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國，指的是魏國、蜀國、吳國，陳壽《三國志》，起初也是各自獨立，分別稱《魏書》《蜀書》《吳書》的，重心當然在魏、蜀、吳三國。但是，就像“《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尊重前輩史家習慣，陳壽的視野，也包括了與三國有往來的周邊國家和民族。他還有一個原則，即是“補前史之所未備”，因此根據(jù)“使譯時通”的實際情況，在《魏書》最后一卷，他寫了一個《東夷傳》。這個“東夷”，是指長城以北、大興安嶺以東，相當于今天中國東北以至俄羅斯、朝鮮半島、日本的范圍。

　　這樣，在中國傳統(tǒng)正史里面，就第一次出現(xiàn)了日本傳，便是《魏書·東夷·倭人傳》。

　　這個據(jù)統(tǒng)計總共有一千九百八十七個字的《倭人傳》，也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有關日本的文獻，在它以前，只有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在介紹北方燕地時，提到海的那一邊，有倭人年年到來：“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庇捎谌毡救擞浭鲎约旱臍v史，也要到八世紀才開始，陳壽于三世紀末寫下的這一《倭人傳》，對于了解日本的早期歷史也很重要，因此它在日本受到的關注比中國還要高，不但有專業(yè)性的注釋、考古和研究，還有對大眾的講授、宣傳，數(shù)不勝數(shù)。

　　按照古代中國人的觀念，日本已經(jīng)是在“荒域之外”，遙遠的地方，而陳壽自己也說，若非足跡、車軌所及，是沒有辦法知道“其國俗殊方”的，但他又不曾到日本，寫《倭人傳》，當然只能借助于現(xiàn)成材料。過去人分析他的史料來源，認為無外乎官方文書和同時代人的記錄，譬如皇帝的詔令、魏國以及倭國使者的報告，還有如王沉《魏書》、魚豢《魏略》、《東觀漢記》等等。不管官方檔案，還是私人撰述、民間傳聞，可以肯定的是，《倭人傳》的內容絕非憑空而來，它代表了那個時代人擁有的日本知識。

二

　　在當時人印象里，日本是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向東的延伸，《魏書》中的“東夷”，首先指的是這樣一個整體。而對于這樣一個“東夷”的了解，又是靠著漢代以來疆域的拓展和對外交往的增加，一點一點累積下來的。

　　這就要說到當時的遼東郡。還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西周初期，在今河北北部及東北的西南部有一個燕國，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東北邊胡”，“北鄰烏桓、夫余，東綰濊貊、朝鮮、真番之利”（《史記·貨殖列傳》），就是說經(jīng)常要同東胡、朝鮮等打交道。大約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戰(zhàn)國時代，燕將秦開一度因其對東胡的熟悉，將東胡驅逐得很遠，燕從那時起就修筑了自造陽（河北張家口）至襄平（遼寧遼陽）的長城，并設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行政區(qū)。遼東郡就從那時一直延續(xù)下來，到漢代，轄有遼河流域及朝鮮半島，首府在今遼陽。

　　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滅衛(wèi)氏朝鮮，在遼東半島以東開辟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四郡，樂浪郡的首府，設在大同江南岸的平壤。到三世紀，公孫氏掌遼東，于樂浪郡南部又劃出帶方郡，帶方郡的首府，有人說就是首爾。

　　公孫氏掌管遼東以至朝鮮半島，是從漢末董卓任命公孫度為遼東太守開始的，經(jīng)公孫康、公孫恭到公孫淵，據(jù)有遼東五十年，“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稱王割據(jù)，一面切斷了東夷各國與中國往來的通道，一面與東吳遙相聯(lián)絡，到魏明帝時，終于變成魏國心頭大患。于是景初元年（237），毌丘儉率鮮卑、烏丸兵前往征討，第二年，司馬懿又率四萬大軍海陸齊發(fā)，斬公孫淵之首，連樂浪、帶方一并收復，“而后海表謐然，東夷屈服”。

　　這樣，樂浪、帶方兩郡就代表了三國時，中國東至于朝鮮半島中部的領土范圍。其中帶方郡既與朝鮮半島最南端的三韓接壤，也是當時中日雙方使者往來必經(jīng)的一站。

三

　　大約在一萬年前，由于氣候變暖，海面上升，日本脫離大陸成為列島，從此后，聯(lián)系大陸與日本的路徑，主要就是朝鮮半島。有人說在東亞有一個“漢字文化圈”，由歷史上以漢字為書面語的國家即中國、朝鮮、日本、越南構成，由于漢字為中國發(fā)明，又可稱“中國文化圈”。三國時期，中國與日本使者的往來，走的是這一條路線，后來漢字及其承載的文化，前如《論語》《千字文》，后如佛經(jīng)，經(jīng)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走的也是這一條路線。

　　朝鮮半島的歷史，與日本相同，最早也是見于中國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里就寫有《朝鮮列傳》，那是公元前二世紀的衛(wèi)氏朝鮮。衛(wèi)氏朝鮮由燕人衛(wèi)滿于漢初在古朝鮮舊地所建，其中有“真番、朝鮮蠻夷”，也有從燕趙之地避難來的移民，國都在王險城（今平壤），與遼東郡劃浿水（清川江）為界，而為其“外臣”。元封二年（前109），漢武帝的軍隊打到王險城下，朝鮮國王右渠“堅守城”、苦戰(zhàn)數(shù)月而死，然后便是漢武帝“分其地為四郡”（陳壽語）。據(jù)說在玄菟、樂浪郡，都有一些朝鮮、濊貊、高句麗人，玄菟郡下，還有高句麗縣（今遼寧新賓縣老城附近）。這些高句麗人看起來頗不“馴服”，王莽逼他們去打匈奴，他們抗命不從，氣得王莽殺其首領猶不甘心，下令改叫他們“下句麗”（《漢書·地理志》《王莽傳》）。

　　“下句麗”的故事，也被寫進了《魏志·東夷·高句麗傳》，陳壽還記下高句麗的祖先，相傳是松花江流域的夫余人。這個夫余人，在六世紀魏收的《魏書·高句麗傳》，又有了一個“朱蒙”的名字。朱蒙的母親，傳說是河伯女兒，在被夫余王囚禁的日子里，于陽光下受孕，生出朱蒙。朱蒙是天生的神射手，他母親擔心他被夫余人所害，叫他逃走，他便跑到紇升骨城（今遼寧桓仁縣五女山城）定居下來，建國高句麗。十二世紀的高麗人在自己最早的史書《三國史記》中也接受了這個傳說，將朱蒙稱作“始祖東明圣王”，并說他逃離夫余是在漢元帝建昭二年（《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這樣高句麗的建國，就從此被定在公元前三十七年。

　　與其祖先夫余人或是“同種”的濊人、“別種”的小水貊相比，在陳壽時代的人看來，高句麗人“性兇急，喜寇抄”，“有氣力，習戰(zhàn)斗”，又好斗，又愛沖動，與漢魏王朝往來，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從來不會真的妥協(xié)。陳壽講他們經(jīng)常與遼東發(fā)生摩擦，其太祖大王宮曾攻下玄菟郡，“焚燒候城”，宮的兒子伯固也曾攔截刺殺帶方令，并抓走樂浪太守妻子。因此，漢靈帝建寧二年（169），玄菟太守便給以痛擊，迫使它降歸玄菟郡，建安十二年（209），公孫康又再“破其國，焚燒邑落”，逼迫伯固的長子率眾投降，其幼子伊夷模遷移至丸都山，“更作新國”。

　　三國時，孫吳在與公孫淵遙相呼應的同時，也試圖聯(lián)合高句麗。據(jù)說高句麗向吳“奉表稱臣”，這引起魏國的高度警惕，高句麗也曾將吳的使臣斬首，送往幽州，司馬懿征公孫淵，他們也派了幾千人協(xié)助，但是，幽州刺史毌丘儉還是向他們發(fā)起連續(xù)不斷的進攻，于正始六年（246）攻占丸都城，“刻石記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當時正值高句麗第十一代東川王位宮的時代。位宮是伊夷模的兒子，陳壽寫他生能“開目視人”，天賦異稟，又“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在毌丘儉的窮追猛打之下，仍能在沃沮也就是朝鮮咸鏡道一帶逃脫，不知所蹤。而據(jù)《三國史記》說，東川王起初斗志旺盛，甚至揚言：“毌丘儉者，魏之名將，今日命在我掌握之中乎？”他有大臣得來，見他一意孤行，便嘆息“立見此地，將生蓬蒿”，絕食而死。毌丘儉聽說后深為感動，下令“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高句麗當年依山建都，迄今在吉林集安留下墓葬與城墻遺址，也留下殘存的《毌丘儉記功碑》，刊載著毌丘儉攻陷丸都的功績。

四

　　這一次打擊之后，要到東西晉之交、“五胡亂華”的時候，高句麗才卷土重來，先后占領了樂浪、帶方兩郡，至第二十代長壽王遷都平壤，完全據(jù)有朝鮮半島北部。在集安的好太王陵，現(xiàn)在有一塊“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就是長壽王為紀念他父親好太王（391-413在位），于四一四年立的?！逗锰醣窂摹俺鲎员狈蛴啵斓壑?，母河伯女郎”的始祖，一直寫到好太王征戰(zhàn)百濟、倭、東夫余，廣開疆土，“威武掩被四?！保橇私飧呔潲悮v史以及中韓日交涉史的寶貴資料，它也說明在六六八年為唐朝和新羅所滅以前，就像傳世文獻記載的那樣，高句麗的確曾是歷史上最強大的“東夷”之一。而這個強大的高句麗，它的七百年歷史，與中國歷史也時常纏繞、不可分割，有時甚至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這些當然是陳壽所不曾見，不過在他的時代，高句麗以頑強不屈的姿態(tài)，已經(jīng)顯示出它是“東夷”中自我意識最強的一支。

“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碑文

　　在朝鮮半島上，高句麗以南，當時還有一個濊，自稱與高句麗“同種”，“言語法俗”無異。曾有傳聞講殷紂王的叔父箕子見“殷道衰”，便帶人移居到朝鮮大同江流域，“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并作“八條之教”，禁止偷盜及相殺相傷。箕子到的地方，陳壽以為就是濊，他說這地方的人與高句麗人不同，“性愿愨，少嗜欲，有廉恥”，有古人之風，很能體現(xiàn)什么叫“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再往南去，在朝鮮半島最南端，是馬韓、辰韓、弁韓所謂“三韓”。這里既有古朝鮮的遺民，也有秦漢間從燕齊趙秦來的移民，《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也說“中國之人，苦秦亂，東來者眾。多處馬韓，與辰韓雜居”。

　　弁韓，在朝鮮半島的西南角，“土地肥美，宜種五谷及稻，曉蠶桑，作縑布”，有良好的農業(yè)和紡織業(yè)基礎，交通方面，也能“乘駕牛馬”。更重要的是它產(chǎn)鐵，有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不僅滿足韓、濊的需要，還能供給樂浪、帶方及倭。

　　弁韓有瀆盧國，離倭最近。

五

　　倭，《說文解字》的解釋是“順貌，從人，委聲”，這跟班固所說“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是一致的。王充《論衡》也記有“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成王之時，越人獻雉，倭人貢暢”的傳說，說明自古以來，倭對中國就很順從、恭敬，時有朝貢。這是陳壽以前，漢代人的印象。

　　陳壽說：“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余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睅Х綎|南大海，說的是朝鮮海峽。三國時與中國有往來的倭三十余國，今人考證，應當是九州北部的三十幾個地方部落聯(lián)盟，到中國來的都是當?shù)睾雷濉?/p>

　　倭國使者來朝，范曄《后漢書·東夷·倭傳》記載漢代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中元二年（57），倭奴使者奉貢朝賀，漢光武帝賜以印綬。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的志賀島，發(fā)現(xiàn)有一枚刻著“漢委（倭）奴國王”字樣的金印，據(jù)說恰好能證實這一記載。第二次是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國使者“獻生口百六十人”，愿請見。所獻“生口”，一般就說是奴隸或文化人不高的人，也有人覺得不那么簡單，懷疑他們是早期的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制玉、冶煉青銅之類的技術，然后帶回日本。

　　由于當時的中日關系，并不是在現(xiàn)代國際關系框架里的國與國平等外交，而是在一個以中國為天朝上國的“冊封朝貢”體制當中，日本使者的到來，因此都被叫作“朝見”，他們帶來禮物，也叫“供奉”“貢獻”，而中國居高臨下的答謝，都叫“賜予”。

六

　　盡管并不是自己所見所聞，陳壽《倭人傳》的寫法，仍然像是一個出行的使者，以帶方郡為起點，依次記下經(jīng)過的道路里程、水陸交通，到倭土以后，則是一一講述倭各國的地理人口、社會組織、人情風俗。

　　由于《倭人傳》寫的是日本，自從江戶時代的新井白石作《古史通或問》、本居宣長作《馭戎慨言》以來，對于它的研究，在日本就不曾中斷。日本學者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貢獻，在過去，是參照日本的文獻，結合實際地理的考察，通過對音等方法，將《倭人傳》的記錄與日本地名相對應，逐一還原諸倭國的具體位置，雖然還有些爭議，可是像和田清、石原道博編譯的《魏書·倭人傳》，對于《倭人傳》的解讀，就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在最近，則是廣泛使用考古的、民俗的資料，進一步就《倭人傳》中有關日本環(huán)境、風俗的記載加以驗證，如佐原真的《魏志倭人傳の考古學》，就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這份三世紀文獻的理解。

　　按照陳壽所寫，從帶方郡到韓國，經(jīng)弁韓的狗邪韓國即今釜山西北的金海，過朝鮮海峽，第一站便是對馬。對馬現(xiàn)在屬于日本長崎縣。陳壽記載這里有千余戶居民，大多從事捕魚業(yè)和海上貿易。

　　從對馬南渡瀚海，到一支，有三千余戶人家，主要也是做南北貿易。一支，在《三國志》幾乎所有版本里，原來都寫稱“一大”，但《梁書》《北史》卻寫的是“一支”，日本學者根據(jù)《古事記》中的“伊伎”和《日本書紀》的中“壱岐”，指出正確的寫法應為“一支”，也就是長崎縣的壹岐，位在對馬、九州之間。

　　再渡海至末盧，有四千余戶人家，出產(chǎn)魚鰒。末盧，《古事記》作“末羅”，便是后來的肥前松浦郡，在今佐賀縣西北，是朝鮮半島通往九州北部的要道。魚鰒，有人說是鮑魚。

　　由此登陸而向東南，到伊都，屬女王國，有千余戶人家，又“置一大率，檢察諸國”。大率，陳壽說相當于刺史，負責對上述各國的監(jiān)督。伊都還是帶方、韓以及倭國使者往返停留之地，使者們在這兒接受類似海關的檢查，“臨津搜露”，“不得差錯”。伊都，《古事記》作“伊斗”，也就是怡土，即今福岡縣的絲島。

　　繼續(xù)向東南，到奴國，有大約兩萬戶居民。奴，《日本書紀》作“那津”，在今福岡附近。

　　向東到不彌，有千余人家。不彌，有人說就是福岡東面的宇美。

　　再向南，為投馬，有五萬余戶居民，規(guī)模較大。不過它對應的是九州的摩薩、日向的都萬，還是日本海岸的出云、但馬，又或是瀨戶內海沿岸的山口佐婆郡玉祖鄉(xiāng)、廣島的鞆，在日本學界很有分歧。

　　經(jīng)過以上八國，更向南，便是邪馬臺，“女王之所都”，有人口七萬余戶，規(guī)模更大。

　　從帶方郡到這里，陳壽說已經(jīng)走了一萬二千余里。再往北，就是隸屬邪馬臺的斯馬、已百支等二十一國。又向南，是以男子為王的狗奴國。狗奴國，有人說是熊野，有人說是熊襲。向東渡海，還有侏儒國、裸國、黑齒國等。如此航行一年，所見仍是“倭種”。而倭國列島，據(jù)陳壽說，是“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余里”。

七

　　陳壽寫《倭人傳》，既有文獻依據(jù)，也有道聽途說，當然還帶入想象。他記錄的那些里程、方位，很多人都指出不怎么準確，還有人口數(shù)，如投馬、邪馬臺的人口密度會不會那么高，也很可疑。有人猜測，之所以寫得把倭寫得地廣人稠，是不是為了突出司馬懿遼東一役，開辟與倭的通道，功勞很大。

　　就像一般人的入境問俗，又或是如傳統(tǒng)“四夷傳”“外國傳”突出異域風情的寫法，陳壽描述倭人，重點也在倭與中國不同的地方，是華、夷之別。譬如他講倭人如何“不淫”即不奢侈，男子以“木綿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女“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當然就是因為在中國，早已有極其講究的衣冠制度，就連夫余人，也有在家出國的不同衣服，有飾以金銀的帽子，高句麗人的衣服也有以錦繡金銀裝飾的，這樣來看倭人的“袈裟式衣”和“貫頭衣”，自然是太簡樸。

　　又譬如他講倭人如何在氣候溫暖的環(huán)境里，長年赤足、吃生菜，這也是跟中國習慣不同。倭人赤腳的形象，在后來的《梁元帝職貢圖》上仍可看到，倭國使者以布裹頭、袒胸露肚、赤足的樣子，就是與別國使者風格迥異。吃生菜的習慣，現(xiàn)代日本學者通過文獻和考古也給以證實，一是在八世紀的日本，為了防治流行病，政府曾有禁止吃生的魚肉和蔬菜的文告，二是在對藤原京、平安京廁所的考察中發(fā)現(xiàn)，由于生食，當時得寄生蟲病的人不少。

　　除此以外，在陳壽看來，倭人的家庭也比較特殊，他們父母兄弟不在一起，“臥息異處”，在一起時，也沒有父子男女之別。地位高的大人往往有四五個妻子，普通人也有二三個妻子，婦女都視若平常。還有倭人嗜酒，卻長壽。遇大事，也要灼骨而卜，先占吉兇。人死后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家人要哭泣、戒葷。倭船到中國，路上都會叫一個人“持衰”，不吃肉、不洗澡換衣服、不近女性，如果遇到麻煩，就會以“持衰不謹”向他問罪。

《梁元帝職貢圖》中的倭國使者

　　在對馬、一支、伊都、奴國、不彌、邪馬臺等國，據(jù)陳壽說，都有政府組織，如對馬和一支有大官卑狗、副官卑奴母離，投馬有官彌彌、副官彌彌那利，邪馬臺有伊支馬、彌馬升、彌馬獲支、奴佳鞮。也有賦稅、刑罰。國與國的交易，由大倭來監(jiān)督。又有宗族尊卑，差序等級。在伊都，下戶見到大人都要迅速回避，跟大人說話，也要蹲下或跪下，雙手拄地，恭恭敬敬地回答“噫”。

至于倭的自然環(huán)境，則有稻麻桑棉、真珠青玉，有種類繁多的樹木包括果樹，有矛、楯和木弓。其中“短下長上”的木弓，據(jù)說在彌生時代的銅鐸上就可以看到。

　　《倭人傳》的諸多記載，照現(xiàn)代人看，未見得都是實情，里面有一些破綻，還有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如它說“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說倭人男子“黥面文身”，是跟禹的孫子少康在會稽時一樣，“斷發(fā)文身以避蛟龍之害”，又說其“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就讓人疑惑。因為會稽、東冶，是在今江浙閩一帶，儋耳、朱崖是在海南島，為什么會忽然提到這些地方，是不是除了遼東及朝鮮半島這一當時的官方通道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航線，是從江南沿海出發(fā)，到達九州？

　　但是不管怎么說，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日本及中日關系的文獻，《三國志》的《倭人傳》還是非常珍貴。

八

　　在倭三十余國里，陳壽對邪馬臺女王國的描寫最為詳盡，這使后來的研究者們相信，邪馬臺就是倭各國的統(tǒng)帥，是當時日本列島的政治中心。

　　邪馬臺，又寫作“邪靡堆”可以對音于“大和（やまと）”，不過問題是，這個“やまと”，是如內藤湖南說在近畿，還是如白鳥庫吉說在九州，在日本有很大的爭議，迄今都是媒體及普通民眾關注的話題。兩種說法，差距甚大，更重要的是這兩種意見，不但有它們各自的歷史淵源，還關系到對于日本歷史的一個大判斷：如果是在近畿，那么此時的日本，就完成了從日本列島的中心近畿到九州的聯(lián)合，邪馬臺便是代表著這樣一個古代日本，在與三國時代的魏交往。而如果是在九州，則意味著當時皇朝的籠罩力尚未到達九州，大和與九州還是各自獨立，因而陳壽的記載，對于邪馬臺以東，也知之不詳。兩種不同的意見，主要是基于對日本國起源的不同判斷，也包含了對于一海之隔的中國，在日本文化形成過程中扮演角色的考量。

　　據(jù)陳壽說，邪馬臺的女王名叫卑彌呼。卑彌呼是在一次倭亂后，結束了幾十年男王當政的歷史，成為女王的。這個未婚的中年女性，“事鬼道，能惑眾”，頗有一些宗教本領，為王后極少露面，由她弟弟輔政。八世紀初，日本舍人親王等撰寫的《日本書紀》引述了這一記載，有人據(jù)以猜測，這個卑彌呼或許就是古墳時代的神功皇后。不過也有人說“卑彌呼”對應的“ひみこ”，又可以漢文寫作“姬尊”，也就是日本古代對婦女的一種尊稱，這便意味著她只是一個尊貴的女性、一個酋長。還有像白鳥庫吉說卑彌呼是一個巫，她弟弟是覡，他們集宗教與世俗權力一身，說明這一時期的日本，依然處在祭政合一的階段。

　　由于后來范曄記“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是在漢代桓帝、靈帝之間，有人便據(jù)以推測卑彌呼為女王，大概是二世紀末的事。

九

　　景初二年（238）正月，司馬懿受命討遼東，八月公孫淵被斬首，“海東諸郡平”，很多人相信就是在這一形勢下，邪馬臺女王才派出使者到魏國，尋求同魏國建立聯(lián)系。而魏國方面，據(jù)日本的榎一雄說，由于孫權于稱帝后的第二年（230），曾派遣上萬人的船隊去夷州、亶州即今天的海南島和臺灣，并且成功地登上夷州，給魏國帶來刺激，使它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也要跟倭加緊聯(lián)系。

　　陳壽記載卑彌呼與魏國的往來，正是從景初二年開始，前前后后持續(xù)了十來年。

　　景初二年，是《三國志》的記載，然而在《日本書紀》中記作“景初三年”，這一年之差，在日本引起很多討論，最近渡邊義浩的《解開魏志倭人傳之謎》還旁征博引，考訂確為“三年”。不過，這里暫從《三國志》目前可見各種版本，還是當做“二年”。

　　第一次是倭來，在景初二年六月。卑彌呼派其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到帶方郡，攜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以及班布二匹，要求“詣天子朝獻”，帶方郡太守劉夏便叫人把他們送到洛陽。當年十二月，魏帝就頒布詔令，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

　　這份詔令，在《倭人傳》里占了不小的篇幅。詔令中寫道：“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彼^“親魏”，便是歸順于魏，而“假金印紫綬”，則是漢光武帝賜印給“漢倭奴國王”的重演。念及來使“道路勤勞”，也給難米升他們也頒發(fā)了銀印青綬。

　　詔令的后半部分，寫的是回贈給卑彌呼的禮品。其中絳地交龍錦、絳地縐粟罽、蒨絳、紺青各若干，是為了“答汝所獻貢值”，好像投桃報李。又有紺地勾文錦、細斑華罽、白絹、金、五尺刀、銅鏡、珍珠、鉛丹等各若干，是為了讓她在倭人面前顯示得到魏國的支持，故說：“悉可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p>

　　刀和銅鏡，據(jù)說在古代日本都是權力的象征。天理的東大寺山古墳出土過一把鐵刀，刀身上有“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煉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的銘文，據(jù)推測，就是漢靈帝在倭國大亂之年，贈給倭王以示聲援的。贈刀和贈金印是一個意思（參見西島定生《日本國家的起源》）。而這次贈品里面除了五尺刀兩口，居然有“銅鏡百枚”，叫人頗費思量。在日本，現(xiàn)在已發(fā)現(xiàn)銅鏡四百余枚，島根縣云南市神原神社古墳中的一枚，上面有“景初三年”的銘文，群馬縣、兵庫縣和山口縣各有一枚，上面寫的是“正始五年”，有人懷疑這些銅鏡就是從魏國來的，也有說是樂浪郡所造，但由于在中國和朝鮮都沒有發(fā)現(xiàn)這樣的銅鏡，考古學者王仲殊在一九八〇年代考證銅鏡應該是在日本制造，但造鏡的工人卻是從吳國來，結論很受重視。

　　第二次是魏往。正始元年（240），帶方太守弓遵派建忠校尉梯儁奉詔書、印綬到倭國，賜予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上表答謝。

　　第三次是倭來。正始四年（243），倭王遣其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來獻生口、倭錦、絳青縑、棉衣、帛布、丹木、付、短弓矢。

　　第四次是魏往。正始六年（245），詔賜倭大夫難升米黃幢，也就是軍旗，由帶方郡代為授予。

　　第五次是倭來。正始八年（247），帶方太守王頎到官，倭人載斯、烏越等前來報告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多年矛盾、互相攻擊的狀況。

　　第六次是魏往。聽了倭載斯等人的報告，帶方郡派張政帶人去送詔書、黃幢，并讓難升米記下魏國的意見，捎給卑彌呼。就在這時，卑彌呼去世。邪馬臺先是由男王繼任，但是倭各國都不服，引起騷動，于是立卑彌呼十三歲的宗女壹與為女王。而在倭局勢平穩(wěn)后，張政和同壹與也交換了意見，由掖邪狗等二十人護送回國，隨行有男女生口三十人，還帶回貢白珠、孔青大句珠、異文雜錦等。

　　根據(jù)后來的《晉書·四夷傳》記載，張政回到中國，實際已是晉武帝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266），距離陳壽動筆撰寫《三國志》，這時僅有十多年工夫。

　　卑彌呼死后，陳壽說她被葬在“徑百余步”的大冢，“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這個大冢，就是古墳。最近幾十年，在西日本各地都有發(fā)現(xiàn)前方后圓的、建于三世紀后半的大型古墳，由于它們的建成，需要相當?shù)娜肆?，在日本歷史上，也被說成是以大和為中心的各地方政治勢力的廣泛聯(lián)合業(yè)已完成的象征。

十

　　泰始二年，《晉書》上寫著“倭人來獻方物”，表明相隔十多年，倭又恢復了對中國的朝貢。此后不久，陳壽便來到西晉的洛陽，他很容易了解到這一點，同時了解到平定公孫淵，征服海東諸郡，開辟倭與中國聯(lián)系的通道，是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的功勞。也許正是這樣，當他撰寫《三國志》時，倭便自然而然地進入他的視野。

　　而從陳壽寫《倭人傳》開始，以后南北朝時期的范曄寫《后漢書》、沈約寫《宋書》、蕭子顯寫《南齊書》，隋唐時期的姚思廉父子寫《梁書》、魏徵等人寫《隋書》、李延壽父子寫《南、北史》、房玄齡等人寫《晉書》，都沿襲他的辦法，各作一篇“倭傳”或“倭國傳”。把倭納入正史，不能不說陳壽有開辟之功。到了后晉劉煦等人編纂《舊唐書》，除了寫《倭國傳》，還有一篇《日本國傳》，以后《新唐書》《宋史》《元史》《明史》，都統(tǒng)統(tǒng)改名叫“日本傳”。

　　由“倭”到“日本”，史書中這一名稱的變更，大約發(fā)生在十世紀前后，可是據(jù)《新唐書·東夷傳》說：“咸亨元年（670），遣使賀平高麗，稍后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蹦敲矗瑥娜毡臼拐吣抢锫牭健叭毡尽边@個新的名字，應當更早在七世紀唐高宗時。近年在西安發(fā)現(xiàn)一塊《井真成墓志》，井真成死于唐玄宗開元廿二年（734），墓志中提到他“國號日本”，這也證明在八世紀的長安，“日本”這個稱呼已經(jīng)不算罕見。

　　改名“日本”的原因，《舊唐書·倭國·日本傳》記有三條：第一，“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第二，“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第三，“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三條歸為一點，就是說“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命名。無論是強調它位于東方，還是嫌棄“倭”名不雅，都表現(xiàn)出一種自立的、不輕易附和的態(tài)度，而說日本是以小并大的后起之國，不管事實如何，都是在修正中國人關于倭的歷史記憶。

　　漢代以來的中國人，本以為倭人最柔順、能服從，在五世紀后期沈約寫的《宋書》里，仍說日本是“世修貢職”，然而根據(jù)《隋書》的記載，大業(yè)三年（607），日本使者來朝，國書上就寫的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內藤湖南曾考證這份國書可能為圣德太子親筆所寫，正因為圣德太子有很高的中國文化修養(yǎng)，所以他才會用一個完全對等的簽名（《圣德太子》）。而這種力爭平等的做法，讓隋煬帝很不習慣，發(fā)了一大通脾氣，并威脅要斷絕關系：“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不過第二年裴世清出使日本，據(jù)《日本書紀》說，隋煬帝詔書上寫的是“遠修朝貢”，到日本小野妹子回訪，照樣說“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對于“倭”還是“日本”這個名號的計較，在這里，不是語言游戲，而是一種國力的較量。據(jù)說鐮倉時代有一部卜部兼方的《釋日本紀》，解釋“倭”名的來源，是中國人聽日本人自我介紹，說到“和奴國”即“我ぬ國”時，記下來寫作“倭奴”二字。然而，這個帶有調和性的解釋，在國學家本居宣長的《國號考》里，就被認為完全不可靠。

　　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可以看到，從應神天皇在位（270-310），也就是西晉時、陳壽到達洛陽前后，有百濟博士王仁（邇吉師）帶著《論語》《千字文》到日本，獻給天皇，從那時起，直到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時代，模仿隋的制度進行政治改革，在不斷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日本的獨立意識被逐漸激發(fā)，到圣德太子時，就有了與隋煬帝各說各話的勇氣。而在這個過程里，如日本學界經(jīng)常談到的，由于中國處在南北朝分裂、自顧不暇的階段，也讓東亞各民族有機會脫離中國的“朝貢體制”，走上自己國家獨立的道路?！端螘べ羾鴤鳌酚涊d有倭五王武即雄略天皇的上表，講到他們“東征毛人”“西服眾夷”，據(jù)說這種以他人為“夷”的表述，就暗含了一種自居“中華”的意識，說明那時的日本，不僅接受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還由此產(chǎn)生了以日本為中心的“小中華”觀念。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列島上發(fā)生的這一變化，卻不為一般中國人察覺，史書的記載也極為有限。隋唐時代，到中國來的日本使節(jié)、留學生、學問僧漸多，與中國人的接觸也隨之增加。有一位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衡（又名朝衡）的，年輕時在長安科舉及第，此后一生留在中國。他的中國朋友很多，有一次他乘船渡海打算返回日本，途中發(fā)生意外，詩人李白得知后，便寫了一首懷念他的詩：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哭晁卿衡》）

　　辭別帝都，而航行到傳說里的蓬萊、方壺仙山，便是古代中國人對于日本這個遙遠的東方島國，貫穿了好幾個世紀的溫情想象，從三世紀的洛陽到八世紀的長安，沒有多少分別。就是在現(xiàn)代詩人筆下，也還是有如徐志摩的那一首《沙揚娜拉》：“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甜蜜的憂愁——沙揚娜拉！”仍然把日本看作最溫柔的國度。

二〇一五年十月改定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