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章懷太子墓的考古發(fā)掘始于1971年7月，1972年2月下旬基本結束。盡管墓內(nèi)嚴重被盜，但仍發(fā)現(xiàn)大量精美的陪葬品，包括五十多組保存完好的彩色壁畫。墓道東西兩壁各有四組壁畫，東壁為《出行圖》《客使圖》《儀仗圖》和《青龍圖》。西壁與之對稱的是《馬球圖》《客使圖》《儀仗圖》和《白虎圖》。其中，《馬球圖》和《客使圖》（又稱《迎賓圖》或《禮賓圖》）尤為罕見。

截至目前，《客使圖》僅發(fā)現(xiàn)這兩幅，因西壁《客使圖》損毀嚴重，無法揭取，只留存臨摹本。東壁《客使圖》便成為目前同類題材唐墓壁畫中唯一的一幅，受到學術界長久的關注。

《客使圖》

使者著胡服

最早的研究者也是該墓葬主要發(fā)掘者王仁波。他對東西兩壁畫面中出現(xiàn)的人物面貌、服飾和體態(tài)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繪，并結合文獻記載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東壁除了三名唐朝禮賓官員，由南至北第一人應為東北少數(shù)民族使節(jié)，第二人應為日本或高麗使節(jié)，第三人符合《舊唐書·拂菻傳》“風俗，男子剪發(fā)，披帔而右袒”的記載，應為東羅馬使者。這種說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根據(jù)文獻資料和考古發(fā)現(xiàn)，筆者認為該使者不是東羅馬人。

壁畫中該人物為禿頂（發(fā)際線參差不齊），頭發(fā)長及頸部，與剪發(fā)風俗迥異。最重要的是，該男子所穿服飾翻領胡服與拂菻男服“披而右袒”大不相符。東羅馬服飾融合了希臘羅馬的傳統(tǒng)并受東方的影響，主要特征是鑲嵌珠寶，刺繡圖案華麗，以絲綢質地為貴，整體風格單一、呆板、僵硬，卻又極具奢華與炫目。服飾顏色以紫色為尊貴，是高級階層的象征，因為紫色染料大多產(chǎn)于腓尼基的椎羅，即所謂的“椎羅紫”。

若仔細觀察該男性所穿服飾，他身穿暗紅色長袍，長及小腿，腰束帶，腳蹬靴，屬于胡服系統(tǒng)。參考考古資料中的胡服，差別主要在翻領。按照服飾研究者的分類，胡服（袖、領、前胸和前擺）分有鑲邊和無鑲邊，翻領顏色一般與袍服反差較大，有大翻領、小翻領、立領，有的翻領還由繡花或系帶花紋布料做成，有的翻領尖上有扣絆。該男性所穿胡服為立領、敞開，這種服飾見于同墓葬、同代或時間上有承襲關系的唐墓壁畫、陶俑、石刻圖像中，與拜占庭男性服飾差別較大。

東羅馬曾出使唐朝

除了這些直觀證據(jù)外，章懷太子的生活年代——唐朝與東羅馬的關系也頗為重要，即這一時期是否有東羅馬使者到長安朝貢？東羅馬即拜占庭，文獻有多種稱謂，以拂菻居多。

有關拂菻使者的確切記載始于唐代。據(jù)《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記載，拂菻國曾于貞觀十七年（643）、乾封二年（667）、大足元年（701）、景龍二年（708）四次派遣使者來到長安，意欲聯(lián)絡唐朝共同對抗阿拉伯人。但根據(jù)進貢的赤玻璃、綠金精、藥物、獅子和羚羊等貢品來看，大多屬于日常器皿，不可能充當皇室贈禮。有些號稱拂菻的使者實際上是拂菻王下屬的吐火羅使者，出發(fā)地并非君士坦丁堡，而是中亞的吐火羅。有的以景教士名義而來的波斯僧，則來自波斯或中亞地區(qū)。

從東羅馬方面看，則一直同北方近鄰突厥可薩汗國結盟，牽制阿拉伯帝國的兵力，緩解了南部邊境的軍事危機。拜占庭與突厥結盟既出于絲綢貿(mào)易之商業(yè)（經(jīng)濟）目的，也出于打擊波斯的軍事需要。

拜占庭與中國相距遙遠，我們無法斷定雙方是否存在直接的交往，但拜占庭錢幣和珠寶確實輸入了中國。主要有6世紀和7世紀上半葉的拜占庭金幣、固原北周李賢墓和隋李靜訓墓出土的拜占庭珠寶和戒指及耳環(huán)、遼寧北票馮素弗墓和河北景縣封氏墓群以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玻璃器皿、固原李賢墓和甘肅省靖遠縣以及大同北魏窖藏出土的鎏金銀器，等等。此外，唐墓壁畫和石刻圖像中也有羅馬—拜占庭系統(tǒng)的器物。

至于傳播路線，一說是可能通過波斯帝國進入中國。從這些發(fā)現(xiàn)來看，普羅柯比和塞奧發(fā)尼斯筆下的從賽林達國偷運蠶卵的傳說或許并非空穴來風，盡管我們還無法確定賽林達的具體位置。另一說則是可能由歐亞草原之路經(jīng)由突厥和粟特人傳入中國。

胡服使者或為粟特人

由考古資料佐證，《客使圖》中被一直稱作東羅馬人的使者應該來自其他國家。考慮到章懷太子李賢生活時代唐朝的對外關系，筆者認為可能是粟特地區(qū)，或康國。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唐大將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缽羅逃亡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帶）被擒，西突厥滅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唐王朝在與西突厥長期爭奪西域統(tǒng)治權的較量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終于實現(xiàn)了對西域大部分地區(qū)的控制，設置安西大都護府，置安西四鎮(zhèn)守軍，蔥嶺東西盡入版圖，諸國諸部悉列置為唐之羈縻州府，唐之國界已推展至烏滸水域。唐高宗派遣使者巡行諸國，安撫諸部，設置州縣，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風俗民情，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chǎn)，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編纂成《西域圖志》。顯慶三年，以康國為首的昭武九姓粟特人諸國主動表示歸附唐王朝，因此成為高宗此次遣使西域的重點地區(qū)。

據(jù)《北史·康國傳》載，康國人“丈夫剪發(fā)，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杜f唐書·康國傳》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丈夫剪發(fā)或辮發(fā)。”

康國都城撒馬爾罕阿夫拉西卜遺址大使廳壁畫中就有一位粟特禿頭侍者，他引導著突厥使節(jié)謁見粟特君主。粟特與突厥關系密切而復雜，它們與東羅馬結盟對抗波斯人，噴赤干地區(qū)的突厥人稱粟特王，操粟特語。而粟特與波斯也有文化（元素）上的淵源關系，粟特還與突厥人長期通婚，可謂復合型文化特征。

因此，胡服使者圖像融合了突厥、波斯、粟特等多種文化元素，筆者更傾向于是康國使者。還有一個細節(jié)也能說明問題，與新羅使者沉穩(wěn)文雅、靺鞨使者談定親和表情相反，胡服使者在表情、體態(tài)和姿勢上都顯得不老練，似乎也不具備豐富的知識內(nèi)涵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把他畫成禿頭顯然是有意為之，就是表現(xiàn)康國商業(yè)氣息很濃的國家特性（或者就是粟特商人充當使者身份），以及生活在重農(nóng)輕商時代的畫家對這種習慣的態(tài)度。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在正規(guī)嚴肅的外交場合，其他人都戴帽子，唯獨他不但不戴帽子，反而要強化他禿頭的原因了。還有一種可能，《客使圖》描繪的并非是正式的外交場合，而是鴻臚寺典客署官員與各類胡客交談——這類在唐長安政府機構中常見的現(xiàn)象，與《出行圖》《馬球圖》一樣，屬于很多街景瞬間的“集合照”。

解讀藝術的文化“密碼”

綜上所述，胡服使者的族屬應放在章懷太子李賢生活及三次埋葬的時代去考慮。第一，作為一種記錄歷史的形式，帝王接見使者的場景也是表現(xiàn)較多的題材。比如，波斯、雅典、羅馬、亞述、赫梯、蘇美爾等在石頭上鐫刻表現(xiàn)朝貢內(nèi)容的圖像。波斯波利斯“萬國門”（也叫“辭西斯門”或者“波斯門”）及撒馬爾罕阿夫拉西卜遺址大使廳壁畫上的使節(jié)圖也表現(xiàn)的是同類題材。而自漢代起，墓葬石刻中出現(xiàn)的主客交談圖、胡漢交戰(zhàn)圖，以及后來的《王會圖》《外國圖》等具有記錄萬邦來朝、“闡揚徽烈”的意義。蕭繹的《職貢圖》、唐閻立德《職貢圖》描繪了唐太宗時期的來朝使者。

第二，胡漢組合的主題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表現(xiàn)手法。它基于開放理念下中外交流過程中胡漢交融的動態(tài)發(fā)展脈絡，出現(xiàn)在很多類載體中，雕塑（各類材質的俑類）、繪畫類（壁畫、線刻畫）、金銀玉器及寶石類，也成為古代藝術家嫻熟的技術傳統(tǒng)，特別是《唐朝名畫錄》《歷代名畫記》記載的尉遲乙僧、齊皎、李漸、靳智異等人，皆以善畫外國圖而馳譽于畫壇，尤其閻立本畫的外國圖水平極高，“盡該毫末，備得人情”，其作品被列為上品。尉遲乙僧“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其所畫外國人物體態(tài)“奇形異貌，中華罕繼”。而李漸所畫蕃人蕃馬也是“筆跡氣調，古今亡儔”?？梢?，對外國人的描繪似乎成為包括畫家在內(nèi)的藝術創(chuàng)作者的必備技能。

第三，如果說蕭繹《職貢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中胡人順序是按照利害關系排列——滑國、波斯、百濟等，具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那么，作為第三次埋葬的章懷太子《客使圖》這些外客在先被定性為使節(jié)的前提下，采取圖像化描繪語言對其族屬或國別進行甄別，也得從政治角度進行分析。命運多舛的雍王（后來的皇太子、廢太子）李賢的生活經(jīng)歷乃至命運都被皇室政治塑造著，也始終被限制于武則天構筑至尊權力的軌道中。神龍二年（706），唐中宗為兒子李重潤和女兒李仙惠號墓為陵，陪葬乾陵，雖也把李賢遷葬于昭陵，但仍以司徒公和雍王身份安葬。景云二年（711），李賢被追封為章懷太子，與房妃合葬。與前兩個陵墓比，其規(guī)模、陪葬品數(shù)量和質量遜色得多。

作為一種墓葬圖像，《客使圖》人物族屬和文化淵源具有一定的敘述功能，對胡服使者的探討應在此框架中進行，無論是否關乎墓葬圖像藝術的紀念性、還原性和美化性功能。

（作者單位：陜西歷史博物館）

（2017-02-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楊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