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惟歌生民病”出發(fā)，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nóng)民的關(guān)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nóng)民，和由于“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nóng)婦，并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nóng)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余糧)：“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jié)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nóng)最苦辛!”對農(nóng)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fā)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nóng)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nóng)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于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如《后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上陽白發(fā)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發(fā)新。

綠衣監(jiān)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余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皆云入內(nèi)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cè)目。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一段，敘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tǒng)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xiàn)錢的“兩稅法”。這給農(nóng)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這遭殃的雖只限于“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qū)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guān)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并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qū)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fā)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于敘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里也是較獨特的。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guān)。

《西涼伎》：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

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在藝術(shù)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決定的。

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shù)特點：

一、主題的專一和明確。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jīng)》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并在題下用小序注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jié)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

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jié)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nèi)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并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tǒng)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tǒng)治階級的鞭撻。

四、敘事和議論結(jié)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后，往往發(fā)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guān)。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后，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diào)也是為了通俗。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shù)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nèi)容服務(wù)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制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后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zhuǎn)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jié)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guān)系?！堕L恨歌》的藝術(shù)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后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gòu)，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gòu)中仍有現(xiàn)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gòu)。語言和聲調(diào)的優(yōu)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shù)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于現(xiàn)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lián)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敝劣跀⑹龅膶哟畏置?，前后映帶，描寫的細致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tài)，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shù)特點。

他的閑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wèi)人鶴?”對自己的閑適感到內(nèi)疚?！蹲允窠炼赐ズ谟懈卸鳌芬辉娭校娙嘶孟胱尨笥碜魈拼?，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xiàn)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jīng)亂關(guān)內(nèi)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yè)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yīng)垂淚，一夜鄉(xiāng)心五處同。

閑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占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復(fù)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于繼承從《詩經(jīng)》到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掀起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xiàn)實主義的詩論和創(chuàng)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dǎo)和示范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jīng)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游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于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于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chuàng)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確的文學(xué)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他和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文學(xué)觀點也完全一致。他雖比白居易小六七歲，但卻是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并起而和之。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總結(jié)并宣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無復(fù)倚傍”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事”。

這對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

《田家詞》：

牛吒吒，田確確。

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谷。

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

一日官軍收海服，驅(qū)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屬。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愿官早勝仇早復(fù)，農(nóng)死有兒牛有犢，

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應(yīng)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只能害民。

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并稱的長篇敘事詩。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dǎo)致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最后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內(nèi)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此詩作于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xù)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fā)的。

《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jié)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zhì)，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yè)繁榮的狀況。

一般地說，元詩內(nèi)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這主要決定于他的世界觀。如《西涼伎》只是說“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yǎng)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發(fā)人》竟然說“此輩賤嬪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張籍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著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yè)一類閑散官。

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向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占一半，但內(nèi)容和精神卻和自創(chuàng)新題的并無二致，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

《野老歌》：

老農(nóng)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yǎng)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nóng)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nóng)民作對比。

年年逐利西復(fù)東，姓名不在縣籍中。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盡沒遼水上。

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

夫死戰(zhàn)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將都無意收復(fù)。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guān)里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李紳，元、白的好友。自創(chuàng)新題是始于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標榜和傳統(tǒng)的古題樂府區(qū)別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

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并改名《新樂府》。

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chuàng)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jù)，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于李紳。

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不過，他的《憫農(nóng)》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于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