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 通常會遇到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焦點通常包括“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時候產(chǎn)生，是否必須在合同簽訂的當時就有或可以在合同簽訂后產(chǎn)生,常見的“借雞下蛋”和“拆東墻堵西墻”的行為如何認定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在證據(jù)的采用上和事實的認定上較難操作。筆者認為， 因為合同詐騙的行為要件是法定的，修改后的刑法第224條規(guī)定的五種具體情形中，前三項都明顯可以看出規(guī)定的是在簽訂合同過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種“攜款逃匿”的行為，主觀故意要靠推斷得出。一般對前三種情況沒有爭議，只有第四種情況復雜一些。即客觀行為具備“攜款逃匿”，是否還需要證明當事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一般在實踐中很難確認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的主觀故意，在沒有事實證明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實施了“攜款逃匿”的行為，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規(guī)定，可視為在履行中產(chǎn)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應予認定。但是如果要有證據(jù)證明，確定被告人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況，則不應當認定構(gòu)成本罪。具體而言，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根據(jù)其是否是刑法所規(guī)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作出判斷。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根據(jù)不同情況分別加以認定：(1)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2)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的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xù)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3)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4)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wù)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xù)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5)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6)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jīng)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又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gòu)成民事欺詐。

2、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詐騙行為絕大多數(shù)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xiàn)為行為人虛構(gòu)事實或隱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jié)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gòu)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證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履約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guī)定的民事義務(wù)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 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jù)。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為，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wù)的行為，而不是虛假的行為。履行行為是否真實，應當結(jié)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里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為性質(zhì)的認定：(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為，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為人產(chǎn)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已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部分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產(chǎn)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2)行為人在取得相對人財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wù)。這種連環(huán)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這種行為實質(zhì)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wù)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tài)度，不同的心理態(tài)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1)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wù)、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gòu)成合同詐騙。(2)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wù)，一般不以合同詐騙論。(3)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jīng)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nèi)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 當其沒有履約行為時，應認定為合同詐騙。

5、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xiàn)。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fā)現(xiàn)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xiàn)。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fā)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jié)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觀兩種情況。行為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quán)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wù)，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以合同詐騙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quán)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wù)，只是由于客觀上發(fā)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

王 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