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證人，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能聽懂他的語言

魚悠然9131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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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一個兇殺案件，現(xiàn)場唯一的目擊證人看到了兇手行兇的整個過程，但他因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痹癥，故雖頭腦清醒但表達卻有異于常人，只有日夜照顧他的母親能夠聽懂他說的話，并且他也不會寫字。問題來了：對這樣的目擊證人，能否以及如何提取其證言？

這種情況確實非常少見，但一旦遇到還是相當麻煩。十幾年來我只遇到過一次這么極端的情形，不過類似的情況卻曾經(jīng)聽其他同行說起過，比如證人的語言很難被一般人聽懂，只有和他經(jīng)常交流的幾個病友聽得明白。由于證人大多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此種情況下，作證能力、取證方式以及證言證明力的高低問題都很有必要進行討論。

有無作證能力？

作證能力是從生理角度對證人作證資格的一個限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此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

法條鏈接

刑訴法、刑訴法解釋

刑訴法第六十條：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刑訴法解釋第七十五條：處于明顯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狀態(tài)，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確表達的證人所提供的證言，不得作為證據(jù)使用。

據(jù)此，證人應當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其一，感知案件事實；其二，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其三，具有正確的表達能力。那么，前文所說的那位患病的目擊證人，是否屬于不能正確表達的人，從而沒有證人的資格呢？

個人認為該人具有作證能力，可以成為證人。所謂“正確表達”是指能夠對自己認識和辨別的事實存在與否、狀態(tài)如何以及性質怎樣進行正確的描述，描述的方式不限于口頭或書面，只要其想要表達的內容能夠被他人理解即可。至于能夠理解其表達的“他人”的數(shù)量多少則不應影響對其能否“正確表達”的判斷：正常人的表達可以被很多人所理解，個別人因患病導致其表達不能被很多人理解，但只要有人能夠理解，就不能認為其不具有正確表達的能力。當然，如果一個人的表達不能被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所理解，該人當然不具有證作證資格，因為沒人知道其想表達的內容，作證的意義并不存在。

如何提取證言？

如果認為該人具有作證能力，那么緊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對他提取證言。

實踐中有一種通常的做法，即讓能夠理解其表達的人（比如前文所提案例中的患者母親）作為翻譯，本人所了解到的類似案例都是這樣提取的證言，并且法院判決也都采信了這樣的證據(jù)。

然而，上述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如果將能夠理解作證人語言的人作為翻譯，則其就應當受到回避條款的制約，倘若作證人不是證人而是被害人，則其近親屬依法不能作為翻譯，故這種思路并不能適用于一切類似情況；其二，此種情況下，能夠理解作證人語言的人與典型的翻譯人員有很大不同，后者具有替代性故而可以換人，但卻具有不可替代性，無人可換，這種特征使他們更像是證人，但司法機關顯然不能對證人同時進行詢問并讓他們互相翻譯。

總之，將理解作證人表達的人作為翻譯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障礙。個人認為，可以采用以下兩種方式作為替代取證方法：

直接將其母親作為證人

即司法機關不對目擊證人進行詢問，而直接針對其母親進行詢問，母親將其兒子的表達轉述給司法機關，如：“我聽我兒子說……” 這樣母親成為了證人，其證據(jù)屬于傳來證據(jù)，但在合法性上并無問題。

對目擊證人的進行錄像并詢問其母親

在上一個解決方案的基礎上，還可以對目擊證人對案發(fā)經(jīng)過的描述全程錄音錄像，將該錄音錄像作為視聽資料，配合對其母親的詢問作為一組證據(jù)。這樣等于將對母親的詢問筆錄作為主證據(jù)，將對目擊證人表達的錄音錄像作為補強證據(jù)，以增強母親證言的證明力。

上述兩種方法取得的證據(jù)，在合法性上都不存在問題，具有證據(jù)能力。

如何判斷證明力？

證據(jù)能力和證明力是兩個問題，前者解決證據(jù)合法性，后者解決證據(jù)的可信性。上述情況下取得的證據(jù)僅僅是證據(jù)能力得到了保障，但證明力高低當然還需要進行判斷。

個人認為，與任何單個證據(jù)的證明力判斷方式一樣，此種情況下取得的證言也必須結合其它在案證據(jù)來衡量其證明力高低。當然，如果能夠理解證人表達的人并不唯一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對多名“翻譯”分別詢問的方式，使得該組證據(jù)的整體證明力提高。比如當目擊證人的語言只能被與其共同生活的幾名家屬理解時，可以對這幾名家屬均進行詢問，讓他們分別轉述證人的語言，如果幾人所轉述的內容吻合，則整組證據(jù)的證明力肯定就具有了相當?shù)谋Ｕ稀?/span>

摘自：律法讀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