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被問起是如何開始我的工作的，早年的經歷在我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問題簡單而明確，答案卻非如此。

1928年我出生于蘇黎世，隨后跟隨父母輾轉蘇聯(lián)、捷克斯洛伐克，在10歲的時候，我來到美國，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以及哈佛求學。博士畢業(yè)之后，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開始了長達50多年(1956-2008)的學術生涯。斯隆為我這段令人滿意且高產的學術生涯提供了非常好的助推環(huán)境。50多年里，我親眼見證并參與了組織心理學領域中五個概念的形成與演化。這五個概念分別是：強制說服、職業(yè)錨理論、過程咨詢、組織文化以及謙遜探詢。1965年，我出版了組織心理學領域最早的兩本教材之一，這本教材促進了組織發(fā)展理論的實踐。

1956年，我與美麗的瑪麗·勞梅開始了長達52年的婚姻。在她76歲時，癌癥把她從我身邊帶走。我們有三個已經成家立業(yè)的兒女，并且有了7個孫子輩的孩子?，F在，我88歲了，住在加州硅谷一個非常漂亮的退休小區(qū)的屋子里，回首一生。

我父親是一名物理學家。我見過他在家里連續(xù)工作很長時間，分析數據、寫研究結果以及組織教學材料；我也見過他在家款待自己的研究生和同事，主持長時間的討論會；我甚至見過我父母進行學術方面的爭論，他們會爭論研究領域內的動態(tài)，別人在做或沒在做什么，某項研究或者某篇論文會如何影響到父親的工作等。以上種種讓我對學術研究有了一些自己的印象。例如學術研究需要高強度全身心的投入、在數據分析中發(fā)現了新成果后激動的心情以及當研究成果發(fā)表時那種被認可的感覺；教授們所寫的論文以及著作是值得贊美和尊敬的；最后，也是學術研究最本質的，發(fā)現有價值的新東西以及通過論文和演講去向全世界分享自己的新發(fā)現。

對于我以后會成為一名教授這一點，我從不懷疑。但我從未意識到“成為”一名教授和“做”一名教授差別到底有多大,選擇自己的研究領域需要花多少時間，研究生階段的構想與最終從事的工作有多么的不同。

1938年秋天，我來到了芝加哥，進入海德公園的一所公立學校學習。1944年，我被芝加哥大學錄取。接受了三年的通識教育之后，我決定選擇攻讀心理學。于是，申請了當時心理學領域最強也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斯坦福大學并順利被錄取。

在斯坦福大學，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課程當中，享受那種沉浸在學科和學科變革中的感覺。一年之后修完了足夠的課程，獲得了又一個學士學位。在斯坦福所學到的東西對我非常有啟發(fā)，于是我選擇繼續(xù)在這兒攻讀碩士學位。作為訪問教授剛來到斯坦福大學的哈里·赫爾森(Harry Helson)讓我更加堅定了這個決定，當時他需要為他的感知權利社交影響實驗找一個助研，而我剛好符合條件。

赫爾森提出了一種叫適應水平的理論，并且在實驗中表明，如果我們一開始處于某個區(qū)間的參考光線刺激下，那么我們會逐漸以這個亮度的光線作為中間點，高于這個亮度的光線我們認為是“明亮的”，低于這個亮度的光線我們認為是“昏暗的”。參考光線錨定了一個點并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主觀參考點和新的適應水平。

赫爾森想表達的是，這些參考錨點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人際上的。果然，我們發(fā)現，事先聽到其他人的評價會強烈影響到實驗中的被試者的判斷。我把這個實驗的結果寫成了碩士畢業(yè)論文，并由此，正式開始了我作為實驗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社交影響機制的學術生涯。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并進入學術界。

盡管斯坦福的心理學系很強，但是我?guī)缀跻呀浬贤炅诉@里所有的課程。是時候看看別的地方了，我選擇哈佛大學的社會關系學系，被錄取后，于1949年秋天，來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Massachusetts）。

我在哈佛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點來到這里。當時幾個主要的社會科學院系的領軍人物決定成立一個“社會關系學系”（SocRel），正式從普通的心理學系拆分開來。這個系包括了人類學、社會學、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每一個研究生都能集中研究這些領域中的一個領域，但是每個人都必須要上所有領域的課程。

我再一次開始獨立的生活，不斷嘗試新事物。我喜歡這種感覺，但同時也清楚地意識到，在接下來的六到八年時間里，將不會再有太大的變化發(fā)生。日子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如果一切按部就班，我也許會漸漸失去學習的動力。

在哈佛期間，我申請了美國陸軍的“臨床心理學訓練項目（Clinical Psychology Training Program）”。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會完全改變我的職業(yè)和生活進程。我完全沒想到在陸軍服役期間，會與遣返戰(zhàn)俘打交道并開展研究工作，也沒想到這會逐漸中斷我的純粹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要知道，這是我當時全部熱情所在。

哈佛的社會關系學系要求博士生參加田野調查或者是社會實習。由于參與了美國陸軍的項目，我很輕松地獲得了在沃爾特·里德陸軍醫(yī)院（WalterReed Hospital）實習的機會，被安排到病房對病人進行診斷測試。診斷測試和分析是精神病醫(yī)生必備的技能，我并未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很快就從一些重要的診斷測試中學習了經驗，臨床心理學家吉姆·勞倫斯（JimLawrence）的教導更是讓我受益匪淺。掌握了處理測試的能力之后，我更堅信我能成為一名心理學家。

在沃爾特·里德的實習也讓我有機會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收集數據。對社交影響的興趣使得我開始進行一項模仿學習的實驗：如果在某一個任務中，一個人總是模仿另一個人，那么換一個不同的任務，這個人還會繼續(xù)模仿嗎？

我總共對240個入伍士兵進行了測試，收集到了論文所需要的數據。數據清晰表明，如果一個人在某個任務中的行為多次被認定為正確，其他人會模仿他，并在相似的任務中繼續(xù)模仿，而隨著任務相似度的降低，模仿行為也逐漸減少。

返回坎布里奇后，我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最終成稿長達300多頁，部分內容發(fā)表于著名的期刊《變態(tài)及社會心理學》上。對首次嘗試正式學術研究的我來說，這算得上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拿到博士學位后，我幸運地被分配到了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服役。在哈佛的幾年里，我長期處于社會學、人類學和臨床心理學的氛圍中，這拓寬了我的學術視野。而在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的幾年則進一步開闊了我的視野。

研究所的目標是從事和陸軍任務有關的所有研究，因此非常廣泛。研究所的領導，極具智慧的精神病學家戴維·理光（David Rioch）鼓勵同事們進行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只要研究內容有助于理解與戰(zhàn)爭有關的精神疾病即可。在這樣一個開放自由的研究氛圍中，我可以自主規(guī)劃研究內容。團隊、組織、社會影響是我的興趣所在，我打算研究如何能夠將其運用到群體進程和領導力上去。然而，1953年夏天，我的研究之旅被引上了一條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道路。

1953，朝鮮戰(zhàn)爭接近尾聲,在大規(guī)模交換戰(zhàn)俘行動中，作為現役軍人的心理學家，我被派往韓國仁川，陪同被中朝軍隊俘虜的美國士兵乘船回國，在回國的16天航程中，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評估及咨詢治療。

到達仁川后，我被告知我所負責的船只在三周后才能到達，也就是說，這三周里，我將無所事事，等待回國的遣返者也無所事事。于是，我打算利用這段時間，做點自己的研究。

我設置了一個小小的訪談點，隨機找一些遣返者，詢問他們被俘的經歷。 我盡量避免在提問時透露出我的興趣所在。 采用這種“謙虛探詢”的方式，受訪者能夠暢所欲言。

我告訴受訪者自己是沙因，請他們“試著回想下你被俘那天的情景，告訴我都發(fā)生了什么”。接下來，便是聽受訪者講述，只偶爾地以“然后呢”來引導受訪者繼續(xù)講述。如果受訪者講述的內容比較寬泛，我會請他舉個例子。

基于對這些戰(zhàn)俘的第一手的詳細訪談，我完成了“中國的戰(zhàn)俘改造項目”（“The Chinese Indoctrination Program forPrisoners of War.” ）一文，發(fā)表于《精神病學雜志》，這是我重印次數最多的論文之一。

在從仁川歸國的航程中，我們對遣返者進行了測試，進一步的訪談以及一些必要的心理咨詢?；谶@些測試，我與多個同事合作了多篇論文。最終發(fā)展出了“強制說服”這一概念，用以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一個人無法輕易離開，那么，就有可能對其進行各種方式的說服。

陪同遣返戰(zhàn)俘回國的這段經歷，為我往后五年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到難以置信的數據寶庫。除此之外，這段經歷也從根本上塑造了我處理數據的方法、分析問題的方式、對于研究問題的選擇以及寫作方法等等。我開始逐漸從“專注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向后來被定義為“學者、實踐者”的臨床心理學家轉變。我被“推入”到了臨床研究中，并且發(fā)現這種研究非常引人入勝。

我的絕大多數同事都已婚并育有子女，作為組里唯一的單身漢，我難以逃脫相親的安排。而我的好朋友喬治·克蘭普頓，更是以為我找到另一半為已任。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家的熱情安排下，我認識了瑪麗·勞梅，我們興趣相投，經歷相似，很快便墜入愛河。在沃爾特·里德的日子因此而變得更加的快樂和諧。

我的服役期將于1956年中結束，在此之前，我收到了MIT道格拉斯·麥格雷戈（DouglasMcGregor）教授的來信，邀請我到一個新成立的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給管理學碩士生及博士生開設社會心理學課程。

我在上學時讀過麥格雷戈教授領導力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曾參加過艾力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在MIT開設的一個課程，但我對管理學幾乎一無所知，我覺得如果去了管理學院，就意味著將徹底地切斷與理論社會心理學的聯(lián)系。

后來我得知，MIT正嘗試一種基于跨學科而非特定應用領域的管理學教育新方法。也就是說，他們會試著去聘請一些數學、經濟學和心理學博士。這些博士可能完全沒接觸過管理學。他們想看看這些博士對這個新興的領域會有什么樣的貢獻。換句話說，我自己的興趣和我研究的東西可能和管理學應用有一些自然的結合，因此可以繼續(xù)我的實驗研究。這種跨學科的方法在我看來很有前途，同時我也非常希望能和巴弗拉斯一起工作，當然，還有重回坎布里奇的誘惑。最終，我決定接受MIT的職位。

而在此之前，我向瑪麗求婚了。1956年7月28日，我們在沃爾特·里德教堂舉行了婚禮?；槎Y后的一個星期，駕車前往，一起投入新的生活中。

到MIT的第一年，我的教學任務包括一門必修課和兩門選修課。我之前沒有任何的教學經驗，也并沒有意識到設計一整個學期的課程、選擇教材以及布置每周的閱讀材料是多么的困難，尤其是在幾乎完全不了解學生，也不知道他們有什么期望的情況下。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準備課程，內容幾乎涵蓋社會心理學的大部分領域以及組織動力學甚至是部分精神病學的理論。我仔細地選擇課程資料，有趣性和權威性缺一不可。

然而，最初的教學體驗對我來說卻并不美好，以至于我有些懷疑自己是否能做好這份工作。雖然麥戈雷格給予了我絕對的信任和信心，我仍覺得自己是在“應付”而非做真正喜歡的事情。但在發(fā)現了體驗式學習這種方法之后，我的教學態(tài)度發(fā)生了改變。

體驗式學習初體驗

到MIT的第二年，麥戈雷格建議我了解一下位于緬因州伯特利的人際關系實驗室（Human Relations Lab）。從1947年開始，庫爾特·勒溫（KurtLewin）的一些學生和同事開始主持這種研討會。這些研討會會將研究與一些新型的教育模式整合起來，當時已經有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發(fā)現。

我不認為在這個實驗室進行為期三周的學習能帶來什么幫助，但是為了不拂“老板” 麥戈雷格的好意，同時也考慮到能帶著家人到緬因州漂亮的景點住上三周，于是，在1958年夏天，我參加了這個實驗室。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實驗室對學術界和我，意義多么重大。

從我以往的臨床訓練和研究調查經驗來看，為了準確地收集研究數據，研究者需要明確自己要研究什么以及要怎樣研究，需要盡量掌控整個過程。因此，當我第一次接觸松散的T小組（T-groups，Tfor training）時，我感到既震驚又焦慮，既迷惑又好奇。

第一次小組會議開始前，我和其他參會者閑聊著等待指導人員的到來，我們正好奇誰負責我們組時，一個聲音響起： “我是理查德·沃倫。我們每天上午和晚上都要花兩個小時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的目標是從自身的體驗中學習?！敝蟊阋谎圆话l(fā)。

指導人員難道不應該給予我們指導嗎？我們交錢難道不是為了獲得指導嗎？顯然不是。沃倫讓我們自行決定要做什么。但是在發(fā)現小組中發(fā)生的某件事值得每個人去思考的時候，會立刻打斷我們，開始“教”我們進行后來所謂的“過程分析”：回想我們剛才做了什么、談談你自己的感受、仔細分辨不同的人關于同一個事情感受的細微差別以及思考一下我們本可能會做出的某些其他行為。

剛開始，我并不認同這種方式。我常在每天回到家后向瑪麗描述指導員做了或沒做哪些荒繆氣人的事。我尤其接受不了這樣的問題：“你現在什么感覺？”“你用哪個部位感受？”我實在是看不出用身體的哪個部分感受和學習小組有什么關聯(lián)。然而，在聽取了一個以團體發(fā)展階段理論為主題的“20分鐘演講”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我以前曾經閱讀過有關團體發(fā)展階段理論的論文，但當時并沒有特別的體會。然而，有了T小組幾個小時的經歷，再聽到這一理論時，突然意識到可以將這些理論、概念與過去幾個小時我所看到的團隊里的各種行為聯(lián)系起來，我猛然發(fā)現，我們團隊所經歷的正是這種團體發(fā)展理論的現實版。

于是，我開始理解了所謂“從體驗中學習”的意義。通過體驗，才能更好地理解與這一體驗相關的概念。體驗很重要，能夠從中學習也很重要，如何學習同樣重要?！坝媚膫€部位感受”看似荒謬，但能夠引導人們將注意力完全放在當下的“感覺”上。我發(fā)現，這種通過觀察“此時此地”進行學習的方式比收集數據再回頭分析數據的方式要更有效。停下當前正做的事，問問自己：“剛剛發(fā)生了什么？”這樣能讓我們看到每個人對于某些事的理解有多么不同，每個人的感覺和判斷有多大差異。我們不僅能聽到別人說出他對我們行為的看法，也能發(fā)現“我可能是團體唯一一個有這樣看法和這樣感受的人”。

加入伯特利實驗室

三周的學習結束之后，我申請了實驗室的學徒實習項目，在1959年夏天的實習中，與其他成員一起學習設計可以使學員從中受益的學習體驗。我發(fā)現，在伯特利實驗室，陌生的團隊成員之所以能夠克服社交禁忌，開誠布公地告訴彼此對其行為的感受，并在培訓人員的指導下從中學習，主要得益于實驗室所創(chuàng)造出的異于平常的社交環(huán)境——“文化島嶼”。于是，我不由地想，是否可以把實驗室的設計技巧應用到課程設計中去？

我不再像最初那樣抗拒這種方式了，相反，還成為了一個積極的支持者，并在1960年及之后的十幾年里成為了固定成員。而作為一個老師，我還將在伯特利實驗室中所學到的東西應用到了教學課堂中去。例如，如何通過“20分鐘演講”來清楚地講述一個或幾個概念，并配以適合的案例加以說明；如何通過設計學習過程來給學生以啟發(fā)等。

我開始考慮我該如何教學。真的必須由我來決定教學的內容嗎？我真的需要完整地教授某一領域的所有知識嗎？重要的是知識本身，還是懂得如何觀察、準確提問、傾聽和思考？

管理者所處的是一個充滿無盡變化和永恒挑戰(zhàn)的世界，他們需要的并不是許多“知識”，他們需要的是獲取知識以及在工作中應用知識的能力，而掌握這一能力的關鍵在于“學會如何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