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歌德的名字，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起拉德布魯赫那句幾乎引用泛濫的名言：「很多詩人都是從法學院逃逸出來的學生」。若要說詩人中從法學院逃逸的學生，歌德絕對應該排在第一位。

關于歌德的文學成就毋庸贅言。他的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膾炙人口，而《浮士德》更是被列入歐洲四大古典小說之一。而在文學之外，歌德在美術、生物、地理、化學諸多方面，亦頗有建樹，只不過在他那文學家的盛名之下，這些零零散散的才藝都不那么重要了。讀者諸君可以想象下，當歌德自豪地更別人說，我的寫作才能是法學院老師教的，這該多么有喜感！

然而，歌德確實是法學院畢業(yè)的高材生。

歌德在他的自傳《詩與真》開卷即寫道，「1749年8月28日中午，時鐘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降生了?！垢璧碌母赣H約翰?卡斯帕爾早年曾有學法律的經(jīng)歷，既做過執(zhí)業(yè)律師，亦在帝國政府、雷根斯堡議會及維也納的帝國樞密院工作過。1741年卡斯帕爾回到法蘭克福，想在市政府謀職，卻一直不太順遂。1748年，卡斯帕爾與法蘭克福市長的女兒結婚，更不能在當?shù)卣温?，只好賦閑在家。我們很難斷定卡斯帕爾短暫的法律生涯是不是影響歌德進入法學院的誘因，但這個家庭背景勢必會對歌德的抉擇有促進作用。甚至，歌德一輩子的主要歷程，都復制了他父親卡斯帕爾的軌跡；若非歌德后來在文學領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將注定與他父親一樣平庸。

在歌德成長的歲月中，文學成為重要關鍵詞。他頗為早慧，通過大量的閱讀和觀察，他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世界，也開始用笨拙的筆觸，開始表達他內(nèi)心的火焰。當然，他早年的詩歌作品并不驚艷，他的傳記作家格爾茨寫道：

小歌德不是文學神童，他最早的詩篇并無驚人之處。恰恰是他提供的例子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天才創(chuàng)作源于對現(xiàn)實的深刻理解，根植于刻苦勤奮，而不是什么不可思議的靈感。他的詩歌習作成績和他同時代的上千萬人差不多。

1765年10月，時年16歲的歌德在仆人的陪伴下，離開法蘭克福，前往萊比錫上大學。他進入的是萊比錫大學法學院。三個星期后的一封家書中，歌德這樣記述了自己的法學院學習生活：

今天我開始聽課。聽些什么課？——這還用問？法學提要、法學史、優(yōu)帝法典及法典前七章和后七章的專題研究課。這些就足夠了，其余的以忘記為好?！裉?，我認真聽了兩節(jié)課，伯麥教授的政治史，和埃內(nèi)斯蒂的西塞羅的關于演說家的對話，講得并不好。

上文提及的這位伯麥教授，后來與歌德有了更多的交往，也對歌德有比較大的影響。格爾茨提到，「最先是伯麥教授，他是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首創(chuàng)外僑法，同時他也想充當反對語言學和美術，主張學習法學的權威。」

然而，萊比錫大學法學院傳授的知識體系，并不能讓歌德覺得解渴。在歌德看來，絕大部分教授只能照本宣科給他書本上的知識，他對法學、政治學的很多老調(diào)也感到厭倦；假如老師在課堂上能夠講授一點點超越基督教宣教的知識，歌德都能夠甘之如飴，甚至信奉好幾天。

歌德把大量的時間用來寫詩以及與當?shù)卦娙藗兊慕煌?/strong>這里面有個叫貝里施的德國詩人發(fā)揮了很大的影響，也成為歌德早期在思想上的盟友之一。但貝里施隨后因故離開萊比錫，歌德也重新陷入迷惘期。1768年夏天，歌德郁郁不得志，拖著一身大大小小的病，回到了法蘭克福，度過他一生中最暗淡、最不幸的一年。

1770年3月，歌德慢慢走出抑郁癥的陰影。他與父親的關系越來越差，也促使他走出去，尋求新的生活。他來到斯特拉斯堡，決定在這里準備法學考試。為了順利通過，他甚至請了家庭教師輔導他備考。這一年9月份，歌德順利通過第一期法學考試。由此，歌德得以免于學習那些他不感興趣的?？普n程，反而將大量的時間花在生理學、歷史等課程的旁聽上。歌德逐漸重回到萊比錫時期無憂無慮的時光，也寫下了越來越多的詩篇。

1771年8月6日，歌德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論立法者》，在這篇論文中，歌德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他對流行觀點的批判。但答辯過程卻十分痛苦。當時院長認為歌德的論文中，批判宗教的內(nèi)容過多、自由思想過甚，拒絕讓歌德通過。一位叫施特貝爾的朋友，這樣記述了歌德的答辯過程：

此時，歌德博士先生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過于機智的一知半解者和蔑視宗教的狂人，這樣他不僅受到了懷疑，而且還有了相當?shù)拿麣狻缀跛械娜硕颊J為他有點神經(jīng)錯亂。這一點只要讀一下他準備的學位論文《論立法者》就可以明白了，法學院出于宗教的原因和慎重的考慮而把它壓了下來；因為教授們不同意出版不合他們口味的論文，這篇論文就這樣被冠冕堂皇地取消了。

歌德對此倒不是十分在意，但他卻也在積極地尋找解決方案，——最終的解決方案就是只提交論文提綱參加答辯。院長經(jīng)過慎重考慮，也同意這一方案，于是安排歌德和自告奮勇的質(zhì)疑者萊爾澤圍繞「法的地位」而答辯。據(jù)舒爾茨的描繪，「萊爾澤開玩笑地看待自己質(zhì)疑人的角色，他裝作一本正經(jīng)的樣子，以諷刺的口吻向歌德提問，因此看來歌德這次是非失敗不可了，但最終還是一切順利?！垢璧庐斎粺o所謂，但比較失望的是歌德的父親，他終究未能看到兒子將博士論文打印出來呈送各方師友；在他眼里，那才是博士生涯完美的句點。

1771年8月，歌德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再次回到法蘭克福。拿到博士學位，他的法學學習生涯終于該告一段落了。顯然，較之對詩歌的熱情、對文學的激情，法學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寫詩畢竟還不能當飯吃，歌德循著他父親的路線，干起了律師；此時此刻，歌德已在文學領域如日中天，卡斯帕爾也心甘情愿地當起了兒子歌德的律師助理。在父母親的大力幫助下，歌德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成功辦理了28個民商事案件，為當?shù)氐纳倘藗冏隽肆己玫霓q護。只是，世俗的生活實在難以羈絆歌德豐富的想象力和泉涌的才思，他也不喜歡在父母身邊飽受限制。于是，他在1775年11月，來到了小城魏瑪。

在魏瑪，歌德開始另外一種法律實踐。1776年6月，在朋友的介紹下，歌德開始為魏瑪執(zhí)政卡爾? 奧古斯特公爵效勞，以他私人顧問的名義，作為樞密院參事，正式參與魏瑪?shù)恼问聞?。歌德不光幫助公爵改善行政，更野心勃勃地想分封皇室領地、減免農(nóng)民賦稅等。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為樞密院顧問，而在1782年，他又被冊封為貴族，且被任命為會計長官。接下來幾年中，歌德先后擔任過伊爾梅瑙礦山企業(yè)總監(jiān)、筑路大臣、軍備大臣等職務。

只是時間稍微長一點，深層次的矛盾便頻頻爆發(fā)：一方面，歌德自恃才高八斗，他很想借助魏瑪公國這個平臺，施展他的政治才華和抱負，而且在事實上他還擺脫了法蘭克福的種種羈絆；但另一方面，在專制的公爵面前，他能發(fā)揮的作用有限，反而不得不應付無聊但復雜的宮廷政治。更為嚴重的是，奧古斯特公爵執(zhí)政后期越來越剛愎自用，一度想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塵發(fā)動戰(zhàn)爭，為此不惜與普魯士等小國結盟。歌德極想在這樣的難局中發(fā)揮諫言者的角色，無奈奧古斯特公爵早已聽不進去。

1786年9月3日，憤懣的歌德下定決心遠走意大利，鋪開紙，拿起筆，繼續(xù)他的紙筆人生。此時的歌德，早已出版《少年維特的煩惱》及其他一系列詩作、劇作，名滿歐羅巴。1788年后，歌德曾回歸魏瑪，不再擔負財務管理的重任，以著名文學家的身份出任劇院、魏瑪美術學院和耶拿大學的總監(jiān)，逐漸讓生活和工作都駛入自己預想的軌道，也在隨后的幾年中寫下包括《浮士德》在內(nèi)的大量杰作。終究，我們沒有等到一個大律師的發(fā)家、一個政治家的誕生，卻看到了一顆文壇巨星的升起。

我其實一直很好奇歌德本人如何看待他的法律人生。今天且讓我們翻開被譽為「世界四大勵志自傳」的歌德自傳《詩與真》，繼續(xù)探索歌德的法律人生。在歌德幼年，他的家鄉(xiāng)法蘭克福市議會墻壁上的一句話，讓他銘記終身：「一人之言非人之言，公平則須聽雙方之言」，我們或許可以將此視為歌德最早受到的公平觀念的啟蒙。而在他的幼年里，觀摩用于減免稅收的「吹笛者法庭」開庭儀式，則成為他所看到的最早的庭審現(xiàn)場；盡管這種庭審儀式感大于實質(zhì)意義，但對歌德來說，依然覺得十分有趣，尤其是他的外祖父貴為市長，在這樣的儀式中自然風光無限。

1759年法軍占領法蘭克福后，歌德的家里住進來了一位法國軍官。歌德對這位名為多倫伯爵的軍官印象甚好：多倫伯爵不光處理軍政事務，也處理民事、軍民爭執(zhí)、債務糾紛和其他糾紛。在歌德回憶中，「伯爵常開庭審理種種的案件，因為他注重在判決時以一種滑稽的機制和開心的話出之，特別富于誘惑力。他的裁奪極為公正，他表現(xiàn)的方式卻詼諧且冷雋……」

而在進入大學之前，歌德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了法學的學習。他父親極力將歌德的聰慧運用在法學啟蒙中，

他交給我一本羅馬法學者和普著的問答體裁的小書，其形式和內(nèi)容都是按照羅馬帝國法典寫成。我不用多少時間就把問話和答話記熟，無論是問者還是答者我都能很好地扮演。正像是當時的宗教功課，以學會極敏捷地援引《圣經(jīng)》為主要目的之一那樣，在法學方面，也必須同樣地嫻熟《羅馬法》，我不久就將這些法典完全熟悉了。我的父親想再進一步，叫我著手研究斯特魯威的《小法律書》，不過這本書我不能學得那樣快了……

這個時候的歌德，也只有十多歲，他便已經(jīng)具備了基本的法學啟蒙，「為了討我父親的歡心，我用功地復習荷普的小法學書，并讓我父親從里頭這兒那兒抽問我，因此我把《法學階梯》的主要內(nèi)容，完全熟悉了?！?/p>

除了這些觀摩，歌德走上法學生涯，與他的父親的影響也有很大關系。由于歌德早慧，他父親很早就迫不及待地宣稱歌德應該快點進入大學，而且一定要進入他特別贊賞的萊比錫大學，「同樣研究法律」，然后再進另一所大學讀博士。實際上，父親盡管給了歌德最早的法學啟蒙，但父親失敗而潦倒的法律人生，使得歌德在進入大學選擇專業(yè)的年紀，對法律研究始終想敬而遠之，——在他看來，語言學、古學、歷史和一切源于它們的學問，都比法律要有意思。盡管歌德本人十分艷羨哥廷根大學，但由于父親的影響，他最終還是去了萊比錫。

1765年10月，歌德來到了萊比錫。他剛在萊比錫安頓下來，便在他人的介紹下，前往拜見博麥。博麥是法學和歷史教授，不光在萊比錫宮中擔任顧問，亦在萊比錫大學講授歷史和法學。博麥，「一個矮壯而活潑」的人，還介紹歌德與他的愛人瑪利亞見面，——如果考慮到后來博麥和瑪利亞對歌德的巨大影響，這一會面被稱為之歷史性會面一點都不算夸張。歌德對博麥當然極為信任，迫不及待地表達了他希望拋棄法學、研究古學的想法，只是在博麥眼中，萬般皆下品，唯有法學高，他先是批評，繼而是苦口婆心地勸慰歌德：即便要鉆研古學，通過法學也將是最容易事半功倍的途徑，羅馬古代史和法律史都將帶領歌德通往古學。就這樣，博麥三下五除二就打消了歌德的年頭，甚至替他設計好了課程：先聽哲學、法律史和羅馬法，以及其他兩三門功課。

只是萊比錫大學的法學講授，大多讓歌德興味索然。這里面既有教師的問題，更主要的問題，還是歌德早年的法學啟蒙已經(jīng)到了一定的境界?！敢驗槲宜赖?，恰是教授認為應教給我們的那么些，我初時記筆記的孜孜不倦的勤勉逐漸松懈下來，因為我從前在父親身邊一問一答，常常復習，把法律的功課永遠記在心頭，現(xiàn)在再度把這些寫下來，我覺得極無聊。」歌德在自傳中這樣吐槽。

離開萊比錫后，歌德下一個學習法學的地方是斯特拉斯堡。有當?shù)嘏笥涯托牡馗璧轮v了德國、法國大學的不同，這為歌德迅速找到合適的學習方法助力不少。這位朋友講，德國大學是在廣義和學術的意義上培養(yǎng)學者，而法國卻以實用為目的，教師們只給學生提供基本的原理和入門知識，言簡意賅者為佳。

這位朋友還為歌德介紹了補習老師，——歌德寫道，

我作為開場白，開始跟他大談法學的對象，他看見我那樣議論滔滔，便不勝驚異，因為我除了過去有機會就談起來的關于法律的知識之外，我在居留萊比錫時對于法律的要素作過一些鉆研，盡管我的心得只是一般的百科全書式的概觀，談不上什么真知灼見。

歌德隨后提到，他的這位補習老師對他的喋喋不休忍耐了一陣子后，終于禮貌地提醒他，必須要先著眼于近期目標，尤其是應考、取得學位及實習，

他說，如果限于應付第一樁事，我們就絕不可好高騖遠。我們不必查究某一法律是怎樣和從什么地方起源，它的發(fā)生的內(nèi)部和外部的導因是什么，我們既不研求它怎樣隨著時代和習俗而變化，也不管它因為錯誤的解釋和法院的歪曲引用而搞到甚至面目全非。在這種研究中，學者們常常就消磨掉他們一生的光陰；但是我們只問現(xiàn)行法律是什么，我們把這個牢記著，以便能夠在我們需要它來保護我們的當事人時應用出來。

就這樣，歌德在補習教師的指導下，告別陽春白雪，重返下里巴人，在一本筆記本上寫滿問答，一如他當年在父親指導下接受法學的啟蒙那樣。通過這種突擊式學習，歌德很容易就獲得了博士應考者的資格。

對于博士研習的過程，歌德在自傳《詩與真》中著墨不多。但如同我在上一篇專欄中提及的那樣，歌德的博士論文寫作及答辯卻大費周章。之所以如此，與歌德本身的輕慢有很大關系，他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主要目標是獲得博士學位，但真正在那里時，博士學位卻成為他的日程表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就連他本人也認為這是他一生的「越軌行動之一」。

那么，博士論文到底寫什么題目呢？歌德已注意到法學界的革命：法律判決開始強調(diào)公平與合理，而習慣法已不復往日榮光，在他看來刑法將迎來革命性的變化。但歌德并未為自己的選題做好準備，既缺乏知識，也缺乏動力，更缺乏外部的激勵，博士論文的寫作遲遲進入不了狀態(tài)；斯特拉斯堡更流行的博士論文寫作方式，是完成一般的論文，而非學術論文。歌德打算馬馬虎虎應付時，他的父親卻一再函告，一定要寫一篇正式、像樣的論文。

就這樣，歌德根據(jù)自己的知識儲備，選擇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為論文寫作方向。他認為作為立法者的國家，不僅有權來建立一定形式的信仰，亦有此義務。歌德從歷史的角度找了很多素材，來闡述這個題目，「我之寫這篇論文本來只是為了使父親滿意，我更大膽地寫。如果它在審查通不過，就是最好不過的事。自從與伯里施交往以來，看見自己的著作印刷出版迄今仍覺得厭惡，不能自已?！惯@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呢？

歌德博士論文完稿并校訂拉丁文后，他的第一個讀者，不是斯特拉斯堡大學，而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破天荒地對他的標新立異表示贊賞，并預期歌德通過這篇論文的發(fā)表和出版而名滿天下。

然而，斯特拉斯堡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對這篇論文卻經(jīng)歷了一個由喜到怕的過程。尤其是法學院院長埃倫，開始時對歌德的論文贊不絕口，后來逐漸說論文可商榷的地方不少，再后來便改口認為論文的觀點十分危險，不宜作為學位論文公開發(fā)表。院長告訴歌德：應考學位的人已表現(xiàn)出他是一個有思想的青年，學院當局對他的前途有莫大的期望；為使這事不至于耽誤，院里決定把歌德的論文交付答辯，而不作為博士論文公開出版，當然歌德可以以私人名義正式印行。

這樣的安排讓歌德的博士答辯輕松通過，只是歌德父親卻實在是失望，因為他一直希望兒子的論文，能夠作為新博士的論文正式印行，然后他便可以在法蘭克福向人們炫耀。為此，他曾提出要自費印刷這篇論文，但歌德告訴他，論文寫得十分倉促，只是綱要，將來充實后再印不遲，「為著這個目的，他很小心地替我保存這篇論文稿，好些年之后，我仍看見它藏在他的文件檔案之中。」

2016年7月18日于京郊昌平慕風齋

(本文首發(fā)于《法治周末》2016年7月20日「方寸正義」專欄。感謝宋學鵬編輯。)

陳夏紅 微信公號：陳夏紅的廣播站。一歲到四歲生病，五歲到七歲挨餓，此后在學校里入少先隊入團入黨，其間屢次考第一名，也屢次被老師開除。千禧年后在中國政法大學執(zhí)教。近一兩年關注近現(xiàn)代法學人物。著有《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與事》《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