時間被政 治運動和繁重的體力勞動所侵占。獨立治學的能力反倒是在非正常的途徑中獲得的。

1959年，學校為了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組織歷史系學生們拿出科研成果來，于是從密云縣的水利工地上回來了，搞科研。于是就以乾嘉年間苗民起義為課題，主要是因為不久前勤工儉學整理過故宮檔案。一個月以后，7萬字的《清代乾嘉年間的苗民起義》完稿了，交到了系里。這個是顧誠先生平生第一部研究作品。雖然不知下文，但好歹是第一次獨立研究的成果。

“三年困難”時期，物質極度匱乏，同學們在精神上反倒如釋重負，顧誠先生用沉重的筆觸描寫了當時的狀況。但是我個人對此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在一部嚴肅嚴謹的學術著作里，是否有必要對現當代的一些狀況指點一番？

1961年，顧誠先生留校工作了，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收到了重視，和系主任搭班子成立了史學史的研究小組。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白壽彝。自己的任務是探討明代史學。這次的成果是《從王鴻緒的《明史稿》到《欽定明史》》的論文，結論是康熙帝當時審閱了明史稿候，很不滿意，認為對明朝的皇帝和大臣指摘過多，后來在欽定明史里把這些陰暗面進行了一些掩蓋。這個結論我相信大多數人是有微詞的。

1965年參加“四清”，在山西長治。1966年回來到外國問題研究所，美國問題研究室。大革命開始，于是就糊里糊涂的混了幾年，沒出什么成果，當然，也不可能出什么成果了。1971年，713事件后，顧誠先生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東西，于是就埋頭研究明清史。順帶干點私活就是農民戰(zhàn)爭。

1977年10月，回到了古代史教研室，1978年發(fā)表了《李巖質疑》，結論是李巖是烏有先生。1984年出版了《明末農民戰(zhàn)爭史》，同時開始了南明史的寫作，對明代的衛(wèi)所制度產生了興趣，由此研究了明代的明代的兩大系統(tǒng)——行政系統(tǒng)和軍事系統(tǒng)。

顧誠先生說到了當時治學的艱難，必備的裝備包括：自行車、稿紙、一個饅頭。史料靠摘抄，出門靠自行車，飲食靠一個饅頭。

顧誠先生最后說，要實事求是，對待學問、看待自己，莫不如此。

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