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居住的縣地處豫北平原，始建于隋朝開皇六年(586)。閑來無事翻了翻縣志，在這塊土地上，從置縣到大清壽終，一千三百多年的時間里，留下名字的知縣共136人。知縣的老家（原籍）在哪里呢？很有興趣地查了一下， 除唐朝有一人疑似本縣外，其余均為外地人，本省的都很少。來自江蘇、山東、直隸、江西、 浙江、山西、陜西的所在多有，還有幾位來自云南、廣東和廣西。仔細想想，這些縣太爺們其實也挺不容易的，當時那么落后的交通，穿山越嶺千里迢迢來到中原做個“芝麻官”，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不少時候還不準帶家眷，可真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眾知縣何以要“異地為官”？查相關資料得知，古代做官有著嚴格的回避制度，其中一項就是地域回避。這項制度草創(chuàng)于西漢，發(fā)展于東漢，成熟于唐宋，明清時期更加嚴格。明朝規(guī)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清朝將之稱為“避籍”，明令在本省不得為官，而且還要回避“寄籍”（本籍之外官員和其父輩長期生活的地方）和“商籍”（本人曾從事商業(yè)活動的地方）（邱小玲《中國古代任官回避制度》，《學習時報》2013年12月24日）。故縣太爺們只能“身在異鄉(xiāng)為異客”了。  千百年來，無論朝代怎樣改換，政權出現(xiàn)多大危機，朝政多么黑暗，社會如何動蕩，為官“避籍”制度始終如銅墻鐵壁般矗立而無人敢去碰撞。仍是本邑資料，萬歷四十三年(1615)，一個內(nèi)憂外患、國將不國的年份，但知縣仍來自河北河間縣。崇禎末年，明帝國的壽命已進入了倒計時，而知縣是湖南安化縣人。宣統(tǒng)三年，大清已被釘入了棺中，就只差下葬儀式了，時局動蕩激烈，溥儀在臺上的三個年頭知縣便換了三任，其原籍分別是山西長治和直隸鹽山、遵化。豈止是知縣，就是縣丞以下那些芝麻綠豆官，似乎也要“避籍”?？h志載明朝驛丞共計29人，凡注明籍貫的，均為外省人，有一位還來自福建上杭。由此可見，中國皇權專制制度中的一些具體制度，還是很規(guī)范很嚴格的，比如“避籍”就是。它一以貫之、雷打不動地堅守崗位兩千多年，無疑是吏治史上的奇跡。 為官為什么要“避籍”呢？道理人人明白，就是為了防止因親緣、地緣、學緣和業(yè)緣而滋生出裙帶關系及各種“人情網(wǎng)”，期使知縣的權力能在公平、公正和法制的軌道上運行，避免司法腐敗和政權墮落。然而，不爭的事實是，這么好的制度，如此剛性的執(zhí)行力，最終卻無法遏制知縣、州府們的貪贓枉法，“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一個個王朝還是這樣都玩兒完了。本想助帝國延續(xù)“千秋萬代”的“避籍”制度等等，盡管兩千多年如一日兢兢業(yè)業(yè)保駕護航，但最終只能是長嘆一聲，“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如此這般，又是為什么呢？  其實道理也只是“一層紙”。像“避籍”這樣的制度，雖然好且執(zhí)行得又堅決，但在皇權制度體系中，它只是處于第二、第三甚至更低層次的位置。作為支撐帝國大廈的“堅強柱石”的皇權專制制度，具有天然的腐朽性，比如帝位世襲、權力無限、以言代法、不講人權等等，每一條都足以帶給國家政權災難和罪惡，其最終走向滅亡，也就是必然的了。從秦、漢到明、清，中國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柱石”爛了，諸如“避籍”這樣的“枝干”再結實也無濟于事。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國第一個官員回避的成文法規(guī)“三互法”，出自于東漢桓帝時期，然而那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皇帝公開賣官，宦官權傾朝野，士遭“黨錮之禍”，民如魚游釜中，“避籍”根本無法成為挽救東漢王朝崩潰的救命稻草。 （摘自《領導文萃》2015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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