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告別邊緣化的史學研究

在當下中國，歷史學的角色與地位處于某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大學歷史系門可羅雀，歷史學學術(shù)專著少人問津；另一方面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充斥熒屏，大話歷史的作品風光暢銷。當今歷史學受冷落、被邊緣化的主要根因還得從當下歷史學研究自身上去尋找。我個人認為，正統(tǒng)嚴肅的歷史學研究之所以遭遇瓶頸、寂寞孤獨，致命的是理念上的偏頗與方法上的錯謬。也就是說，研究宗旨與原則存在著明顯的問題，在渾然不覺中進入了嚴重的“誤區(qū)”，茲簡單列舉如下幾個。

追求虛幻的絕對“真實”

歷史研究的核心意義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歷史時空隔膜的存在，決定了所謂求“真”往往耽于一廂情愿式的幻想。盡管以德國蘭克為代表的考據(jù)學派一再強調(diào)歷史學應(yīng)以事實為依據(jù)，主張歷史研究應(yīng)“客觀如實”，“據(jù)實記事”，所謂“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歷史在借我的口說話”，認定歷史研究的唯一目標乃是“積累準確的知識”?？墒?，事實上由于歷史本身的復雜多樣性，歷史記錄者主觀認知能力與價值旨趣的差異性，今天的歷史學者在接受相關(guān)歷史信息時，本來已是殘缺不全或真?zhèn)位祀s的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客觀如實”、“據(jù)實記事”云云，不過是可望而永遠不可相即的理想憧憬。“不溢美，不隱惡”作為理想的原則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為操作的實踐則不免捉襟見肘，遙不可及。

其實，正如柯林武德為代表的思想學派所強調(diào)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史前陳跡，都被賦予了記載者與研究者的主觀色彩。所謂歷史的真實僅僅是指主觀的真實，而絕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真實，只能有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遺憾的是，占據(jù)我們史學界的主流的，是認同蘭克學派的“史料學派”，信奉的是汲汲還原于真實歷史的戒律，既然要恢復所謂的“絕對真實”，那么就只能“上窮碧落下黃泉”式地搜集資料，在此基礎(chǔ)上堆砌資料，“考鏡源流”，于是乎“史料即史學”的提法受到熱情追捧，饾饤考證的途徑成為最高規(guī)則?？蛇@樣一來，歷史學的敘事手法就不能不沉悶枯燥，歷史學的表述形式就不能不僵硬刻板。歷史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生存方式與政治智慧就完全被沖淡乃至淹沒了，歷史研究也只能成為極少數(shù)“小眾”的圈內(nèi)“游戲”，這就與普通人劃清了界線，排斥了更多人的參與。由此可見，追求絕對真實的迷思，使得歷史學的活動空間受到人為的逼仄，與整個社會產(chǎn)生疏離排斥，這顯然是歷史學研究宗旨偏頗而導致表述形式艱澀，無法擴大受眾的基本原因。

排斥合理的宏大敘事

輕視理論思維，滿足于對具體歷史現(xiàn)象的詮釋，導致史學研究在選題上的瑣碎化，從而使歷史研究被社會邊緣化的危機日益嚴重。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史學界積極借鑒西方年鑒學派“新史學”的理論方法，極大地拓展了歷史學領(lǐng)域的研究空間，深化了對諸多歷史對象的認識。由此，社會史、環(huán)境史研究熱潮逐漸涌動，經(jīng)濟史、心態(tài)史、人口史、家族史、婦女史、疾病史、災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領(lǐng)域日益興起并不斷拓展，并產(chǎn)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現(xiàn)出方興未艾的態(tài)勢。

但受年鑒學派第三四代史家的影響，我國的社會史研究同樣也出現(xiàn)了某種“病態(tài)”。一些論著著眼于對一個村莊、一個家族、一種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對社會歷史背景的參照，顯示出瑣碎化、細微化的趨向，常常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限制了人們對歷史整體的認識，特別是限制了人們對具有規(guī)律性的重大歷史問題的探討。

在歷史學研究的選題中，一些學者只看重對枝節(jié)性歷史現(xiàn)象的考證或描述，而輕視甚至否定對歷史規(guī)律和重大問題的考察，這就有可能使得歷史學研究迷失方向，嚴重削弱歷史研究的學術(shù)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例如，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來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成為了時髦，可實際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霧罩的困境，而社會史則不免有雞零狗碎的譏誚。很顯然，輕視理論思維，只滿足于在歷史學甚至其各級分支學科內(nèi)部討論一些過于枝節(jié)性的問題，其結(jié)果是使歷史研究日益被社會邊緣化，歷史學的價值嚴重失落，其影響更趨式微。當我們的研究對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腳之類的考證描述時，社會自然要使歷史研究邊緣化，歷史學遭到冷落便絲毫沒有什么可奇怪了。

陷入思想方法論上的片面性泥淖

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現(xiàn)形式而言是多種多樣的。具體來說，它表現(xiàn)為：

一是觀念上的唯“新”是尚，唯時是趨。創(chuàng)新是史學研究進步的重要動力，但是，史學研究中的創(chuàng)新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個是要符合歷史實際，以史實為依據(jù)；另一個是要正確對待傳統(tǒng)，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學界某些同志在創(chuàng)新問題上陷入誤區(qū)，正是違背了史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正確宗旨，為“新”而新，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味地標新立異，不加區(qū)別、不加分析地做對傳統(tǒng)定論的翻案文章，虛張聲勢，強詞奪理，過去肯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則千方百計否定之；過去否定的，則挖空心思加以開脫、粉飾和美化，包括對以往的學術(shù)積累予以基本否定。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對新的理論、方法，常常是趨之若鶩，機械照搬，對比較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顧。動輒用各種時髦新潮的方法手段去解決并不深奧的問題，用所謂“后現(xiàn)代”的語言釋讀各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將簡單問題復雜化。其實這樣做的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如有的原本很見功力的社會史研究專著，由于過多地追求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文字表述過于西化，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了累贅，減弱了自身的學術(shù)價值與傳播功能。

三是表述上的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觀點，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也不夠嚴謹，存在著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間。例如，近年來地下文獻的出土和刊布，對于先秦兩漢思想學術(shù)史的研究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意義，但這是否意味著可以全面重寫中國思想學術(shù)史，則是值得討論的。

執(zhí)迷于所謂的“科學”規(guī)范

歷史學研究當然要秉持科學的態(tài)度與方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必須完全排斥藝術(shù)，杜絕合理的想象與一定的虛構(gòu)。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tǒng)之一，就是提倡“文質(zhì)彬彬”，主張“文史不分家”。因此，膾炙人口的經(jīng)典歷史巨著，如《史記》、《左傳》等，都不乏用文學語言來做揣摩性質(zhì)的細節(jié)刻畫或氣氛烘托。而正因為有這種渲染性的描繪乃至夸張，整個歷史的場景才鮮活起來，歷史的情節(jié)才生動飽滿，歷史的人物才有血有肉，充滿了抒情式的詩意，使得人們在了解歷史知識，獲取歷史智慧與啟迪的同時，盡情享受歷史本身所蘊有的美感與魅力。應(yīng)該說：這類推理性只具有歷史邏輯真實意義的文學性渲染或刻畫，是沒有十分的科學或事實依據(jù)的，換言之，是不盡科學理性的。如《左傳》中關(guān)于鉏麑放棄刺殺趙盾計劃觸槐而死的記載，從科學實證的角度看，顯然有問題。因為鉏麑自殺前的復雜心理活動，不可能有旁人作證，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現(xiàn)場記錄，然而這并不影響史書作者作自己的推斷：既然有機會下手刺殺而自動放棄，并頭撞大槐樹而身亡，那么就可以想象殺手死前的心理活動：“歸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傳·宣公二年》）。這種事實或許是杜撰，但邏輯推理上卻無礙成立，這就是歷史研究中的藝術(shù)維度與空間。這當然不是科學實證，而是藝術(shù)虛構(gòu)?？汕∏∫驗橛辛诉@種虛構(gòu)，《左傳》、《史記》才成為了不朽的史學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樣，僅僅是所謂的“斷爛朝報”（《宋史·王安石傳》）。所以，一味強調(diào)所謂“科學性”、“實證性”，在歷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學實證的前提下，運用文學的想象，藝術(shù)的虛構(gòu)等手法，才能保證歷史學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動人，從而最大限度擴大受眾，避免被邊緣化。說到底，這就是《史記》、《左傳》等曠代經(jīng)典與《三朝北盟會編》、《宋會要輯稿》等普通史料叢書之間的區(qū)別之所在。

可是讓人感到惆悵的是，多年來我們的史學研究太講究內(nèi)容表述上的理性科學了，冷靜嚴肅得令人窒息，完全排斥了文學的想象、藝術(shù)的夸張，于是乎，研究成果總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讀這類“成果”，不要說一般大眾唯恐避之不及，即使對歷史工作者來講，也是一份苦差事，同樣興味索然，昏昏欲睡。這就是當今歷史學不受人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很顯然是單純講求所謂“科學性”所產(chǎn)生的弊端。

當今歷史學研究遭遇危機，面臨挑戰(zhàn)的原因，當然不僅僅是緣于上述幾個“誤區(qū)”，但是這些“誤區(qū)”的存在與制約，卻的確是影響到了歷史學的健康發(fā)展。要讓歷史學重新走向社會，融入今天的生活，就必須正視這些誤區(qū)，走出這些誤區(qū)。

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