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王躍文的宿命是最終成了一個作家，他的“抗爭”就是一再反對被定義為“官場小說家”。當然，這只是對8月1日書博會現場舉辦的王躍文與中南傳媒董事長、文學評論家龔曙光的對談“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狹義理解，卻未嘗不是道出了此次攜并非聚焦官場的長篇新作《愛歷元年》重出江湖的王躍文的“心頭之痛”。
對談會上，王躍文重申，自己非常不喜歡“官場小說家”和“官場小說第一人”這個狹隘的稱呼，“這是媒體貼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藥，想撕也撕不掉?！钡⒉环磳徥锕鈱⑺膭?chuàng)作歸為另一種“類型化寫作”———文化人寫作。這是因為，在龔曙光看來，王躍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文化人?！啊秶嫛穼懙氖俏幕撕驼蔚年P系，《大清相國》寫的是文化人和權力的關系，而《愛歷元年》寫的是文化人和情感的關系?？偠灾?，王躍文的小說，寫的都是文化人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
這不妨視為王躍文走上文學之路的縮影。在成為專職作家之前，他曾是政府機關的一名公職人員，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主要職責是寫“官樣文章”?！爱斘野压贅游恼聦懙絻?yōu)游自如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則以作文’，文學的夢想就蘇醒了，開始寫作?！?999年，他創(chuàng)作了《國畫》。這種“我筆寫我心”的寫作，顯然是對“官樣文章”的一種抗爭?！秶嫛烦霭婧笠患堬L行，讓他的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了逆轉。第二年，王躍文脫離公職單位，成為專職作家———這個職業(yè)同樣是其對宿命設定的社會角色的抗爭。
頗可玩味的是，王躍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他基本是一個類型的：大體在社會底層長大，感受了社會生活的艱辛，有一個努力讀書的童年，爭得了一個自我發(fā)展的機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轉型的社會所裹挾，文化人的宿命，也似乎就是這樣被時代裹挾著，沖撞著，最終被時代安排到某一個角色上。而21世紀的快速度，更是打亂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漫長的進化史中的節(jié)奏，并導致了很多災難性的后果。以龔曙光的理解，這樣的時代大背景加劇了對文化人的裹挾與沖撞，每個人都不能自控。“所以你會看到，在王躍文的小說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權傾一方的官場核心人物，其實也是難以自控的?！?/span>
縱使難以自控卻依然要抗爭。但這抗爭，在王躍文筆下，與其說是激烈的、社會性的抗爭，不如說是溫和的、貫注了審美情感的抗爭。在這部關注日常情感的《愛歷元年》里，兩個人物孫離和喜子，出身平凡，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穩(wěn)定的工作，事業(yè)和生活都處在上升期，卻不能免俗地雙雙出軌。在生活中，這些故事的結局，往往不是身體上鼻青臉腫，就是心靈上傷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親情分崩離析。
但王躍文卻拒絕接受這種結局，他讓男女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通過內心的抗爭獲得自我救贖，悄然回歸情感的起點，重啟“愛歷元年”。以龔曙光的理解，這個結局正體現了王躍文對他所不喜歡的宿命的抗爭?！吧钇鋵嵄刃≌f更頹廢，更令人沮喪，但是躍文不甘心這樣的時代和結局，所以最終選擇了溫柔和溫暖。他執(zhí)拗地想讓讀者相信，破鏡能夠重圓。這是他給予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期許。”
在龔曙光看來，這樣的情節(jié)設計，也凸顯了王躍文一貫的寫作姿態(tài)?！皢螐男≌f的創(chuàng)作視角來看，王躍文不管看經濟還是看情感，都離不開文化人這個圈子，他的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風光、最得勢、最叱咤風云的人，他的小說中也幾乎沒有叱咤風云的人物和驚天動地的故事。而站在圈子邊緣去看圈子里的人和事，再風云激蕩的大事、再呼風喚雨的人物也只是風輕云淡、歲月無痕?！?/span>
某種意義上也因為此，王躍文無論是寫官場也好，鄉(xiāng)村也好，還是寫中年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寫的基本都是生活的日常狀態(tài)?！拔也幌矚g故意把故事搞得波瀾壯闊，非常曲折，甚至離奇，我覺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態(tài)，而是生活的極端狀態(tài)；如果文學總是寫這種極端狀態(tài)，未必能夠揭示生活的本質?！?/span>
《愛歷元年》寫的就是生活的常態(tài)，雖然通篇都是雞零狗碎的一些事情，卻可能是一幅家庭和社會變遷的浮世繪。這樣一部看似雞毛蒜皮的日常情感“紀事”，也體現了王躍文作為一名文化人，對急速轉型的社會的關切和思考?！爸袊@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事情，很多問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想清楚，一切該發(fā)生和不該發(fā)生的，都發(fā)生了，讓每個人措手不及。”
然而，當社會被某些辨識不清的洪流裹挾的時候，當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時候，王躍文卻選擇慢下來，停下來，他更愿意把自己當成一個低調的觀察者，專門關注那些非極端的人情冷暖?！霸谶@樣的社會大背景下，我想看看那些狂奔的人得到了什么，又丟失了什么，然后真誠地寫下他們的故事?！?/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