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先生：里約奧運會剛閉幕不久，運動員們總是要爭取盡可能好的成績。但我注意到，你在新書《吾心可鑒：澎湃的福流》中講到了一些違反我們?nèi)粘ＵJ知的現(xiàn)象，比說你說運動員得銅牌往往比得銀牌更開心，這是什么道理呢？

彭凱平：現(xiàn)代心理學認為，我們的心理活動都是社會比較的結(jié)果，比較的角度和方向不同，對自我狀態(tài)的評價也不同。銅牌選手是跟第四名比，差一點就沒拿到獎牌，但最后得到了，所以他感到快樂、積極、興奮。銀牌選手往往和第一名比，差一點就是金牌，所以他感到懊惱、氣憤、失落、傷心。

賽先生：你還提到戀愛時分手對男性的傷害更大，可是我們平時不都覺得女生特別容易受傷嗎？ 

彭凱平：過去，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認識，就是覺得只有女人講感情講關系，其實男人一樣講感情講關系。大量的心理學證據(jù)表明，男性在男女關系/夫妻關系中獲益是最大的。結(jié)了婚的男性比不結(jié)婚的男性平均多活七年，而結(jié)了婚的女性比不結(jié)婚的女性最多多活兩年，這說明男性在某種程度上對關系的依賴更強烈。有證據(jù)表明，男性喪偶后，自殺概率提高了八倍多，這說明男性依賴于女性建立關系的能力，需要女性的心理支援保障。喪偶以后，男性突然失去穩(wěn)定的關系，又很難再找到其他的支持，所以配偶離世對男性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第二，從競爭的強度來講，男性面臨的同性壓力也遠遠大于女性。從進化的角度看，男性追求的是廣泛散布精子，那么自然也就面臨激烈的同性競爭。俗話說“女追男隔層紙，男追女隔重山”，可見男人要尋找一個女性伴侶要花費很多的功夫，女性找男人就相對容易些。這就是生物學上的同性競爭壓力造成的。

賽先生：關系的破裂總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那你能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來談談我們應該怎樣經(jīng)營我們的婚姻嗎？

彭凱平：積極心理學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婚姻成敗的關鍵之一是夫妻之間的溝通，包括溝通的方式、方法和內(nèi)容。許多人婚后就不再談情說愛了，在一起只談事情、談困難、談挑戰(zhàn)和計劃，卻不像戀愛時那樣談感情，但即使已經(jīng)是夫妻，也還是要說一些甜蜜的話、支持的話、欣賞的話。另外，許多人婚后談話的內(nèi)容正面和負面的比例逆轉(zhuǎn)了，談戀愛的時候說好話遠遠多于批評的話，但是結(jié)婚以后說批評的話遠遠多于好話。

其次，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沒有意識到愛是要經(jīng)營的，也就是說愛情、婚姻也是一個事業(yè)，你得有一個心愿，一個志向：“我們倆人要一起過下去”，這樣你才會認真地去做，去把婚姻當做長期的事業(yè)來經(jīng)營。

最后，愛的技巧也很重要。比如說如何調(diào)情，如何肢體接觸，握手、擁抱、親吻、性生活……我們中國人都沒學過，或者從色情作品里偷偷摸摸學一點，有很多是錯誤的，只是性欲的，不利于感情的發(fā)展。

彭凱平

賽先生：說了好些積極心理學的例子，積極心理學到底是什么呢？

彭凱平：積極心理學是心理學領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一個新的思想理念。就像人本主義呼吁心理學家和社會大眾關注人本身，積極心理學則呼吁我們關注人的積極心理，包括幸福、快樂、道德、審美、毅力等所有人類的積極的心理活動。因此，這不是一個橫空出世的新學科，它也不算是新的研究領域，而是一種理念，其根基還是心理學，只要是研究關注和人類的積極心理體驗相關的領域都可以叫積極心理學。

賽先生：什么都往積極了想，這聽起來會不會有點像阿Q精神？

彭凱平：很多人以為積極心理學是一種自我安慰，其實這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望文生義。阿Q精神是一種特定的心理防御，有三個很重要的特點：一是否定現(xiàn)實，不承認存在問題；二是臆想現(xiàn)實，編造事實；三是無所作為，不對現(xiàn)實做任何改變。而積極心理學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直面現(xiàn)實生活，認識人類的正面心態(tài)，也接受他人的負面心態(tài)，然后去認真地、積極地實踐。積極心理學講求的是有所行動，這和阿Q精神是完全相反的。

賽先生：那積極心理學又算不算是雞湯呢？

彭凱平：我認為積極心理學在某種程度上就像陽明先生講的“良知”，就是去體驗、發(fā)揚人類的積極心理過程，去相信人性是善良、可貴的，能夠創(chuàng)造奇跡的。如果能做到知行合一，良知就會產(chǎn)生正面積極的生活效應、工作效應和社會效應，人在態(tài)度上、身心狀態(tài)上、行為力量上都會變得更加正面、積極、強大。

但是，它的主要作用還不是幫助個體立馬得到心靈安慰，所以不是心靈雞湯。積極心理學是一個科學研究領域，它的應用不僅需要個人的修行，還要看客觀環(huán)境的影響。所以不要把積極心理學當成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我反復強調(diào)，它是一個理念，不是一個技巧，不是一門功夫，不是專門救治病人的靈丹妙藥。

賽先生：這么多年來，你一直致力于推廣積極心理學，在這個過程中你覺得最大的阻礙是什么呢？

彭凱平：最大的阻礙是文化的阻力。我們中國人比較講職位、功利、效果，不太關心自己的身心狀態(tài)，不太關注心靈體驗，不太欣賞“修心”這類聽起來就很虛幻的事情，而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的障礙和文化的阻力。

第二，中國心理學界對積極心理學并不重視，因為它的觀念和思想與傳統(tǒng)的心理學不一樣。到目前為止，中國心理學會都沒有成立積極心理學分會，說明他們還是有一些懷疑。正因為不了解，所以覺得更像心靈雞湯，不像科學，甚至有人認為是邪教，這都是無知造成的錯誤認識。那么，專業(yè)心理學家不愿意推廣積極心理學，社會就很難普及。所以我感覺到孤獨，因為學術界不積極。

第三就是，我個人感覺體制對這個思想不太關注，所以基本上沒有來自教育部、政府部門的支持。雖然媒體和領導人經(jīng)常表態(tài)支持，但是沒有實際上的支持行動，倒是民間和社會資本對積極心理學很關注，很支持。

賽先生：那么積極心理學在當下的中國到底有什么價值呢？

彭凱平：我們中國古人早就知道，世上無心外之物，世上無心外之理。換句話說，你做任何工作一定要誠意盡心，也就是從我們的認識，從我們的思想，從我們的精神狀態(tài)開始?，F(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到了一個相對富裕的階段，中國再也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國人民已經(jīng)解決了溫飽問題，現(xiàn)在要解決的是自己發(fā)展的問題，如何過得更好。當我們只是要求活下去，心理學的知識可能沒有什么用，但如果我們想活得更好，心理學肯定是有意義和價值的。所以，積極心理學是歷史的需求，是適應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俺鰜砘炜偸且€的”。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的經(jīng)濟建設，現(xiàn)在必須直面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人心浮躁、焦慮，對前途迷茫，對生活意義感認識不足的問題，所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

賽先生：你是說積極心理學是歷史的必然嗎？

彭凱平：對，它是不以意識形態(tài)，不以民族特性，不以政黨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所有國家在人均GDP大幅提高之后，都會出現(xiàn)關注心理需求的問題，所以現(xiàn)在心理學在中國變得很重要。這是時代的需求，也是國際的共同呼聲。聯(lián)合國2012年宣布3月20日為國際幸福日，就是意識到人類的心理問題可能會引發(fā)其他問題，心理問題成為健康最大的殺手之一，因此這也是一個全球性的話題。

賽先生：今天似乎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不快樂，不幸福，你能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來談談這個現(xiàn)象嗎？

彭凱平：幸福是積極心理學的研究課題之一。幸福不是快樂，不是一種簡單的愉悅。幸福是一種有意義的積極體驗，其間包含了價值、目標、關系、成就……，當然也包含愉悅的情緒，所以幸福是一個特別復雜的、綜合型的概念。當今社會，工作壓力，人生意義不清晰，競爭激烈等等很多原因都會導致幸福感下降，所以這是一個人類社會工業(yè)化之后面臨的后現(xiàn)代化陷阱。這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全球都有，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

賽先生：這么說當代人是不是會經(jīng)常缺失幸福感？

彭凱平：是的。當代人的人際關系不像以前那么緊密，工作的壓力比以前大，生活方式更加機械化，這些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的特性都可能影響我們的感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幸福感是在下降的。 

賽先生：那幸福感強的人都是什么樣的人呢？

彭凱平：首先，他的態(tài)度是更積極的，他不那么挑剔，不那么仇恨，而是寬容、理解和欣賞別人。第二，他的生命力更旺盛，愿意做事情，愿意行動，愿意交往。第三，朋友越多社會關系越強烈越好。第四，創(chuàng)新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強的人。

賽先生：你在書中還講到了文化碰撞的問題，你能說說和外國人溝通跟和中國人溝通在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樣嗎？

彭凱平：這和語言、認同、熟悉程度和感情都有關系。文化認同感不同，溝通方式就不一樣。

第一，如果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就有很多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心愿，因此溝通時可以談評價、談觀念、談個人喜好；但外國人對我們來說是外人，和我們是沒有文化認同的，所以溝通時要多講證據(jù)，講事實，講一些理性的東西。

第二，和自己人在一起，很多概念知識都是約定俗成的，所以講話時可以點到為止，可以旁敲側(cè)擊，但是對外人就必須把話說得特別清楚，特別全面，甚至是羅嗦。 

第三，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傾向于辯證思維，比如陰陽、正負，凡事不過度，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點。但是西方文化強調(diào)直截了當，要把事情做到極致。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溝通。你看西方人不太喜歡講籠統(tǒng)的大的宏觀的事情，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宏觀的事情，老外講故事都是從一個具體的個案開始，我們中國人講故事先從天下大事開始，先從國際局勢開始，這是我們文化中的一個很明顯的特點。

第四，西方人比較直接，我們則講究委婉。這在心理學中叫做“高情境”（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境”。我們不光要關注別人說什么，更關注他是怎么說的，在什么場合說的，西方人則不太關注情境因素，他只關心你說了什么具體的東西。溝通時如果不注意這個差異，就很容易造成誤會。比如我們覺得說話只要點到為止，聽話聽音，響鼓不用重錘，但西方人就會覺得你這個事情沒有講清楚，而且有誤導的虛偽感。

賽先生：最后，請你談談為什么要寫《吾心可鑒：澎湃的福流》這本書？你對讀者有什么期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