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六萬余件中古時代的寫卷，由此形成了一門世界性學問“敦煌學”。敦煌文學是敦煌學中最早開展的學科。1908年底，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fā)現(xiàn)之原始》開始了敦煌文獻（包括文學作品）的著錄和介紹。次年，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刊布敦煌文獻30余篇，這是第一部敦煌文獻的資料集，其中有數(shù)篇文學作品。王國維《敦煌發(fā)見唐朝之通俗詩與通俗小說》（1920），在敦煌文學研究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羅振玉《敦煌零拾》（1924），收錄了13種通俗文學寫本，是敦煌學史上第一部文學類文集。劉復《敦煌掇瑣》（1925）對以前敦煌文獻的輯錄作了總結，書中校錄的104件文獻中，民間文學資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1929）對敦煌通俗文學進行了探源和分類，極力推崇敦煌俗文學的價值，在敦煌文學研究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思想光輝和理論價值。此后，胡適、向達、王重民、孫楷第、傅蕓子、容肇祖、吳世昌、姜亮夫、周紹良、程毅中等先生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或輯佚、或考證、或探源、或辨析，對敦煌文學進行了深入探討。

《敦煌掇瑣》

1980年代以來，敦煌文學的研究出現(xiàn)了更為繁榮的局面。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世界各地館藏的敦煌文獻大量公布，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國內(nèi)各收藏單位的敦煌文獻大多影印出版。第二，出現(xiàn)了一批分類整理的高質量的敦煌文學校錄本。第三，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展，理論的研究更為深入。除了一大批研究論文外，還出現(xiàn)了《敦煌文學概論》《敦煌文學源流》等概論性的著作。

伏俊璉的《敦煌文學總論》正是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產(chǎn)生的。在此之前，伏俊璉曾先后完成了《敦煌賦校注》《百年敦煌文學研究》《敦煌文學敘錄與編年》等課題，為本書的撰寫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抖鼗臀膶W總論》與已經(jīng)出版的《敦煌文學概論》（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源流》（張錫厚）等相比較，其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敦煌文學重新進行定義，對其特點進行了獨到的分析。關于敦煌文學，本書的定義與以往的有所不同：“敦煌文學是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文學活動、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這里把文學活動放到第一位，特別強調(diào)文學活動在文學生成中的作用。本書認為，民間性是敦煌文學的本質特點，唐五代的敦煌民眾對文學并不自覺，對他們來說，文學僅是某種社會文化活動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某種社會文化儀式的組成部分。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fā)，本書以為，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學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遺書中保存且見于傳世文獻的文學，像《詩經(jīng)》《文選》《玉臺新詠》及部分唐代詩人的作品，以及獨賴敦煌遺書保存下來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韋莊的《秦婦吟》等，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學，但它們是不是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還要做具體分析。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學的哺育者，是敦煌民眾學習文學、創(chuàng)造文學的樣板，其本身并不是他們心中的文學。然而，這當中還有一種情況要區(qū)分。從中原傳來的文人文學，當敦煌人把它們運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種儀式中的時候，敦煌民眾已賦予他們另一種涵義；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已經(jīng)變成敦煌文學了。敦煌文學寫卷中有諸多民間歌賦和文人作品混淆雜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明乎此，我們才能理解敦煌寫卷中抄錄的文人作品很多沒有題目和作者：它們是用在某種民間儀式上的誦詞，無須知道作者。

敦煌寫本《秦婦吟》局部

比如，P.2976卷首尾俱殘，殘存部分依次抄寫：①《下女夫詞》，②《咒愿新女婿》，③無題詩一首（經(jīng)考為高適的《封丘作》），④闕題詩四首（每首五言四句），⑤五更轉，⑥《自薊北歸》（無作者，經(jīng)考為高適詩），⑦《宴別郭校書》（無作者，經(jīng)考為高適詩），⑧《詶李別駕》（無作者，經(jīng)考為高適詩），⑨《奉贈賀郎詩一首》（無作者，《敦煌寶藏》以為高適詩，徐俊以為不是高適所作），⑩《駕行溫泉賦》一首。

這個寫卷是民間儀式上的講誦詞的匯編，其中高適的詩，也是作為同類講誦詞而被抄在一起的。《下女夫詞》和《祝愿新郎文》都是配合說唱的婚禮作品。以下所抄的作品除《溫泉賦》外，原卷都沒有作者名。這不是抄寫者的疏漏，而是本卷的作品的應用性質決定的。我們知道，民間歌手或講誦者利用流傳的文人作品，多是不顧其全篇的意旨，而是看重其中的一些句子，尤其是開頭的幾句，斷章取義，以便在特定的場合表達一種意味?！斗馇鹱鳌肥歉哌m的名作，但此詩開頭“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幾句，一個狂傲不羈的落魄文人形象躍然而前；一位文郎在歡快的儀式上誦讀這些句子，會立即引起參加者的關注，起到鎮(zhèn)靜聽眾，調(diào)節(jié)氣氛的效果。其后三首高適的詩，第一首《自薊北歸》“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也是講誦文郎借來自塑其形象的誦詞，用意相當于起興。第二首《宴別郭校書》，是宴會上遇到多年不見的朋友，“彩服趨庭罷，貧交載酒過，”飲酒交酬，感慨時光流逝，事業(yè)無成，而青春不再，“云宵莫相待，年鬢已蹉跎”。第三首《詶李別駕》用意與第二首相同，“去鄉(xiāng)不遠逢知己，握手相歡得如此。禮樂遙傳魯伯禽，賓客爭過魏公子”。這些詩作，是作為節(jié)日儀式上的誦詞準備的，不需要了解作者，所以也就無需要抄寫下來。《奉贈賀郎詩》其實是一首民間流傳的婚禮誦詞。唐五代時期敦煌有這樣一種婚俗，在婚禮結束后，在婚儀上辦事的鄉(xiāng)人要嬉鬧，向新郎索要酒食、賞錢。這首詩正是鄉(xiāng)民索鬧時的唱詞?！稖厝x》以描繪唐玄宗駕幸華清宮溫泉為內(nèi)容，作品語言詼諧調(diào)侃。唱誦者抽出其中的某些段落，比如用第三段比喻新婚的美好，是貼切而富有趣味的：“于是空中即有紫云磊對，白鶴翱翔。煙花素日，水氣噴香。忽受顓頊之圖樣，串虹霓之衣裳。共喜君遇，拱天尊傍。請長生藥，得不死方。執(zhí)王喬手，至子晉房。尋李瓚法，入丁令堂。駕行玉液，盛設三郎?！泵耖g文學中的借用和斷章取義，在這里表現(xiàn)得無以復加。

因此，本書認為敦煌文學最典型的特點是：以講誦、演唱、傳抄為其基本傳播方式，以集體移時創(chuàng)作為其創(chuàng)作的特征，以儀式講誦為其主要生存形態(tài)，而在我們看來隨意性很大的“雜選”的抄本也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著這種儀式文學的意義。

《敦煌文學總論》，伏俊璉著，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65.00元

第二，基于對敦煌文學特質的認識，本書對敦煌文學的分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它把敦煌文學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唐前經(jīng)典文學和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唐前經(jīng)典文學主要有《詩經(jīng)》《文選》《玉臺新詠》以及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以及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等。這些經(jīng)典文學，被敦煌人民傳閱珍藏了數(shù)百年，其養(yǎng)育敦煌本土文學之功不可磨滅。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它們是哺育敦煌文學的源泉之一。

二是敦煌民俗儀式文學。敦煌民間儀式，大致可分為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世俗儀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儀式，如冠禮、婚禮、喪禮等；歲時禮俗儀式，如辭舊迎新的驅儺儀式、元日敬親儀式、三月三日禊潔儀式、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儀式、臘祭儀式；還包括其他儀式，如各種祭祖儀式、求神祈福儀式、民間娛樂儀式等。民間宗教儀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儀式，如俗講儀式、轉變儀式、化緣儀式等。在這些儀式中，唱誦是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唱誦的內(nèi)容，除了少量的佛經(jīng)、道經(jīng)外，大都是民間歌訣。

伴隨各種民俗儀式，文學也呈現(xiàn)出繁榮昌盛、多姿多彩的風貌。如婚禮上的《崔氏夫人訓女文》、《下女夫詞》及大量的“祝愿新郎新娘文”，驅儺儀式上大量的《兒郎偉》，燕樂儀式上的曲子詞，敬親儀式上的《父母恩重贊》《十恩德贊》，其他民間俗儀式上的《十二時》《五更轉》《百歲篇》等。還有“說話”儀式上的話本，“論議”（一種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演員爭辯斗智的藝術形式，相當于現(xiàn)代的雙人相聲或群口相聲）儀式上的對問體俗賦（《晏子賦》和《茶酒論》等）。

唐五代時期的敦煌，是一個佛教圣地，佛教化俗儀式對文學影響很大。其中最有影響的儀式就是“俗講”?！八字v”所用的底本就是講經(jīng)文。另外還有“俗講”前用來安靜聽眾的“押座文”，“俗講”結束時勸聽眾早日回家、明天再來聽講的“解座文”。佛教通俗化“說因緣”的底本“緣起”和“因緣”。還有“轉變”的底本“變文”等。以王梵志詩為代表的通俗詩是和尚云游化緣的產(chǎn)物，也是在儀式活動中產(chǎn)生的。

第三，本書側重于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敦煌文學進行總結，在寫法上重視文學寫卷的整體探討、作品句式的分析、作品的敘錄、以往研究情況的綜述等。

《敦煌文學總論》探討敦煌文學寫卷，總是把一個寫卷視為一個整體，尤其重視其中抄寫的非文學作品提供的信息。這是敦煌文學寫本不同于“刻本時代”的典型“寫本時代”文獻的特征，也是不同于“經(jīng)典文獻”的以“民間文本”為主的特征。比如第五章《敦煌的唐詩》把敦煌文人詩寫卷分為一般流通或保存意義上的“書籍”和個人隨意的“雜抄”兩類進行分析，以討論敦煌文人詩歌在敦煌的傳播和運用。第七章《敦煌歌辭》對敦煌歌辭的文學審美價值一筆帶過，而用專節(jié)討論敦煌歌辭的特殊句式及?？薄?/span>第九章《敦煌的小說》用傳統(tǒng)的敘錄體方式對敦煌遺書中的17篇小說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包括寫卷情況、小說體制、情節(jié)單元、故事演變軌跡等。第十一章《敦煌婚儀文學》除介紹敦煌文獻中有關婚儀與婚儀文學的內(nèi)容外，重點是比較敦煌文獻與傳世文獻所見婚儀及其詩文的運用場合，以及敦煌文獻與傳世文獻所見婚儀文學的異同。

第四，本書在理論的探討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儀式文學”概念的提出和相關論證，對敦煌文學演進各階段特點的分析，對俗賦的類型和文學史意義的論述，對上古時期的“看圖講誦”和變文起源的討論，對敦煌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探討等，都閃爍著理論思辨的色彩，蘊含著作者多年的覃思深悟。

當然，作為一部敦煌文學的總論，本書還有諸多方面的不足：比如一些文學體式尚未論及，尤其是大量的民間文學、佛事文學體式?jīng)]有納入其中；對一些文學類型的論述沒有很好地貫徹“儀式文學”的思想；對國外、尤其是日本的敦煌文學研究的成果沒有很好的吸收。

（本文為傅璇琮先生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