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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親述奉命槍殺瞿秋白詳情(上) 文︱汪東林 瞿秋白外表體弱神傷,心中卻有一把利劍,迫使我(宋希濂)步步退守;在我謀事不成、功夫白費的這段時間里,他竟埋頭寫出長篇文章《多余的話》;我估計他會被押往南京審判,由蔣介石直接處置,卻不料蔣介石看無計可施已成事實,竟直接下令由我將他就地處決,而瞿秋白對自己生命的結束竟那樣泰然處之,大義凜然…… 問題與懸念:初訪宋希濂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當時,宋希濂是國民黨第三十六師中將師長,駐扎長汀,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審訊并奉蔣介石“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命令執(zhí)行槍殺的。這一事實是遠在我學生時代就知道的。當我到政協(xié)工作不久初識宋希濂先生時,他儒者般的外表和風度,使我難以想象他就是執(zhí)行蔣介石的手令槍殺瞿秋白的主犯。
“文革”前夕,有關瞿秋白“變節(jié)”之事傳出,政協(xié)直屬組的召集人之一王蕓生建議我作為工作人員,從了解史料出發(fā),得便可個別與宋希濂接觸一下,探個究竟。王蕓生的話,對我是個鼓勵,更激起了我的興趣,不幾天后我就約宋希濂先生長談。
1966年的7月,我與宋希濂在政協(xié)機關開始了關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談。當我提出這一要求時,他起初猶豫地說,機關運動已經(jīng)開始,現(xiàn)在談這些往事不大方便。經(jīng)我執(zhí)意要求,他方才勉強答應。
“您能先談談瞿秋白被捕時的情況嗎?”我首先發(fā)問。
“蔣介石對江西蘇區(qū)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得逞,紅軍主力于1934年10月撤離蘇區(qū)北上,僅留下六七千人在閩贛邊境開展游擊活動。蔣介石一方面調(diào)兵遣將,組織主要兵力堵截圍追西去的紅軍主力,同時命令湯恩伯留下負責全殲贛閩殘留的紅軍。1935年2、3月間,湯恩伯指揮數(shù)萬兵力從西南往東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紅軍。眾寡懸殊,紅軍決定化整為零,其中力量較弱的千余人往東撤離,被我?guī)熢谒诟浇牟筷牰陆負魸ⅲ斴^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guī)熤笓]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團截獲。4月下旬,我接蔣介石南京密電,稱‘據(jù)可靠情報,共匪頭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虜群中,務必嚴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師參謀長向賢矩執(zhí)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個個俘虜均加以細細辨認和盤問,都沒有發(fā)現(xiàn)線索;又電告保安第十四團,幾天后得復電,說俘虜中有個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稱林琪祥,職業(yè)醫(yī)生,上海人,但操蘇南口音。我即命令師參謀長親自前往,速將此人解往長汀師部審問。次日,師參謀長即電復:經(jīng)人指認,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審瞿確認,他將立即押瞿回師部審定。我接此電后深感事關重大?!?/span>
“你們當時是怎樣認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當時,軍法處處長吳淞濤向我作了匯報。他為了表功,把提審過程講得有聲有色。吳說,他耐著性子反復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yè)。每次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復:我叫林琪祥,36歲,上海人,職業(yè)醫(yī)生。吳說,他有意長時間靜默,靜得提審室里五六個人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他甚至站起來在屋里來回踱步,并不時觀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見他半合半閉的眼睛,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后,他突然一轉(zhuǎn)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國16年(1927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吳說,這一突然逼問,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我不是瞿秋白!’吳才使出最后一招,大聲一吼:‘來人!’進來的是事先在外等候傳話的被俘投敵的共軍的叛徒,他指著瞿秋白向吳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說了不算,還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對?!瘏茄笱笞缘玫叵蛭覅R報說:至此,這表面像一座佛,內(nèi)心比狐貍還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頭。其實,吳淞濤刪略了瞿秋白最后說的幾句話,這是另一位在場的部下后來同我講的。在叛徒當場的指認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說:既然這樣,也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類的筆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說。瞿秋白當時的心境和精神狀態(tài),由這幾句話即可見一斑。”
“那么后來瞿秋白的態(tài)度又怎樣呢?您本人是怎樣同他接觸,又是怎樣審問他的呢?”我緊追不舍地問道。
宋希濂聽后沉思了一會兒,爽朗地笑著說:“我真沒有想到,你的問題包括內(nèi)容和層次,都同半年前上頭組織派人調(diào)查時的提問如出一轍。你我如果不是相識的,我會懷疑你也是組織派來調(diào)查的?!闭f著他掏出一支香煙,未等吸完即對我說:“我聽完吳淞濤的匯報后,便命令下屬先不要再提審瞿秋白,并批示‘優(yōu)裕待遇,另辟間室’,首先給瞿秋白改善生活環(huán)境和條件。我這樣做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其出發(fā)點自然是我當時的反動立場,想以柔克剛,用軟化的辦法克敵制勝。但最終目的并未達到,還一連出現(xiàn)我意料之外的情況。比如,我給瞿秋白生活優(yōu)待,原擔心他不會接受,他卻二話未說,欣然處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后,以為我直接出馬同他交鋒會有所獲,不料他外表體弱神傷,心中卻有一把利劍,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謀事不成、功夫白費的這段時間里,他竟埋頭寫出長篇文章《多余的話》;我估計他會被押往南京審判,由蔣介石直接處置,卻不料蔣介石看無計可施已成事實,竟直接下令由我將他就地處決,而瞿秋白對自己生命的結束竟那樣泰然處之,大義凜然……所有這一切恐怕不是短時間就能講完的。我看今天就談到這里,過些天再抽時間,且聽下回分解吧。” 好事多磨:二訪宋希濂 首次談話結束不幾天,北京政法學院的大學生就屢屢登門“請”宋希濂談瞿秋白之事。其時,全國政協(xié)機關的運動也在升級,我為與宋希濂首次談話引起的懸念所驅(qū)使,得知北京的大學生正蜂擁而至,心想為什么我不能插一腳,至少把這個傳奇式的故事粗線條地聽完呢?我經(jīng)過反復考慮,便決定也登門拜訪。就這樣,我和宋希濂開始了第二次談話,約兩個小時。
宋希濂頗為深沉地說:“你可能還不知道大革命時期我在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黨,又經(jīng)陳賡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chǎn)黨這件事。陳賡是我的湖南湘鄉(xiāng)小同鄉(xiāng),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產(chǎn)黨,1924年他同我一道領著20來人從湖南長沙繞道上海到廣州投奔國民革命,考入了黃埔軍校,一同成為黃埔一期的學生。1935年4月下旬,當瞿秋白成為我的階下囚之后,一方面我當時的職位和立場,必須把瞿秋白降服,讓他公開投靠到國民黨方面,這將是國民黨對共產(chǎn)黨的一個成功打擊,同時也是我個人為蔣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勞;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現(xiàn)也自然喚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先前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共產(chǎn)黨黨員的我,對瞿秋白這樣的領袖人物曾經(jīng)崇敬過,仰慕過。當然,我對這些往事的涌現(xiàn)和情感的藕絲,當時是絕不會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這些往事情絲的牽繞,當然更重要的是我當時肩上的國民黨中將的軍銜亦即是反動的政治立場,促使我對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變生活條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給他治病,他答復用點藥減輕病痛即可,認真的治療則完全沒有必要了。我說兩國開戰(zhàn)尚且對戰(zhàn)俘傷病員實行人道主義,何況你我都是一國的同胞。他卻厲聲說,蔣介石1927年靠血腥鎮(zhèn)壓革命起家,不顧國難當頭而發(fā)動五次反革命‘圍剿’,請問這人道主義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開同他爭辯國共兩黨的是非,遞煙給他抽,重申來看他是詢問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他作為病人,不反對看病吃藥;作為半拉子文人,要寫東西,需要筆墨紙張書桌;又說他寫東西習慣上需要煙酒,但他身無分文,僅有的財物全被保安團的兵搜走了。我當即答復,這些要求均可滿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優(yōu)待具體措施,隨即把參謀長和幾位處長叫到跟前,先亮出‘優(yōu)裕生活,另辟間室’八個大字,然后宣布六條措施:一、另辟一較大的房間,供給紙張筆墨和現(xiàn)有的古書詩詞文集,備書桌一張;二、新購白褲褂兩身,布鞋一雙;三、按三十六師‘官長飯菜’標準供膳,需煙酒時另備;四、每天允許在房間門口的院內(nèi)散步兩次,指定一名副官和軍醫(yī)負責照料,房間門口白天可不設武裝看守;五、自師長(指我)以下,一律對瞿秋白稱‘先生’;六、禁止使用鐐銬和刑罰。我宣布了這六條,我的下屬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釋:以柔克剛是一條古訓。對瞿秋白這樣聲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對待平常人那樣,要以情感人,親近他,軟化他,才能談及其他,你們都要理解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本意,認真去執(zhí)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問。
“一開始我的感覺不錯。”宋希濂接著說:“生活環(huán)境一改變,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規(guī)律,寫詩詞,刻圖章,舞文弄墨,頗有點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屬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討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應。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談政治,頭一個同他正面交鋒的必須是我!因為在改變生活條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對他作過多次審訊,在保安團時不但帶鐐銬,還受過刑罰,都沒有效果。我自信這一手定會有所進展。就這樣過了半個月,下屬天天向我報告瞿秋白的情況,把他寫的詩詞、書法、印章送給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書寫的小楷詠梅詞《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我正邊看邊思考著現(xiàn)在瞿秋白的心態(tài),盤算著如何同他交鋒,譯電員送來南京和東路總指揮部催問瞿秋白情況的電報——這已經(jīng)是第三次了,我決定次日由我單獨提審他——但我怎么也沒有料到,經(jīng)過第二天上午三個小時的舌戰(zhàn),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劃完全無效……”
我正待請宋細談,門突然推開,進來他的一位鄰居,我們的談話就這樣被打斷了。這一斷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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