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和戰(zhàn)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個皇帝趙佶。他要不是被命運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話，大可以在書上繪插圖或?qū)Ｐ氖詹厮囆g(shù)品而生活得比較妙曼，做皇帝實非所長。他御宇期間不僅有王安石的糾紛，而且有女真人的勃興。女真發(fā)源于東北松花江上流，語言屬通古斯（Tungusic）系，也與以后之滿洲人相聯(lián)。在公元1113年他們叛離宗主遼而獨立，一年之后即自稱“金”，當時北宋已向遼納歲幣110年。公元1118年的趙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與之結(jié)盟攻遼，希望借軍事行動的成功，而得以收復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遼，如摧枯折朽，全不費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滅遼。翌年這些遠在北方之戰(zhàn)士，覺得他們可以乘新勝之余威，對付北宋，于是大舉南侵。趙佶在最后關(guān)頭，傳位于長子。金人旋即攻入開封，將宋朝當今皇帝與太上皇一并俘虜，送往東北，他們父子終身未得南還，同年（1126年）北宋滅亡。
　　趙佶的第9個兒子趙構(gòu)自立為帝，也成了岳飛秦檜的主子，歷史上稱為南宋。可是趙構(gòu)剛一行禮登極，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內(nèi)，他從華中被金人追逐到長江之南，又從杭州逃到寧波，有一段時間內(nèi)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著海岸線來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當日稱臨安）。1138年杭州成為國都，可是仍稱“行在”，因為開封為趙宋王室歷代祖先陵寢所在，不能名正言順地放棄。
　　公元1141年的和議使趙構(gòu)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獲）南下母子團圓，南宋及金以淮河為界，宋承認金為宗主國，宋主所著之冠服由金供給，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為附庸，每年向金納歲幣50萬，半為銀兩，半為絹疋。
　　女真之金，既稱業(yè)已因封貢而成為高麗人、回紇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國傳統(tǒng)，宣告其為區(qū)宇一家之大帝國。在宋使呈納貢品之前，金朝已開始科舉取士，文官之品級也已頒布，其君主著中國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孫也被封為公爵，在祭祀孔子時，金主親自行禮。
　　當日宋廷反對和議一派最有力之辯辭為：國君須向異族行臣下之禮乃大失體統(tǒng)之事。然則反對和議也使國君之母無法南歸，此又不免與傳統(tǒng)之忠孝觀念相違。此處不少歷史家尚且忽視了一段事實：此時長江中游一帶大部為盜匪占領，金朝正準備在當中設立緩沖國，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漢人滲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難于應付的則是與金交兵的時候，南方的財政尚在混亂狀態(tài)，招兵也感到困難，即算各軍倉卒組成，臨安的流亡政府對本身之存在并無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飛被平反那年，金人又準備南下攻宋，但戰(zhàn)斗無定局，雙方之和談遷延了4年之久。幾經(jīng)沖折，金人容許南宋自此不稱臣，每年歲幣也減少10萬。 12世紀最后幾年，韓佗胄為南宋權(quán)臣，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親與皇帝趙構(gòu)為姻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后侄女為妻，當太皇太后秉政時，韓勢傾內(nèi)外，有權(quán)廢立天子。他既為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zhàn)。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人同情他。況且這1206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在蒙古語內(nèi)，這已相當于中國之天子，他的千秋功業(yè)正待展開，此是后話?？滔聞t金人在戰(zhàn)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tuo胄之頭顱，卻也真能如愿以償（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狀，剖棺割尸將頭顱送金）。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為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gòu)，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tuo胄為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傊@次和議成功，宋之歲幣又增至60萬，宋主也在文書中自稱“侄皇帝”而稱金主為“叔皇帝”。
　　不出數(shù)年局勢又大變。公元1214年宋廷乘著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無暇他顧之際，終止交納歲幣。1232年再有一個更好之機會使南宋朝廷得報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議夾攻金人。這時候有些朝臣尚記得114年皇帝趙佶在類似情況下約金攻遼，幾陷朝廷于覆亡的慘況?？墒撬稳藢鸪鸷拗?，歷時之久，已容不得謹慎之告誡，于是結(jié)盟成功。不料蒙古之滅金，亦似以前金之滅遼，只費時兩年，也絲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們已于1227年滅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孫便可以專心一致地對付中土內(nèi)僅存的朝代。在這一點上，南宋的作為較金人略勝一籌，茲后他們?nèi)栽陲L雨飄搖的局面里支撐了45年。
　　從宏觀的立場上講，南宋之和戰(zhàn)問題與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連貫之關(guān)系。這朝代不能在經(jīng)濟上突破，影響所及，其軍事才積弱不振。
　　公元960年趙匡胤初登極時，地方稅收的權(quán)力仍在軍人手中，國家的高層機構(gòu)與低層機構(gòu)尚能保持適切之聯(lián)系。開封行中央集權(quán)后，使此紐帶逐漸消失。這帝國所能掌握之資源固然龐大，卻缺乏適當?shù)姆招再|(zhì)事業(yè)，使之合法合理周轉(zhuǎn)。此中弱點所及，其損害超過全朝代319年和戰(zhàn)關(guān)頭之失策與猶疑。
　　況且提到這段史實，尚要顧慮到一種歷史名詞的問題。我們無法忽略在趙宋王朝期間，中國展開了一種“商業(yè)革命”和“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些名目初由少數(shù)日本學者發(fā)起，漸有西方及中國歷史家效尤。革命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經(jīng)發(fā)起見效，即不能逆轉(zhuǎn)。西方產(chǎn)生商業(yè)革命時，影響到很多公眾組織，法律上之系統(tǒng)此后即以商業(yè)習慣為依歸，而中國近代史初期并未有這種體制上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