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期，黃河中下游已經(jīng)成為當時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最活躍地區(qū)。周天子在洛陽，雖王室衰微，但仍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秦人如何在春秋戰(zhàn)國的紛爭中脫穎而出呢？

秦人首先能夠正視自己在諸侯國中的實力和地位。各方諸侯，北有晉國、東有齊國，這是當時最強盛的兩個諸侯國，引領(lǐng)著春秋時期的社會發(fā)展潮流。西南有楚國意欲問鼎中原，東南有吳國覬覦春秋霸業(yè)，東邊的秦國只是剛剛進入中國歷史主流社會的一位懵懂少年。王室的衰落給各諸侯國都帶來了號令天下的沖動，所以各國都在厲兵秣馬，蠢蠢欲動。

在商鞅進入秦國之前，中原諸侯已經(jīng)發(fā)生了各種各樣的富國強兵運動。公元前7世紀，管仲首先在齊國進行變法改革。行政上劃分鄉(xiāng)、縣、屬等區(qū)域，細化行政管理。全國共有五屬，設(shè)五大夫。十縣為一屬，每屬設(shè)大夫。每年初，由五屬大夫把屬內(nèi)情況向齊桓公匯報，督察其功過。這些舉措，使政令暢通，齊國形成高效統(tǒng)一的行政管理體制。軍事上寓兵于農(nóng)，規(guī)定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xiāng)。每鄉(xiāng)設(shè)一鄉(xiāng)良人，主管鄉(xiāng)的軍令。戰(zhàn)時組成軍隊，每戶出一人。為了解決軍隊武器裝備不足問題，還規(guī)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來贖罪。經(jīng)濟上重視稅收，提倡發(fā)展經(jīng)濟，積財通貨，制定鑄幣政策，發(fā)展?jié)O業(yè)、鹽業(yè)，鼓勵商貿(mào)。管仲的改革，使齊國民足國富、社會安定，為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實現(xiàn)春秋首霸提供了基礎(chǔ)，自己也被譽為法家先驅(qū)、“華夏第一相”。之所以要細數(shù)管仲的變法改革舉措，主要是因為此后的商鞅變法，除根據(jù)關(guān)中地區(qū)“關(guān)內(nèi)自足，關(guān)外兇險”的特點，提出重農(nóng)抑商這樣的策略外，對于管仲改革的繼承可以說是全面徹底的。

另一個對商鞅變法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要數(shù)魏文侯的變法。戰(zhàn)國初期，趙魏韓三家分晉，四面受敵的地理環(huán)境迫使魏文侯成為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魏文侯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zhàn)，興修水利，使魏國一度成為中原的霸主。魏文侯重用衛(wèi)人李悝，實現(xiàn)了魏國法令的暢通，給遭受魏國侵擾的秦人很大的震撼。了解中國法制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李悝是以《法經(jīng)》流芳于世的?！斗ń?jīng)》 六篇：盜、賊、囚、捕、雜、具，確立了中國古代法典的體例和基礎(chǔ)， 商鞅正是攜《法經(jīng)》入秦，才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秦國變法。 魏文侯的變法開啟了魏國的百年霸業(yè)，秦國因此遭受到了魏國的侵擾。正因于此，魏國的變法也成為了秦國學(xué)習和趕超的榜樣。魏文侯還拜孔子弟子——大儒士子夏為師。子夏在西河講學(xué)，弟子眾多，華夏文化的重點于是轉(zhuǎn)移到了魏國，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學(xué)派，并為魏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人才。秦國重用的張儀、范雎都是魏國人，商鞅也是因為在魏國懷才不遇才轉(zhuǎn)而事秦的。在魏國受到排擠的吳起出走楚國變法，一度使楚國強盛起來，這也對秦孝公產(chǎn)生了不小的思想沖擊。中原各國多形容秦國為“虎狼之國”，這既是對秦國軍事力量的懼怕，也含有對西秦文化水平不高的蔑視。魏國的先進文化對當時被視為蠻夷之地的秦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所以在秦國形成了積極學(xué)習中原文化，進而重用客卿的傳統(tǒng)。正是看到魏文侯變法富強，吳起在楚國變法成效顯著，秦孝公才發(fā)出了他那道著名的“求賢令”，招納才學(xué)之士為秦效力，從而為秦國的崛起打開了一線生機。嬴政曾經(jīng)一度驅(qū)逐客卿，差點打亂秦國崛起的國運，李斯適時呈上《諫逐客書》，算是李斯無可非議的歷史功績之一吧。

李斯在《諫逐客書》逐一列舉了自秦穆公以來使秦國強大的八位著名客卿：秦穆公重用的由余來自西戎、百里奚來自宛地、蹇叔來自宋國、丕豹、公孫支來自晉國；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衛(wèi)人，秦惠王重用的張儀、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魏國人。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勞，逐步實現(xiàn)了秦國的霸業(yè)。事實上，秦國這幾代君主，對于客卿的感情都是“駑鈍”的，而客卿也都能做到“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的程度。我們看電視劇《大秦帝國》的時候，秦孝公與商鞅之間恨不得雙宿雙飛的那種默契，秦惠王在張儀面前一口一個“先生教我”的那種誠懇，絕不是清宮戲里“奴才該死”與“皇上圣明”那種時代暮年才有的心機。也許有人會認為《大秦帝國》在這些方面的著力有些矯情，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抗爭中勃發(fā)，所傳遞出的略顯輕狂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難道觀眾不會覺得快慰嗎？在大量充斥諜戰(zhàn)劇、宮斗劇、抗日神劇的洗腦下，我覺得這樣的藝術(shù)呈現(xiàn)不僅是真誠的，而且簡直就是一股清流，令人心曠神怡，大呼過癮！

李斯在秦國的歷史中，褒貶不一，但唯有這篇《諫逐客書》毫無爭議是值得推崇的：“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chǎn)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萃跤脧垉x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jù)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y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nèi)，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入秦的各國客卿都能夠為秦國的發(fā)展做出貢獻，就連以“耗秦民力”為目的入秦的鄭國，也因秦人的“駑鈍”，而得以歷時十年主持完成了關(guān)中著名的水利工程——鄭國渠?！扒厝艘試看?，卿以國士事秦”，秦國對人才的渴望，歷史上已被傳為佳話。并且，秦人所待之客卿，多行正大光明之事，非齊孟嘗君“雞鳴狗盜”之輩可比。不知李斯在完成“假傳遺詔”這樣的使命后，因政治性“拋棄”而被腰斬于咸陽集市的時候，除了“想和小兒子一起回上蔡老家，牽黃狗逐野兔”外，還會不會想到當初的楚國客卿是如何從一位“強秦”的丞相最終淪落為“亡秦”的罪人的？

影響秦國一前一后的兩位客卿，商鞅與李斯在歷史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地位。同樣是國家重臣，一位大良造、一位丞相；同樣是獲罪身死，一位五馬分尸，一位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同樣是崇尚法令，一位至死不悔，一位偷生乞命。李斯的悲慘結(jié)局，除了“假傳遺詔”加速秦帝國覆滅外，其貪生怕死完全不具備秦人“駑鈍”的品性，也是作為秦人的筆者，低看他的一個原因。記得很小的時候翻看過當時流行的一冊《商鞅變法》的連環(huán)畫，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頁正是表現(xiàn)商鞅被五馬分尸的場景。請允許我用攝影的表述方式來描述我三十年后的記憶畫面：這是一張用廣角拍攝的照片，由于廣角鏡頭特殊的視覺效果，造成了前景夸張的藝術(shù)效果。該幅畫面里，商鞅赤裸的左腳顯得異常寬大，大的幾乎占滿了畫面的下半部，而腳心還被畫家填上了三個蠶豆形狀的同心扁圓。畫面里只有四匹駿馬，（牽引左腳的這一匹被藝術(shù)化的呈現(xiàn)在了畫面外，腳上還留有一截麻繩通向畫面外，為我們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每匹馬后都站有一人正欲策馬揚鞭，……畫面中心是一位男子被半懸在空中，面容坦然、冷峻。在《大秦帝國》電視劇中，商鞅在大雪紛飛中遭受五馬分尸之刑，而一代女神高圓圓扮演的商君意中人也為之殉情，畫面唯美得使這一橋段與整部劇產(chǎn)生了深深的隔閡。同是對商君罹難的描述，連環(huán)畫與電視劇，一部具象，一部意象。具象是因為尊重，意象則是因為不忍。同樣表達的都是對偉大時代和偉大人物的敬仰之情。

商鞅變法的內(nèi)容勿需本人贅述，秦國上上下下對待變法的態(tài)度，則又進一步顯現(xiàn)出秦人“駑鈍”的秉性。從歷史上的變法來看，除了王朝更替，推倒重來，本身鮮有成功的。即使是一度收到了效果，但一般都會因主政之人的離世或離任而遭受挫折，“人亡政息”，這是古代法制變革的一個普遍規(guī)律。而商鞅變法，則有多個想不到。正因于此，這也使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彪炳千秋。

其一，想不到秦國在變法發(fā)起人秦孝公和變法主持人商鞅相繼離世后，仍能堅持變法政策。這主要是因為各方勢力都看到了變法對國家富強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即使是利益一度受損的秦宗室階層也能夠從秦國的發(fā)展強大出發(fā)，以“駑鈍”的秉性衡量得失，最終選擇了支持變法新政。這是商鞅變法能夠取得最終成效，沒有半途而廢的最主要特征。像吳起變法，雖然收效很大，但因為觸動了權(quán)貴集團的利益，遭到舊貴族的反對。在楚悼王病死后，舊貴族發(fā)動叛亂，包圍王宮，用亂箭射死了吳起，變法于是失敗。

其二，想不到商鞅變法能夠如此徹底，甚至達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商鞅是法家實踐派的杰出代表。其實法家都是實踐派，只是由于韓非的法家思想太過系統(tǒng)，又沒有得到施展的機會，所以筆者將其歸入法家理論派，而韓非的思想完全可以獨自擎起這面大旗。法家主張嚴刑峻法，法令布告天下，要求所有人都必須遵守。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法律由貴族掌握，秘而不宣。僅僅是對成文法進行公布，都是對貴族階層的挑戰(zhàn)，何況刑罰加諸貴族，這在其他諸侯國是不敢想象的。商鞅通過“徙木立信”，表明新政之可信。在此后的變法過程中，因為遷都的問題，太子贏駟公開表示拒絕遷都，詆毀新法，所以太子按律治罪，因為太子作為儲君，不能用刑，所以對太傅公子虔、太師公孫賈治罪，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孫賈臉上刺了字。此事件既是一件法律事件，更是一件政治事件。如果按照權(quán)謀者的理解，商鞅應(yīng)該在涉及儲君的問題上采取靈活的政治手法，為自己留一條后路。但商鞅并未因私廢公，這也為他后來遭受報復(fù)埋下了伏筆。但這一事件對秦國的變法事業(yè)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無論何等階層的秦人，只要想到、看到、聽到關(guān)于公子虔的鼻子或者公孫賈臉上刺字的故事，一定不會再對秦國變法的決心產(chǎn)生懷疑和非議。于是，變法的權(quán)威得到了確立，各項新政都得到了徹底的實施。

其三，想不到變法者的遭遇如此悲慘。先秦法家是除儒家以外，對社會影響和貢獻最大的一個群體。但由于法家推行變法改革，要求明法賞刑，加之奴隸制刑罰主要以人身肉刑為主，導(dǎo)致法家給后世留下了“嚴而少恩”的評價，司馬遷更是評論在楚國變法的吳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說來并無一絲認可之意。但是，在中國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zhuǎn)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中原發(fā)達文化與邊陲欠發(fā)達文化相互碰撞，秦人在勵精圖治的大背景下，必然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手段，變法圖強，彎道超車，否則怎能實現(xiàn)對先進文化和已經(jīng)發(fā)展起來的中原諸國的超越。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變革都是困難重重。中國歷史上，雖然變法改良大多都遭遇了失敗，并且主政者也大多遭遇到了厄運，但歷史上這些改革者卻大都采取了直面的積極態(tài)度。商鞅變法雖然彪炳青史，但自己卻慘遭極刑；楚國吳起、屈原先后變法圖強，前者被殺后者自盡；西漢晁錯力主削藩，被腰斬于市；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相繼變法，皆遭貶黜；明朝張居正改革，死后遭開棺鞭尸；清朝戊戌變法，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這些改革者一心為國，卻為何落得如此下場？究其原因都是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階層。試想這些英雄人物哪個沒有想到自己可能遭受的命運，譚嗣同甚至主動求死，血祭變法事業(yè)，如果沒有“茍利社稷，不避生死”的那一份篤定，怎能承此偉大事業(yè)呢？

其四，想不到秦人竟能夠如此熱心參與變法事業(yè)。這個想不到多少有些牽強，因為春秋戰(zhàn)國雖然處于中國奴隸制社會瓦解時期，但“象瓦罐一樣卑賤的平民奴隸”（孫皓暉語）對于奴隸制貴族階層依然沒有多余的選擇路徑，在奴隸制刑罰的高壓下，下層平民奴隸面對國家政策只有“被迫參與”和“積極參與”這兩種選擇。但商鞅變法對于民眾的積極性的調(diào)動仍然是空前的，前有廢井田、重農(nóng)桑、獎軍功為激勵，后又“連坐之法”、“異子之科”相懲戒，秦人對此積極參與耕戰(zhàn)，秦國勢力不斷強盛。秦人積極參與國家征戰(zhàn)，比起后世所謂的“征夫”、“壯丁”而言，除了歷史條件的原因，商鞅變法后的制度優(yōu)勢是最主要的原因。秦國以郡縣制為基礎(chǔ)的制度，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政治制度，比起各自為政的奴隸主分封制度，具有政令暢通、運轉(zhuǎn)高效的絕對優(yōu)勢，所以，秦在統(tǒng)一中國后以此為基礎(chǔ)建立了影響中國兩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

以上四個“想不到”，都是針對失敗了的變法而言的。正是有別于其他諸侯國的這四個“想不到”，秦國變法才收獲了改革的成果，國力才由此強盛起來。由此可見，商鞅變法的徹底性是秦國走向強盛的關(guān)鍵。

都說秦是“虎狼之師”，這里面有秦人與生俱來的生猛之氣在里面，而商鞅帶給秦人的，是用四分五裂的身軀換來的先進制度?？梢哉f，秦國最銳利的并不是它的軍隊，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商鞅用自己決絕的勇氣敲開了秦國的改革事業(yè)，秦國由此踏上了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快車道。如果說“虎狼之師”是對秦軍事力量的肯定，那么用“車駕之國”來形容秦國的崛起應(yīng)該更為恰當，這也是本人一定要用“駑鈍”來形容秦人精神的原因。“駑”本為劣馬，這與秦國早期在諸侯中所處的地位是相稱的?！扳g”雖不鋒，但秦人卻能抱定一顆變法圖強的決心，歷經(jīng)挫折始終不變。所以，“駑鈍”代表了秦人的精神。秦人本有養(yǎng)馬的特長，用自己“馬背諸侯”的特長牽引秦國這架戰(zhàn)車去征服六國，最關(guān)鍵的駕車人就是變法的倡導(dǎo)者和實施者。從秦孝公與商鞅這一雙御者的模式開始，中國開啟了封建君主加實權(quán)宰相的“董事長+總經(jīng)理”的治國構(gòu)架。這一構(gòu)建一直持續(xù)到明初開始衰落。從明清時期取消宰相到逐漸演變?yōu)椤盎实?內(nèi)閣”的治國模式，則說明中國封建人治社會已經(jīng)走進了死胡同。

關(guān)于變法改革與封建集權(quán)的關(guān)系，留待下文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