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敬民

    公元1079年，北宋王朝上發(fā)生了一件大事：久負盛名的文壇巨子蘇東坡被捕入獄103天后被貶黃州，受其牽連，29位大臣名士遭到懲處：駙馬王詵因事先泄密被削除一切官爵；王鞏被發(fā)配西北；蘇轍上本求情而被降職，張方平被罰紅銅30斤，司馬光、范鎮(zhèn)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被各罰紅銅20斤。

　　這就是震驚當時并著稱后世的“烏臺詩案”。

　　一

　　事情還得由蘇東坡調(diào)任湖州后的謝上表說起。

　　這年四月，蘇東坡調(diào)任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謝上表》中，蘇東坡發(fā)了幾句牢騷：“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yǎng)小民”，由于“新進”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jié)果惹怒了一些尚在當政的新進們。他們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誹謗朝廷，發(fā)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

　　當時，王安石已經(jīng)第二次罷相，一直在幕后支持改革的宋神宗走上前臺。由于變法以來，朝野一直異議不斷，這不免讓宋神宗想殺雞駭猴，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蘇東坡的這篇文章，剛好趕上了風口浪尖。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迎合神宗想“槍打出頭鳥”的心理，彈劾蘇東坡“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還專門舉出了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jù)。為了羅織更大的罪名，這些人還處心積慮地從其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地給予定罪。尤其是李定，當年蘇東坡一篇《討不孝子檄》曾讓他顏面丟盡，不敢出大門半步，此刻他作為主審官，自然會咬牙切齒地報仇雪恨。蘇東坡從湖州被押解到京都之后，李定公報私仇，立刻將他投到了死牢之中，并采取了刑訊逼供的手段。這和宋神宗當初差人訊問蘇東坡的初衷大相徑庭，宋神宗雖然惱火東坡，但他還是不愿意對這個文壇巨子痛下殺手，只同意逮捕，并不同意刑訊。

　　批判的武器，在武器的批判面前總是很蒼白無力。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的刑訊折磨，終于迫使蘇東坡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的罪狀：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指責“青苗法”的有名無實；“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反對“農(nóng)田水利法”，譏刺興修水利；“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譏刺“鹽法”行之太急……總之，自己的詩作都是些“諷刺新法”、“攻擊朝廷”、“怨謗君父”的大毒草。

　　自承罪狀如此，蘇東坡可謂命懸一線。但是，小人的竊笑尚未閉口，朝廷中就有人挺身而出，為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求情。賦閑在家的王安石緊急上書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也抱病責備宋神宗。這些臺前幕后的好人，對挽救蘇東坡的命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fā)落，貶其為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qū)，并無權簽署公文。這種待遇，其實也就是監(jiān)視居住。

　　二

　　東坡年紀輕輕就已經(jīng)名滿天下：剛滿十歲，他就寫出了傳世名篇《黠鼠賦》，21歲時參加殿試，文壇盟主歐陽修看了東坡的考卷，“竟喜極汗下”，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睔W陽修是何等人物，此話一出，滿京都立即家喻戶曉。

　　天子賞識，時人追捧，使得東坡對自己的仕途充滿信心：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尤其在密州徐州時，他曾多次在文章中闡發(fā)《易經(jīng)》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十分強勁。捧讀東坡當年的策論，其巧于引喻取譬的文風，精于預事料人的思辨，頗似戰(zhàn)國時期的縱橫游說之士，大有孟軻文章的雄風。然而少年得志，缺少生活歷練的他，多少也透出一些輕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但是，政治畢竟不是做文章，文章中的豪言壯語，往往經(jīng)不起現(xiàn)實生活的輕輕一擊。烏臺詩案使蘇東坡開始認識到，自己過于天真，過于單純，根本對付不了官場上極其復雜的人事斗爭。由此，蘇東坡開始對仕途心灰意冷，并自然而然地傾向于了佛道思想。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東坡的作品表現(xiàn)內(nèi)容由政治轉(zhuǎn)向了人生體悟，筆調(diào)也由粗獷豪放轉(zhuǎn)向了親切寬和。至此，蘇東坡完成了一個由政治文人向真正關注人生體悟的作家之變，官場上雖然少了一名不成熟的文人，但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卻多了一脈巍巍昆侖。

　　作家的心態(tài)如禪眼，一經(jīng)轉(zhuǎn)變，其關注點和著力點必然發(fā)生變化。仔細研讀東坡后來的詩詞文章，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作品少了一些火氣，多了一些恬淡；少了一些豪邁，多了一些空靈。而這種恬淡和空靈，恰恰是日常生活中人的思想常態(tài)。從張狂回到常態(tài)，標志著作家感性的成熟和理性的回歸。

　　且看東坡的這首《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p>

　　這首詞寫的是作者謫居黃州后與朋友夜飲雪堂，醉歸臨皋的感受。此時，經(jīng)過烏臺詩案的洗禮，東坡思想上已經(jīng)和老莊相通，這首詞作所表現(xiàn)出的超人曠達和不以世事縈懷的恬淡，是作者真情實感的流露，讀來一點也不矯揉造作。這比那些故作恬淡的詩詞相比，其感人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真。

　　再如這篇《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p>

　　這種“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自我解脫的處世哲學，使他心靜如水。后來，東坡被流放海南，沒有藥品沒有醫(yī)生，卻也生活得有滋有味，是與他能到處得到快樂和滿足的心態(tài)分不開的。

　　可以說，視角更為獨特，文字更為超脫，意境更為空靈的文風，在東坡被貶黃州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和固定。至此，不朽名篇前后《赤壁賦》也就在悄然孕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