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崇煥:一生功過誰人知 文/張銳強
萬歷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無論對于日暮途窮的大明帝國,還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煥,它都是個極其吃緊極度忙活的年份。 當時擺在袁崇煥跟前的頭等大事,便是趕赴省城參加當年的鄉(xiāng)試。在此之前,該考生的科舉之路遠非一帆風順。他曾經寫過一首題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嘆生不逢時,而立之年還空戴儒冠。 相對于袁崇煥,大明帝國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則是調集人馬籌措糧餉,準備對遼東用兵。因為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以“殺我父祖”等“七大恨”為由,當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國叫板,接連攻陷撫順(今遼寧撫順)和清河(今遼寧本溪東北),明軍總兵張承蔭當場陣亡。 消息傳出,“舉朝震駭”。就連立志學習魯班的萬歷帝,也深感“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前往沈陽組織剿滅。由于遼東明軍武備松弛,士氣頹靡,“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為用,金鼓幾于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栗腕戰(zhàn),面孔殊無生色”,政府只得“以傾國之兵,云集遼沈,又招合朝鮮、葉赫”。然而征調來的湖廣川陜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許多人“伏地哀號”,“不愿出關”,甚至將領也“哭而求調”。 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人頭湊齊,糧餉也得夠。當時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朝廷只得專門成立遼東餉司,下令全國田土除貴州以外,每畝均加征三厘五毫銀子,預計可得兩百萬兩,由各地庫房動用現(xiàn)存款項,解往餉司,以后征得墊補。 當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煥所忙活的事情,全部達到預期目的:大批明軍趕到遼東,號稱四十七萬,實際有差不多十一萬;袁崇煥科場得意,順利中舉。于是接下來的萬歷四十七年,就成了決定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關鍵一年,而且都在春天:會試在春天于禮部貢院舉行,所謂“春闈”。假如順利,袁崇煥將成為進士,繼續(xù)參加最高級別的殿試,從而決定自己出仕的起點高低;明朝的命運其實未必非要在春天決定,但當時的內閣只有大學士方從哲一人。作為眾矢之的,他孤獨地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近乎崩潰,因此盡管士氣低落、出兵條件并不成熟,他還是一再催促楊鎬動手。 當年二月二十九,楊鎬兵分四路,分進合擊,結果四位總兵戰(zhàn)死兩員,其中剩下的一個,后來也因此而自殺,他就是遼東名將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柏。國家完敗,自是不幸,不幸中的萬幸是個人完勝:祖籍廣東東莞、出生于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的考生袁崇煥,蟾宮折桂高中進士,殿試列為三甲第四十名。 那一年袁崇煥三十五歲。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個年齡拿現(xiàn)在看未免太老,因為官員也要吃青春飯;可在當時,還算差強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進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排名并不靠前的袁崇煥,考選結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邵武位于閩西北、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號稱“八閩屏障”,即便今天也屬福建的經濟相對薄弱區(qū)域。而翰林院庶吉士雖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時下的觀點看沒有實權,灰色收入少,但終究在天子腳下,比邵武知縣顯然要尊貴許多。 然而這對袁崇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他的志向遠非不痛不癢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遷。他身在邵武,心在遼東。主持縣里的童子試時,他 “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此舉涉嫌不務正業(yè),但沒有證據(jù)表明縣長耽誤過莘莘學子的終身,所以反倒成為美談。他這樣沉醉軍事,結果還真找到了同道。后來在寧遠之戰(zhàn)中炮擊敵軍,一發(fā)命中“殲虜數(shù)百”的羅立乃是“閩卒”,當是他此間的知音。 袁崇煥在邵武期間的官聲,跟他題寫的“聚奎塔”匾額一樣出眾。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跡,陰文顏體行楷,頗見功力;《邵武府志》則說他“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辈恢欠褚驗楹髞淼慕洑v,《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煥近乎俠客,幾能飛檐走壁:“嘗出救火,著靴上墻屋,如履平地”。 袁崇煥爬墻能否“如履平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對他性格的刻畫十分精準:“明決有膽略”。最終就是這五個字,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三年任職期滿,袁崇煥奉命進京朝覲,接受政績考核。東林黨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準兒媳李香君,可謂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薦過的官員無數(shù),最著名的當屬這兩位:先是袁崇煥,后有左良玉。 袁崇煥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下屬四司,職方司主管判斷軍事形勢,擬定軍事計劃,以及地圖測繪,類似今天的總參。袁崇煥之所以進入該部門,固有人盡其才的考慮,也與當時遼東的嚴峻形勢不無關系:短短三年,開原、鐵嶺、遼陽、沈陽、廣寧等戰(zhàn)略要點相繼失陷,總兵這樣的高級將領先后折損十四員,方面大員、經略袁應泰自殺。邊情吃緊,兵部自然要“加強領導”。 當時廣寧剛剛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貞倉皇逃入關內,山海關已成最后防線。新任遼東經略王再晉認為,遼東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建議收縮防線,退保山海關,廷議時引起激烈的爭執(zhí)。都說山海關山海關,究竟那里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適合防御,或者應該如何防御,袁崇煥心里沒譜。關鍵時刻,他證實了《邵武府志》對其“明決有膽略”的性格描述,在談到遼事人人縮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單騎閱塞的好戲。 明代官員跟唐朝差不多,除了節(jié)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謂旬休,其余時間都要上班??珊鋈挥幸惶?,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發(fā),一連幾天沒去坐班。無辜曠工連續(xù)多日,任何時候都不能容忍,部里趕緊派人上門尋找,但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在山海關實地查看形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幾天之后他重新出現(xiàn)在朝堂,談起戰(zhàn)守便能滔滔不絕,并且夸下??冢骸坝栉臆婑R錢谷,我一人足守此!” 這句豪言壯語,隨即將袁崇煥推上風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門領導員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長侍郎和尚書,哪里用得著他出頭?可在他的性格辭典中,從來沒有退縮與回避這樣的詞條。他有的是主意,不懼刀山火海。 人氣低迷,朝臣膽寒;此言一出,四座皆驚。袁崇煥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差遣是到山海關當監(jiān)軍。職方司主事不必決斷,而監(jiān)軍盡管只是監(jiān)察官而非指揮官,但畢竟已經離開朝堂,身處前線,關鍵時刻需要自己拿主意。 前任遼東經略熊廷弼革職聽勘,正在京等候處理。袁崇煥履新之前,特意前去拜訪,尋計問策。熊廷弼的遼東策略“堅守漸逼”可謂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而擁有重兵的巡撫王化貞則“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兩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離心離德,不敗才怪。 一個是新官上任,急于施展,內心火熱;一個是敗軍之將,生死未卜,感慨萬千。對于袁崇煥的躊躇滿志,深知遼東三味熊廷弼自然不會簡單茍同。他面試一般詢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胸有成竹地對道:“主守而后戰(zhàn)”。 這個策略類似“堅守漸逼”,也是袁崇煥戰(zhàn)略思想的核心。此后他的種種罪名,都與之密切相關。 袁崇煥首先移駐山海關外的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鎮(zhèn)),監(jiān)參將周守廉、游擊左鋪,經理前屯衛(wèi)(今綏中前屯)事務。沒過多久,便有駐守北山的湖廣士兵潰逃。這種局面難不倒袁崇煥。他快刀斬亂麻,咔咔嚓嚓幾顆人頭落地,秩序隨即恢復。當年六月,王在晉又命令袁崇煥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遼民。命令傳來時,應該已經是下午。按理這并非救兵如救火的緊急任務,早一天晚一天都沒關系,但袁崇煥還是一夜都不愿意等。他內心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勤于王事而刻不容緩,接到命令便連夜開拔,穿越荊棘遍地虎豹出沒的山嶺,四鼓入城。消息傳出,“將士莫不壯其膽”。
《明史本傳》稱袁崇煥以“邊才自許”,這大約也算是文人的基本傳統(tǒng)。正如陸游所謂的“塞上長城空自許”。然而內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業(yè)的袁崇煥,很快就與頂頭上司王在晉發(fā)生了矛盾。 王在晉雖然命令袁崇煥前出前屯,但他對遼東的基本判斷并未改變,那就是遼東已無恢復可能,只能以山海關作為防御重心。 激情似火的袁崇煥聞聽只是搖頭。丟疆棄地,不圖恢復,豈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此時更是不惜公開矛盾,直接上書首輔葉向高,陳述己見,絲毫不顧及長官的面子。 至少從形式上看,明朝官場的言路還是暢通的。朝廷并未因為袁崇煥是下級而將“舉報信”轉交王在晉處理。事關國防大計,內閣又不清楚實際情況,無法決定,帝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行邊,前往實地查看,決定取舍。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議,袁崇煥主張筑寧遠(今遼寧興城),閻明泰主張守覺華島(今菊花島)。最終由孫承宗拍板,營筑寧遠,與覺華島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關的死角,他也沒有忽視,“并夾城之役,修筑關城,南防??冢狈澜巧健K畡t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huán)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筑號臺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晉還是不肯低頭。他敏銳地察覺到了覺華島跟山海關一樣,也存在先天不足:遼東大寒,冬季冰封,覺華島難免后金騎兵的威脅,島上水師也無法直接增援寧遠,因為水師登陸,猶如旱鴨子下水,陸戰(zhàn)毫無優(yōu)勢可言不說,還需要氣象條件配合,如果風向不對,能否登岸都是問題。 局勢的演變證明,王在晉的擔憂都是遠見。當然,這并不能簡單證明孫承宗和袁崇煥主張的錯誤??纯础吨袊鴼v史地圖集》就會明白,寧遠一城對于控制遼西走廊有多么重要的意義。欲守關門,必固遼西;欲復遼東,必固遼西,這個策略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不換腦筋就換人。孫承宗自請督師,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實際上是被掛了起來;袁崇煥升任永平道。按照慣例,總督下設一個或數(shù)個巡撫,巡撫以下也可以設一個或多個道員,由督撫與道員統(tǒng)御武將。 升官后的袁崇煥險些捅了簍子。根由么很簡單,還是因為他過于“明決”。當時將軍吃空餉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煥奉命核實人數(shù)時,太過自信,一言不合,“立斬一?!保瑤缀跻鹑珷I士兵嘩變。孫承宗聞聽大怒,質問道:“監(jiān)軍可專殺耶?”袁崇煥無話可說,只得低頭謝罪。 負責修筑寧遠的武將祖大壽懷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責,應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規(guī)模都達不到設計要求。袁崇煥很不滿意,于是便量化任務,明文規(guī)定城墻的高度與厚度,天啟四年(公元1624),堅強堡壘寧遠最終誕生。孫承宗隨即上疏朝廷,聲稱“寧遠可戰(zhàn)可守”,“愿用崇煥指殫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 孫承宗器重袁崇煥是可以想見的。但久經宦海的他,并未忽視袁崇煥性格上的缺陷。他在奏疏中這樣說道:“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犊ぐ合衩队矌?,同時具有正反兩面。孫承宗敏銳地發(fā)覺了袁崇煥慷慨背后的弱點,那就是有“多事”的傾向。為了歷練他,重用歸重用,對其不成熟的意見,還是要再三反駁。有趣的是,王在晉也有類似看法。只是孫承宗筆下的“多事”,在王在晉看來是“輕進”:“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p>
自從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督師以來,遼東局勢平靜了三年多。在此期間,孫承宗整頓軍隊,修筑城堡,并沒閑著,成績其實是有的,但在中央坐辦公室的官員看來,這些成績相對于十四萬軍隊和每年六百萬兩的軍費,實在是微不足道。 明朝的國家財力,遠遠不如四個世紀以前的宋代。稅率過低的結果是國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務無法提供,從而導致部分國家職能的喪失。預算不足至少會產生兩個嚴重后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預算外征收,而這些征收缺乏有效的審核,浪費難免;其次則是官員的大面積腐敗。 到天啟乃至后面的崇禎年間,問題早已積重難返。政府總是羅鍋子上山——錢(前)緊。因此經常有人彈劾總兵馬世龍冒餉。天啟五年(公元1625)六月,負責監(jiān)察兵部的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還上奏指責孫承宗勞師糜餉:“今以十四萬之眾,歲費六百萬,雖言唯敵是求,其實百事不辦,戰(zhàn)固未能,守亦羞稱……” 長期的輿論壓力,便是耀州戰(zhàn)役的發(fā)起背景。 在中國陶瓷歷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頗重,但彼耀州在陜西,此耀州屬遼東,而且并非行政區(qū)劃上的“州”,只是個驛,從《中國歷史地圖集》上看,故址大約在今天的遼寧大石橋市,位于三岔河東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馬世龍得到一份情報,聲稱后金“四王子”駐扎于此,兵不滿三百。若明軍出擊,城內難民可為內應。這份情報真假莫辨,但被馬世龍當做了挽回榮譽的稻草。 然而大戰(zhàn)之前,明軍卻屢屢嘩變鬧餉,成群結隊,毆打隊將,甚至一度包圍袁崇煥的府衙。士兵的馬料銀子確實有幾分短缺,但所謂拖欠工資三個月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既然如此,他們?yōu)楹稳绱朔磻^激呢?鬧餉是虛,避戰(zhàn)是實。當時的明軍,人心士氣就是如此低落。 孫承宗和馬世龍的決心并未因此動搖。孫承宗的司令部應該在山海關,但他卻拖著病體前出右屯,顯示對這場戰(zhàn)事極度重視。 馬世龍不知道跟民國末年著名的“西北五馬”有無關系,但他世襲武職,確實是寧夏衛(wèi)(今寧夏銀川)人,回族。在明軍中算是比較能打的將軍。天啟五年(公元1625)八月,他命令副總兵魯之甲和參將李承先率軍東渡,攻打耀州;覺華島游擊金冠派水師接應。然而事不湊巧,因為風向氣候等原因,海軍沒能在指定時間到達,魯、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漁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結果來來回回拖了整整四晝夜,完全失去戰(zhàn)術突然性,后金軍隊早已張網(wǎng)以待;等明軍一過河,他們摸黑發(fā)起突襲,搶占了先手。 此役明軍計劃出動四個營七千人,內有車炮一營、鐵騎一營,水師二營。盡管水師沒能按期到達,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馬,但兵力依然占優(yōu)。只是沒有士氣的軍隊不再是軍隊,只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明軍前鋒遭遇突襲,稍觸即潰,后續(xù)人馬也望風而逃,最終兩員主將陣亡,戰(zhàn)損士兵四百名、鐵甲七百副、戰(zhàn)馬六百匹。這就是所謂的“柳河之敗”。因為這個原因,孫承宗和馬世龍先后離開了遼東。已經升任寧前道的袁崇煥,頂頭上司換成了高第。
自廣寧慘敗以來,大凌河三岔河一線成為明朝與后金之間事實上的緩沖區(qū)。倉促進行的耀州戰(zhàn)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靜。天啟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對耀州戰(zhàn)役的報復,努爾哈赤再度統(tǒng)兵西渡遼河。 高第是頭一年十月接任的遼東經略。對于孫承宗、袁崇煥的大縱深推進戰(zhàn)略,高第內心并不贊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議:“由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游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并寧遠以便保守?!苯ㄗh以寧遠為防御節(jié)點,冬季遼河結冰,后金騎兵暢通無阻,遇到攻擊便合兵退保寧遠。 但這個意見并未得到將士們的一致贊同。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袁崇煥,強烈反對:“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袁崇煥當然也不會同意。要知道這三個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議,孫承宗才同意恢復的。好不容易站穩(wěn)腳跟,怎能輕易放棄?因此他也據(jù)理力爭:“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p> 袁崇煥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我為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必不去?!?/p> 努爾哈赤大軍號稱三十萬,當然是虛數(shù),三分之一都未必有。而明軍前線兵力呢?“大明兵右屯衛(wèi)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以外人民,隨處而居?!睌?shù)量弱,質量更弱。右屯守將周守廉無心作戰(zhàn),率眾而逃,“錦州游擊蕭圣、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谷而走?!?/p> 逃跑是后金方面的說法。袁崇煥自稱是“先行撤入”。寧前道就是寧前的總指揮,錦州松山等地,都該受他節(jié)制。他后來奏報,事先下過撤軍命令。逃跑也好,撤退也罷,方正城池已經落入敵手,連帶軍糧。金啟倧身為通判,主要職責是“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掌管軍糧是他的分內職責。他不同意撤三城,右屯的三十萬石軍糧也就沒有處理。如今強敵來犯,既無力帶走,又來不及焚燒,白白讓努爾哈赤揀了個錢包。 面對作戰(zhàn)地圖,袁崇煥想必面色冷峻。他腳下的寧遠,如今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城,旁邊只有孤零零的覺華島,尚未插上敵軍的旗幟。當此情形,膽寒是可以理解的,但那豈是袁崇煥的脾氣。單騎閱塞、夜穿山嶺,在他絕非一時沖動。他率領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綱,聚集將士,整頓部伍,立誓死守:命令中左所都司陳兆闌以及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輔、朱梅作為外援,同時通知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關守將楊麟,一旦發(fā)現(xiàn)寧遠潰兵,不必多說,殺無赦斬立決。 二十三日,努爾哈赤大軍抵達寧遠。別處全都望風而逃,惟獨寧遠敢戰(zhàn),努爾哈赤可不信這個邪。他虛張聲勢,威脅袁崇煥投降,但袁崇煥的回答擲地有聲:“吾修治寧遠決守以死,豈肯降耳?!?/p> 努爾哈赤隨即揮師攻城。此時他們的騎兵優(yōu)勢已成劣勢,因為沒有一匹馬能跳上城頭。袁崇煥早有準備,指揮士兵,以火炮弓箭猛烈還擊,戰(zhàn)況空前激烈?!伴}卒”羅立點燃西洋大炮,不斷轟擊敵軍?;鹋陬l發(fā),炮管溫度太高,發(fā)生自燃,金啟倧壯烈捐軀。通判的級別不高,但在當時的寧遠城,也算是高級將領?;鹋谧匀急?,通判當場陣亡,可見當時的戰(zhàn)況之激烈。 努爾哈赤連攻兩天,終究未能如愿。他想挖袁崇煥的墻腳,但天寒地凍,城堅不墮;無奈之下,只得分兵進攻覺華島。為防止寧遠守軍出援,他們連扎七營,隔斷彼此聯(lián)系。島上兵力薄弱,雖然已經鑿開冰層,以溝為壕,但“新雪頻飛,凍口復合”,再度變成坦途。士兵們臥雪刨冰,手指都凍掉了,到底也沒能戰(zhàn)勝氣候。后金騎兵風卷殘云,馳上島嶼,島上七千守軍幾乎全部陣亡,七千多商民也被殺死。八萬多石軍糧,兩千多條戰(zhàn)船,全部被燒毀。主將金冠死后,又被開棺割尸。 明朝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寧遠城下斃敵一萬七千,接近《明史》的記載。但《滿文老檔》中的后金傷亡紀錄,卻只有五百多人:“二日攻城,共折游擊二員、備御二員、兵五百。”袁崇煥最初上報的戰(zhàn)果,也只有“奴夷首級二百六十九顆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一萬七也好,五百也好,總體而言,明軍丟糧失島,當初堅持的三城也全部淪陷,損失慘重。如果錦右和覺華島水師能按照高第的命令,預先合并到寧遠,或可避免。不過損失再大,也無法抹殺寧遠之役的意義。袁崇煥獨守孤城,巋然不動,終究是個極其寶貴的亮點。就像普通人跟泰森斗拳,打滿所有回合而沒有倒下。努爾哈赤也不得不承認:“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zhàn)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因為這個原因,戰(zhàn)后高第和楊麟承擔了總體失敗的責任,以增援不力而雙雙落職,袁崇煥則因為獨守孤城的戰(zhàn)功,升任寧遠巡撫、加兵部右侍郎。 明軍的火器裝備率據(jù)稱超過七成,但可靠性小有問題。戚繼光就曾報稱,經常發(fā)生爆炸事故。就在袁崇煥血戰(zhàn)寧遠的當年五月初六上午,位于京師西南隅的兵工廠王恭廠,也發(fā)生了離奇的爆炸事件,造成半徑750米、面積達2.25平方公里的寬闊爆炸范圍,以及兩萬多人的巨大死傷。據(jù)估算爆炸威力相當于一萬至兩萬噸當量的黃色炸藥(TNT)。巨大的聲響傳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動蕩,并有靈芝狀煙云升起。單純的火藥爆炸,似乎無此能量,疑似強烈地震、龍卷風、隕石、甚至超自然力量的作祟。不僅如此,死傷者的衣服都被卷去,因而全身赤裸、一絲不掛,也越發(fā)增添了神秘色彩。
寧遠大戰(zhàn)八個月后,努爾哈赤病死。朝鮮史書記載,努爾哈赤之死,源于寧遠之戰(zhàn)受了炮傷。此說只是孤證,缺乏鐵證,是后人一點點地滾大的雪球。當時的袁崇煥,不但不知道曾經炮傷努爾哈赤,甚至連他八個月后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當然,是否炮傷努爾哈赤,都不影響堅守寧遠的意義。 孫承宗想要歷練培養(yǎng)袁崇煥,如果從習慣官場潛規(guī)則的角度講,袁崇煥差不多已經歷練成熟。因為天啟七年,也就是寧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為正統(tǒng)知識分子所不齒的事情: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 此舉當然是迫不得已。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左副都御使楊漣上表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閹黨與東林黨的斗爭進入白熱化。君子與小人斗,結果從來都一樣,毫無懸念。東林黨人全面垮臺,首輔葉向高去職。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將東林黨人編成《同志諸錄》,非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方便那個偽男人隨時出手。從那以后,閹黨氣焰日益囂張,全國各地紛紛上書,要求給魏太監(jiān)建立生祠。 為了辦成事,有時需要付出點代價。這是官場的游戲規(guī)則。袁崇煥承認這個規(guī)則的存在,但孫承宗不。他始終沒有隨聲附和。這一點,也預示著兩人最終的不同結局。 無論如何,袁崇煥不像岳飛的剛直不阿,也不是楊漣、左光斗那樣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聲雖然好聽,身處官場卻往往不能成事。他們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煥的志向,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臨頭,他也只能彎彎腰。可以肯定,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不需要深思熟慮。那絕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無他,只堅韌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君。 這是楊度為孫中山先生寫的挽聯(lián)。“只堅韌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煥身上。他建議修復的錦右一帶再度淪陷,已經升任巡撫、要承擔更大職責的他,豈能心甘。不行,還是要恢復。 為爭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煥向皇太極伸出了橄欖枝。得到努爾哈赤的死訊后,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吊唁為名,前往觀察虛實,試探反應。 這個想法恰好與皇太極不謀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辦點事:袁崇煥要加強前線,皇太極想鞏固后方。后金背后不但有臣服于大明的朝鮮,還有明軍將領毛文龍;總有后顧之憂,那當然不好玩兒。 毛文龍本是前廣寧巡撫王化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潛入敵后,沒想到還真弄成了氣候,在鎮(zhèn)江一戰(zhàn)成名。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龍偵得鎮(zhèn)江城中防御空虛,便率兩百二十余人前往突襲,活捉后金的鎮(zhèn)江游擊佟養(yǎng)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論說這場戰(zhàn)事的規(guī)模不大,但時間湊巧,正好在明軍連吃敗仗的當口,因此被視為大捷。從那以后,全遼震動,“數(shù)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毛文龍最終升任總兵,在東江開鎮(zhèn),掛平遼將軍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劍。袁崇煥血戰(zhàn)寧遠期間,毛文龍也曾在出師永寧,以為策應。 如芒在背的感覺必須結束。天啟七年(1627)正月,皇太極一邊遣使求和,一邊派阿敏帶領三萬人攻打朝鮮。等接到朝鮮和毛文龍的告急文書,朝廷才弄明白皇太極所謂和談的真正目的,趕緊下令袁崇煥出兵策應。 但袁崇煥卻拒不執(zhí)行。 不是袁崇煥見危不救,也不是他否認朝鮮與毛文龍的戰(zhàn)略價值,主要原因在于他對形勢的判斷不同。他認為后金那里“無虛可搗”,而且蒙古察哈爾林丹汗等力量,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不肯分兵冒險。他的著眼點依然在錦右一帶。后來迫于朝廷壓力,他先派水師聲援,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人帶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為牽制,但為時已晚:朝鮮抵擋不住,很快就與后金簽訂城下之盟,彼此結成“兄弟之國”;毛文龍遭遇前后夾擊,只得退入皮島。 為了策應朝鮮的行動,皇太極刻意拖延時間,阿敏大軍從朝鮮回師前后,才放袁崇煥的使者回來,讓對方無法及時反應。這是當年四月的事情。
袁崇煥與皇太極彼此心照不宣,在和談的幌子下,都達到了各自的一半目的:袁崇煥修好了錦州,但大小凌河尚未竣工;皇太極只屈服了朝鮮,毛文龍則毫發(fā)無損。 各自達到目的,難免圖窮匕見。當年五月初六,皇太極撕破臉皮,以“明人于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缺乏和談誠意為藉口,親率主力西出沈陽,進攻寧錦。十一日,大軍開到錦州,距城一里扎營。此時太監(jiān)紀用監(jiān)軍,總兵趙率教駐守錦州,負責筑城。朝廷已派尤世祿前來替代,并派左輔為前鋒總兵官,駐守大凌河,但尤世祿還沒到位,左輔也沒趕到大凌河,敵軍已經開來。左輔隨即撤入錦州,趙率教則派人出城,借口和談拖延時間。這樣的和談當然不可能有結果。只是后金連攻數(shù)日死傷慘重,依舊被堅城大炮所拒。 面對趙率教雪片般的告急文書,以及朝廷催促出兵解圍的命令,袁崇煥絲毫不為之所動。是畏敵避戰(zhàn)嗎?當然不是。敢于單騎閱塞、夜穿山嶺的人,怎會缺乏膽量。確切地說,袁崇煥的問題不僅不是膽量小,恰恰相反,就在于膽量太大。否則后來何至于此。 眾所周知,后金騎兵縱橫無敵,明軍大炮威力巨大。離開堅固的寧遠與皇太極野戰(zhàn),毫無疑問是以己之短,博敵之長。果真如此,王化貞廣寧慘敗的悲劇,很可能再度上演。所謂上兵伐謀。既然后金軍隊擅長圍點打援,那么不去湊這個熱鬧,就是最佳選擇。 袁崇煥于是上疏朝廷,認為實力還不足與敵軍決戰(zhàn):“責之赴戰(zhàn)力所未能,且寧遠四城為山海藩籬,若寧遠不固則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遠救……”后來受到的壓力太大,他便以進為退,提醒朝廷不能拿出所有的家當跟敵軍賭博: “臣意責令三屯總兵孫祖壽,于薊鎮(zhèn)挑選馬步精兵一萬五千而任其自擇。關外精銳已絆于錦,今只可五千合之寧城三萬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實,滿、孫二帥直則為前后,橫則為左右;總兵尤世祿為前鋒,臣自行勁后……決一死戰(zhàn)以達錦州,又合錦之兵馬奮擊,令夷匹馬不還。拼此三萬五千人以殉敵,則敵無不克?!?/p> 拼光寧遠的三萬五千人,不惜殉敵,別說朝廷,就是總督閻明泰也不能答應。 他認為:“今天下以榆關為安危,榆關以寧遠為安危,寧遠又依撫臣為安危,撫臣必不可離寧遠一步。而解圍之役,宜專責成大帥?!边@個建議得到首肯,詔令“寧撫還在鎮(zhèn),居中調度,以為后勁?!?/p> 根據(jù)這個精神,袁崇煥命令滿桂和祖大壽帶領四千精騎前往增援,自己并未出動。而滿、祖二將推進到笊籬山一線,便被后金軍隊阻截,只得退回塔山。不親自增援,并不意味著置錦州于不顧。袁崇煥致信趙率教,聲稱“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關,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臺樓山”?!扒伞钡煤?,使者被后金俘獲?;侍珮O一見,立即收縮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援軍。就這樣,拖到二十六日,后金已在錦州城下耗費十五天時間。時值酷暑,人馬疲憊,士氣低落?;侍珮O無奈,只得兵分兩路:一部在錦州城外鑿壕溝三道,以為包圍;皇太極親率人馬,前去寧遠碰運氣。 二十八日,后金兵臨寧遠城下。袁崇煥下令部隊在城外列陣,以城墻為依托,用火炮為掩護,與敵周旋?;侍珮O打算狂飆突進,發(fā)起猛攻,貝勒阿濟格也急于交戰(zhàn),但大貝勒代善、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勸上勿進,甚力”?;侍珮O聞聽大怒:“昔皇考太祖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zhàn)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 兩軍騎兵隨即展開激戰(zhàn)。矢鏃紛飛,馬頸相交,刀兵搏擊,人喊馬嘶。滿桂身中數(shù)箭,坐騎被創(chuàng),尤世威的坐騎也被射傷。雙方戰(zhàn)成平手,局面一時難下。 城外騎兵接戰(zhàn),城上炮火支援。袁崇煥親臨一線指揮,“憑堞大呼”,激勵將士,協(xié)力還擊。參將彭簪古以紅夷大炮擊碎八旗軍營大帳一座,其他大炮則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后金軍傷亡慘重。后來監(jiān)軍劉應坤奏報:“打死賊夷,約有數(shù)千,尸橫滿地”。后金貝勒濟爾哈朗,大貝勒代善的三子薩哈廉、四子瓦克達全部重傷;蒙古正白旗牛錄額真博博圖等也戰(zhàn)死。 寧遠血戰(zhàn),錦州不閑。二十八日,明軍突然殺出錦州,突襲得手后又迅速撤回。戰(zhàn)報傳到寧遠,皇太極深感局勢不利,只得從寧遠撤軍,合力攻打錦州。六月初三,后金發(fā)起最后一輪猛攻,但依然未能得手;恰恰此時,毛文龍又在敵后打響,出兵攻擊昌城與遼陽。 沒辦法,那就撤吧。初五凌晨,皇太極灰溜溜地撤軍。 戰(zhàn)后趙率教疏報戰(zhàn)果,后金兵傷亡“不下二三千”;太監(jiān)紀用奏報:“初四日,奴賊數(shù)萬,蜂擁以戰(zhàn)。我兵用火炮、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shù)千,中傷數(shù)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痹鐭ㄉ献喑?,著重強調滿桂的功勞:“一戰(zhàn)挫之,滿鎮(zhèn)之力居多?!彼c滿桂一度不睦,曾經請求將他調走;王之臣調滿桂為山海關總兵時,他又上疏反對。盡管如此,此時他依然積極為之請功;他也沒有忘記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chuàng)兵折,然數(shù)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如果說此前的寧遠血戰(zhàn)只是精神鼓舞,那么寧錦大捷就是名利雙收??杀M管前方得勝,依然還有高居臺省的文臣口沫飛濺,說長道短。河南道御史李應薦彈劾袁崇煥“假吊修款,設策太奇,項因狡虜東西交訌,不急援錦州,此似不可為巡撫。”被魏忠賢把持的皇帝,御批道:“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準其引疾求去?!币驗楦赣H病故,袁崇煥此前多次要求離職守制,朝廷都不同意,寧錦大捷后,他一請病假,便獲批準。更可笑的是,論功行賞,他僅僅漲了一級工資:“文武增秩賜蔭者數(shù)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 要知道這個霍維華可是閹黨。也就是說,這事閹黨自身都看不下去了。 袁崇煥兩次在寧遠挫敗敵軍,雖然沒能從根本上扭轉遼東局勢,但也讓后金嘗到了厲害,從此再不敢輕易出兵,為明朝贏得了調整鞏固防御體系的寶貴時間。可惜的是,就在寧錦大捷的當年,明朝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民變在陜西爆發(fā)。其中一個當時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李自成,后來給了明朝致命一擊。
就在那年八月,天啟皇帝朱由校一命嗚呼,他的幾個兒子已先后死去,帝位便由其異母弟、信王朱由檢繼承。這就是明思宗崇禎皇帝。 當時的崇禎不過十七歲,拿現(xiàn)在的觀點看還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少年天子。有明一代,皇帝興趣廣泛,愛好眾多,可謂人才輩出:有人立志學習魯班,整天做木活;有人渴望建軍功,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zhèn)國公朱壽”;像袁崇煥剛到兵部那樣幾天不上班不難,難能可貴的是有人幾十年如一日地不上班;致力于采陰補陽的,更是不勝枚舉。相形之下,崇禎簡直就是個淡寡無味的“呆瓜”,既無興趣又缺愛好,一心用于國事;偏偏還就是他,“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即位之初,崇禎便表現(xiàn)出了少有的機敏與干練。當時閹黨盤根錯節(jié),為防止被投毒,初進宮時,他甚至自帶著水和食物。東林黨也好閹黨也罷,其實都是毒瘤。崇禎出手穩(wěn)準狠,將魏忠賢流放鳳陽,可流放途中,他身邊竟然還有一批死黨追隨。崇禎聞聽大怒,命錦衣衛(wèi)前去捕拿審判,魏忠賢這才一根繩子結果自身。 后來定性的閹黨有二百六十余名,或處死、或發(fā)配、或終身禁錮。朝廷氣象頓時為之一新。崇禎同時啟用袁崇煥,先提拔他為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也就是編外的國防部副部長,次年四月,又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出鎮(zhèn)行邊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七月袁崇煥到達北京,崇禎在平臺召見,多有獎譽慰勞?;实廴绱虽J意進取,隆恩浩蕩,袁崇煥內心無比激動,再度表現(xiàn)出了孫承宗所謂的“多事”,以及王在晉所謂的“輕進”,信口拍了胸脯:約期五年,恢復全遼。但他的這個虛妄承諾,只不過是要“聊慰上意”。 崇禎哪里知道,聞聽不覺一振。給事中許譽卿覺得太過突然,后來得知袁崇煥并無把握,非常擔憂:“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袁崇煥這才回過神來,想起事情的嚴肅性,便又給皇帝提條件要政策:“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 崇禎一一應允。 袁崇煥到底吃過暗虧,害怕朝堂上有人使絆子,于是又說:“以臣之力,制全遼有余,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崇禎到底想做有為之君,因此鄭重其事地“起立傾聽”,最后嚴肅表態(tài):“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彪S即收回王之臣和滿桂的尚方劍,轉賜袁崇煥,將遼東大計全權委托給他。 這些話其實完全流于形式。當時同意是真誠的,事后反悔也是真誠的。類似談戀愛,愛與不愛全都發(fā)自內心,很少有人處心積慮,成心欺騙。 寧錦雖然取得大捷,但袁崇煥還是感受到了皇太極的難對付,痛感后者“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彼肼?lián)合蒙古,皇太極就攻擊蒙古;他要用朝鮮牽制,皇太極就逼迫朝鮮;他想修復錦右,皇太極就分兵阻撓。著著不離后腦勺。因為這個原因,這次平臺召對,袁崇煥再度調整自己的遼東戰(zhàn)略:守為正著,戰(zhàn)為奇著,和為旁著。增添了一個“和”。而這一點,正好埋伏著他死亡的誘因。
如果說“五年復遼”起初只是善意的謊言,那么袁崇煥很快就進入了狀態(tài)。還在北京、尚未出發(fā)赴任時,他便開始著手籌劃,第一把火要燒的是毛文龍。 這些年來,毛文龍孤懸敵后,兵部對他的評價甚高:滅奴不足,牽制有余。但問題在于,此公“抗戰(zhàn)”八年,好事干,壞事也干;正事干,邪事也干;功勞與非議同樣突出。 因為天各一方,他與朝廷之間嚴重缺乏溝通:他認為朝臣扯淡,朝臣覺得他不馴。 若是別人,可能會睜只眼閉只眼過去,但袁崇煥不會。既然皇帝將遼事全權委托與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這一點,他對內閣首輔錢龍錫毫不隱晦。錢龍錫問他五年平遼的具體打算時,他說:“恢復當從東江做起,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亦不難?!?/p> 也就是說,當時的他已經下定決心:毛文龍服從節(jié)制就用,若不服從,他就要“入其軍、斬其帥”。說到底,他有科舉背景,賜同進士出身的。盡管親臨一線指揮作戰(zhàn),還是難以從感情上認同毛文龍。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甚至兩敗俱傷。 為迫使毛文龍就范,袁崇煥首先截斷其經濟來源:不許登州片帆出海,運往東江的糧草物資,一概改道覺華島經由旅順口轉運,先經督師衙門掛號。由于軍餉不足,毛文龍不得不派難民進山采人參,賣給南方過去的商人。此舉類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將,用生意收入補貼軍費。袁崇煥此舉一出,毛文龍立即肉痛,上疏抗辯,聲稱是“攔喉一刀”,但崇禎用人不疑,既然托付袁崇煥,也就不再干涉。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二十五,袁崇煥帶著尚方劍和督師印信,以閱兵為名飄洋過海,準備跟毛文龍攤牌。起初他還有兩手準備,尚未放棄和平爭取,因此兩雄相見,把酒言歡,開局倒有一團和氣。序曲已過,進入正題,袁崇煥要求今后旅順以東公文用毛文龍印,以西用袁崇煥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煥要求更改營制,設立監(jiān)司,派文官前來統(tǒng)領,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龍出生于杭州,有名的銷金窟、溫柔鄉(xiāng)。不肯繳權,那么就此“轉業(yè)”,回到西湖邊安度晚年,也算衣錦榮歸,但毛文龍對此建議還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笨跉膺€很大,解決了后金,準備占領朝鮮。 就是這句大話,鐵定了島帥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煥想必微微心動,但臉上毫不作色。他雖然不比隋朝的楊素治軍那么嚴酷,但殺個把人,豈是高難度動作。 六月初五,袁崇煥在山上張好大幕,說是邀請諸將看士兵比賽射箭,預先派人帶領甲士埋伏在大帳之后,等毛文龍進去,就將其部眾衛(wèi)士全部隔離在外。 眾將坐定,袁崇煥面色肅穆,指責毛文龍抗命;毛文龍不服,當場辯解。袁崇煥疾言厲色,下令將他除去冠帶、五花大綁,隨即列舉十二大當斬之罪。 督師一聲令下,島帥人頭落地。 袁崇煥曉諭東江將士:“誅止文龍,余無罪?!比缓笙铝钍諗棵凝埖氖w,次日準備好豬頭紙錢,前來落淚祭奠:“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p> 起初得知此事,崇禎的反應是:“帝驟聞,意殊駭”。轉念一想,既然毛文龍已死,邊事又要倚重袁崇煥,也就沒有追究,反倒“優(yōu)旨褒答”,在圣旨中列舉列舉毛文龍的種種罪惡。不僅如此,他還下令將毛文龍在北京的親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煥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煥將毛文龍的兩萬八千人編成四協(xié)后,東江的軍餉增加了一倍,因為他們與關寧軍實現(xiàn)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禎見“兵減餉增”,很是疑慮,但到底照準所請,原因很簡單,“以崇煥故?!?/p> 崇禎對袁崇煥的信任重用可見一斑,袁崇煥揣摩皇帝心思的本事和膽量,也可見一斑。 東江到底是毛文龍開創(chuàng)的基業(yè),誰的威信也比不上他。從那以后,東江每況愈下,清初的四個異姓藩王,三個出自東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當然,那時袁崇煥已死。如果他還活著,威信是否足以控制東江,難說。
平臺召對時,袁崇煥的遼事方略較此前有明顯變化,增添了“和”,所謂“和為旁著”。他就任之后,便與皇太極“再續(xù)前緣”,又談起了和平。 崇禎二年(1629),袁崇煥與皇太極總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極來信6函,袁崇煥去書4札。內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擺上桌面。袁崇煥首次復信時,對皇太極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當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場:未降封號,不能妄行;第二封復信指出,遼東原為明朝土地,且有漢人墳墓,后金不應占有;第三封復信解釋:“使者來時,因在海上航行,而讓其久居?!碑敃r他正在處理毛文龍;第四封復信表示,戰(zhàn)爭長達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驟然停止。這不是數(shù)人所能為、數(shù)語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煥的位置上,與后金和談原無不可。崇禎要的是解決遼東的結果,路徑選擇在于袁崇煥。假如和議可成,不費刀槍,更是奇功一件。問題在于,他與后金和談,并未奏報皇帝知道,只跟內閣和兵部透過口風,而錢龍錫和兵部尚書王洽則從未答應。 袁崇煥就是“明決”如此。自從進入兵部,他多次冒險,而每次冒險的結果都是成功,這不禁讓他的膽量和主意以幾何級數(shù)增加;是否“輕進”,是否“多事”,全在結果。成則王侯敗則賊。 他的和議,確切地說是所謂的“撫”,不僅僅針對后金,還有喀喇沁蒙古。 崇禎元年到二年的旱災,波及東北地區(qū)。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與后金全部遭災。明朝疆域廣闊,北方遭災,南方有糧,蒙古與后金卻無此便利。因此他們賴以生存的口糧,就成了問題。 此時袁崇煥卻突然在高臺堡開通米市,買他們的布帛,賣給他們糧食。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與后金結盟?;侍珮O對他們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對明朝用兵,他們必須從征。這些情報,袁崇煥即便沒有確切證據(jù),至少也應該有所耳聞??杀M管如此,他還是開了米市。他的判斷是,此時正是拉攏喀喇沁(明朝稱哈刺慎)蒙古的好時機。他們離薊州很近,如果徹底倒向后金,京師將直接受到威脅。 崇禎聞聽很是震驚,口氣嚴厲地質問袁崇煥和總督俞安性;袁崇煥毫不慌張,頭頭是道地應對道,經過認真調查,他們只是“依奴自固”,同時已經告誡他們“無與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證,“寧愿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 此時的崇禎,對袁崇煥依然信任,見他如此表態(tài),口氣略微和緩,但在根本問題上依然沒后退,要求對于臣服的屬夷,可以助其渡過饑荒,但只能“計口量許換米”,有多少人,換多少糧,堅決不能多給,以免流入敵手,否則就以通夷論罪;可向來有主意的袁崇煥,對皇帝的命令并未引起重視,不但賣糧,而且數(shù)量巨大,以至于用光了儲備。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的總人口“不滿萬”,他們肯定用不了這么多;這些糧食去了哪里,不難想象。
可事實證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還充當進軍向導,原因正是他們曾經受過撫賞,因此熟悉路徑。對于袁崇煥而言,這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 清人張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將后金軍隊大舉遠征跟毛文龍之死聯(lián)系起來,說是“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shù)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這是崇禎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對敵軍的動向,袁崇煥并非毫無察覺,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薊州,但被順天巡撫王元雅退回;這個狼來了的故事,讓薊州的防御更加松懈。 兵部尚書王洽已經跟袁崇煥商定緊急處置預案,一旦遭遇攻擊,即令祖大壽與趙率教回師馳援,“伏兵邀擊?!币虼嗽鐭ń拥骄瘓?,不等圣旨便按照預案,先令趙率教統(tǒng)軍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趙率教出發(fā),疾馳三晝夜,趕路三百五十里,經過三屯到達遵化,人困馬乏時遭遇埋伏,趙率教戰(zhàn)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煥離開山海關一路向西,初六到達永平,初七在榛子鎮(zhèn)接到圣旨,奉命節(jié)度所有勤王部隊,可以“相機進止,惟卿便宜?!?/p>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煥到達重鎮(zhèn)薊州。這是徐達修筑的長城防線的一部分,后來戚繼光又經營多年,是重要的戰(zhàn)略節(jié)點,易守難攻。大兵壓境,崇禎不敢有消滅敵軍的奢望,只要能擋住其鐵蹄,便心滿意足。他這樣要求薊遼總督劉策:“以匹馬不入為功,若縱入內陸,以失機論”。袁崇煥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當后,隨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薊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沒有戰(zhàn)報,這短暫的平靜令崇禎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內閣: “連日不見動靜,恐別有深謀。崇煥既屯薊門,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處,東襲永平、關寧及其他空虛間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傳于崇煥,遠行偵察,預為籌交。若得準確情形,速行具奏”。 崇禎的顧慮,可以看出當時明朝的被動。而消極防御只能防不勝防。不過此時已經無暇爭論方略,袁崇煥對此已有考慮。本來薊遼總督劉策、昌平總兵尤世威、宣府總兵侯世祿已經先后趕來增援,大軍齊集薊州周圍,袁崇煥擔心后金分路進攻,便令劉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衛(wèi)皇陵,候世祿先退居三河,后來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煥在薊州忙,崇禎在京師忙。軍情緊急,病退的孫承宗又被緊急啟用,以原官兼兵部尚書駐守通州。對于袁崇煥的部署,孫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說:“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背绲潌柕溃骸扒溆厝?,何意?”孫承宗說:“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p> 崇禎看來對此頗為贊賞,但并未傳令袁崇煥更改部署。直到此時,他對袁崇煥依然信任有加,不遙加干預。他囑咐孫承宗不必趕往通州,而是“總督京城內外守御事務,仍參帷幄。”下令立即為他鑄造關防印信。孫承宗從皇宮出來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來不及休息,立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 關防印信的余溫未息,次日夜半,宮內忽然傳旨,又令孫承宗火速趕往通州。孫承宗立即帶領二十七名隨從出東便門,快馬加鞭一路向東。他跑得太快,敵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個隨從逃亡。 崇禎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確實像傳說中那樣“專斷多疑”嗎?當然不是。而是軍情實在緊急:敵軍已經逼近通州! 敵情剛到薊州,怎么突然出現(xiàn)在通州?后金大軍難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煥身邊的旗鼓官,當時的經過,他在《遼師入衛(wèi)紀事》中有詳細記載。按照他的說法,后金十一月十一從遵化兵發(fā)薊州,十二日明軍在薊州以東的馬伸橋遭遇后金哨探,“大敗之,斬獲酋長,軍聲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馬報告,后金主力越過馬伸橋以東的石門驛,袁崇煥隨即下令: “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余,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并不見賊大兵。公令我發(fā)炮,賊聞炮即將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zhàn)而無可戰(zhàn)?!?/p> 皇太極僅用兩百多名騎兵,便成功牽制袁崇煥的主力整整一天。 此時兵部尚書王洽已經下獄。袁崇煥命運的大局已定。 皇太極如何越過的薊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細節(jié),周文郁只有簡單的四個字:潛越薊西;袁崇煥大軍在薊州,既沒有與敵軍苦戰(zhàn),又沒有為朝廷爭取到時間,一天之內皇太極就越過徐達和戚繼光苦心經營的防線:十四日到達三河,十五日到達通州,十六日趕到順義,攻擊宣大軍,十七日到達京郊牧馬場。通州離北京不過四十里,后金軍隊到達時,明軍竟然沒有哨探。兵部對此的解釋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從未聽說敵軍已到通州;戰(zhàn)局惡化如此之快,崇禎皇帝豈能不急?所以孫承宗的任務,一會兒是京師,一會兒又是通州。 《滿文老檔》記載,后金曾經派人到薊州勸降:“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比舸苏f成立,袁崇煥應該知道皇太極的到來;即便記載有誤,或者信未送到,當此危急關頭,數(shù)萬敵軍從眼皮子底下過去,明軍難道連起碼的偵查都沒有嗎?或者說,偵察能力連五里都達不到?薊州周圍全是崇山峻嶺,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過,地勢之險要可以想見,否則也不會成為徐達和戚繼光選擇的防御節(jié)點,而此時后金竟然能不戰(zhàn)而過,實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們以騎兵為主,不像步兵,還能像三國時鄧艾取蜀那樣奇襲陰平,手攀腳蹬,翻山越嶺;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極全軍敢于越過薊州的關寧大軍直奔北京,也違反軍事常識,實在太過冒險。前有堅城,后有雄兵,此時主力出擊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將,也得仔細掂量。 凡此種種,都是蹊蹺事。正因為太過反常,所以當時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袁崇煥還想跟皇太極和談,但被對方耍弄。結果呢,兩岸“袁”聲啼不住,“清”舟已過萬重山。后金方面確實有檔案記載,大軍到薊州時,守軍送了“牛酒相慰勞”,真假莫辯。當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為袁崇煥有陰謀的鐵證。先禮后兵,向為古禮。南宋名將吳玠在陜西保衛(wèi)饒風關時,戰(zhàn)前也曾給金將送去一枚黃柑;《國榷》的說法更加超前,說是當時便有嚴令,不許袁崇煥越薊門一步,因為事前就有人說他導奴入犯:“時命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勾建虜?!?/p> 沒有證據(jù)表明,在此期間,袁崇煥的遼東余部以及東江的毛文龍舊部曾經采取過策應的行動。如果此時他們分別攻擊沈陽、遼陽,局勢如何演變難以逆料。此時遼東余部似有半數(shù)未動,三四萬人總有;即便不足此數(shù),也該采取行動。當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報響起便是勝利。問題在于,此舉完全不符合袁崇煥的用兵方略,因為戰(zhàn)只是奇著。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議兵分兩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蹤抄其后路,但大家都認為力量單薄,無法分兵:劉策等人已被派走,關寧步兵行軍速度慢,此時身邊只有九千騎兵,確實不多。袁崇煥也未采納此計。他依舊沒有決戰(zhàn)的打算,只想趕到敵軍前面,爭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設卡堵截,因此沒有徑向西南,而是不惜繞路,掉頭向南,十六日趕到河西務在城外扎營。 下一步該怎么辦,多數(shù)意見是直奔京師。周文郁建議屯兵張家灣,根據(jù)敵軍情形,要么與之決戰(zhàn),要么乘夜突襲。他們孤軍深入,勢必無法堅持??稍鐭〒臄耻姴慌c他決戰(zhàn),直接殺向北京,那樣難免引起人心動搖。因此決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勁虜。”周文郁提醒道: “外鎮(zhèn)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乎?”袁崇煥說:“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茍得濟事,雖死無憾!” 還是他對王在晉說過的那句話:“我不畏死”。 計議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軍到達左安門。同日或此前一天,滿桂和候世祿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禎派太監(jiān)過來查看,隨即以“祿米百石,酒十壇,羊百只,銀萬兩犒師”; 十九日崇禎賜袁崇煥玉帶一圍,六副金幣,其余將領亦有賞賜;當夜袁崇煥派兵劫營,但后金已有防備,沒有打響; 二十日,后金大軍分成六隊而來,袁崇煥下令開營迎戰(zhàn),雙方激戰(zhàn)于廣渠門。 這是袁崇煥回援以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役。戰(zhàn)事極度激烈,“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猬,賴有重甲不透?!弊罱K擊退敵軍。 這一天,滿桂與候世祿也在北邊的德勝門打響。候世祿態(tài)度消極,滿桂雖然奮勇抵抗,最終也未能取勝,自己身負重傷。滿桂的態(tài)度讓朝廷滿意,二十二日打開德勝門,收容其殘部在甕城駐扎。 其實薊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煥慘死的結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經兩次遭遇威脅,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變瓦剌來犯,后來于謙慘死,當然并非因果關系;俺答糜爛京師,兵部尚書丁汝夔冤死,則有直接牽連。土木之變,源于宦官王振誤國;俺答來襲,內有奸臣嚴嵩弄權。而此時主政的崇禎,這個剛剛十八歲的小伙子,勵精圖治,戮力恢復,用人不疑。作為皇帝,他給足了臣下空間,可“五年平遼”的誓言墨跡未干、“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承諾言猶在耳,京師怎么就成了前線? 敵兵薄城,都中輿論大嘩。后金向來會用間,每次作戰(zhàn)都先派細作潛為內應,然后攻城,屢試不爽,無論是過去的沈陽,還是這回的遵化。此時想必他們也沒有閑著。其實不必用間,當時的形勢足以令袁崇煥百口莫辯。他此前的和議,朝臣并未忘記;這回局勢的演變,越琢磨越像是擁兵縱敵。北京城外的許多田莊,都是勛戚貴族的產業(yè)。突然遭遇蹂躪,他們損失慘重,怨氣難免,而矛頭只能指向前敵總指揮袁崇煥。 更何況朝堂之上還有要命的黨爭。 三人成虎。這就是所謂輿論的力量。此時壓力最大的,還是崇禎,這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一方是議論紛紛的多數(shù)朝臣,另一方是曾經信任的方面大員,他應該相信誰,他又能夠相信誰? 朝野的輿論傾向,袁崇煥當然有所耳聞。他心里非常不安。崇禎初次召對時,他“不自安。留中使于營。自青衣玄帽入?!本谷灰粝聜髁畹奶O(jiān),作為“人質”,理由是安定軍心;而從那一天起,致力中興的年輕皇帝更是“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p> 如果初次召對之后,袁崇煥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會戰(zhàn),也許還能挽救自己的命運。但隨后幾天雙方基本相安無事,“袁營列前,清營駐后,相距不遠,復不出戰(zhàn)”;甚至彼此嬉鬧,形同友軍:“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游戲者”。大敵當前,朝臣膽寒,盛傳袁崇煥要“挾奴講款”,很多人都同意此舉:火燒眉毛顧眼前嘛。只是礙于孫承宗執(zhí)意不肯。有人去做孫的工作,結果遭遇白眼: “我受命防御,不受命為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p> 關寧步兵此時應該已經趕到,因為起初只有騎兵九千,后來祖大壽、何可綱帶兵潰逃時,卻有了一萬五。就此組織會戰(zhàn)也許還嫌不夠,那么總司令袁崇煥應該積極籌劃,調兵遣將,但也沒有相關紀錄; “玉色為焦”的崇禎終于下定決心。那確實是個賭博,但賠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險:如果袁崇煥確實是奸細又不迅速拿下,不僅關寧軍,除京營以外的軍隊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煥而他又不是奸細,關寧軍難免一時人心躁動,但尚可安撫。 事實上,崇禎別無選擇。 得知昔日的袍澤被捕,后來成為烈士的孫承宗寫了兩首詩。第二首是: 練爾多方練未成,空聞曾銑爾前生?;纸遢d承天語,卻虜三師傍帝城。 魏絳偏和原有恨,汾陽單騎更無兵。東江千古英雄手,淚灑黃龍半不平。 在孫承宗看來,袁崇煥到底還是沒有歷練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