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政治學研究的歷史思維

理性主義在政治學研究中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強提出，以實證為特征的理性主義政治學在面對政治沖突、解決構成政治內核的認同問題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換言之，理性主義政治學在哲學上的貧困，賦予了歷史研究以哲學意義。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續(xù)添談到，歷史是政治科學最基本的資料源，是政治科學論證最有力的支撐，是政治科學科學性檢衡的標尺；政治科學分析離不開歷史的“變化”思維、“因果”思維，歷史思維對特殊性的追求與政治科學的比較研究可以有效對接，歷史思維的細致邏輯與政治科學的實證研究也可實現(xiàn)結合。他主張，當下的中國政治科學研究應當恢復和重塑歷史思維在政治科學中的基礎地位，重建“歷史理解和解釋的政治科學”。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后濱就政治學與史學資源如何進行互鑒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他認為，從政務運行切入的制度史研究面臨方法論轉型，需要借鑒吸收政治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歷史學對于政治學研究的價值也不限于史料的提供，同樣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意義。

在比較歷史視野下展開政治學研究成為學者關注的新亮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楊光斌認為，中國學界存在嚴重濫用合法性概念的狀況，必須在比較政治的視野下重述合法性概念，才能避免淪為“觀念的囚徒”?！耙恍W者從西方政治哲學出發(fā)，尤其是引用李普塞特的選舉授權概念來談中國政治，難免得出偏離現(xiàn)實的結論?！彼岢?，事實上，中國政治滿足了合法性理論的最大公約數(shù)，即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義性，所以才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

在比較歷史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房寧指出，亞洲政治發(fā)展的經(jīng)驗表明，在工業(yè)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新興社會集團是政治發(fā)展的主要動力，其獲取政治參與和政治權力的努力導致政治體系的變化。對于學界一般將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作為觀察、衡量社會發(fā)展與轉型的重要依據(jù)，房寧表示，人均GDP無法反映社會結構的變化，對于亞洲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而言，城市化率對觀察、衡量社會轉型更為有效。

對于中國政治發(fā)展中觀念與制度的歷史梳理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重視。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馬德普對啟蒙在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命運進行了反思，認為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的啟蒙運動雖然促進了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但卻包含著必然與自由、普遍性與歷史性的悖論，并在中國造成了對科學方法萬能以及西方經(jīng)驗和政治原則的迷信等消極影響，從而難以處理好西方現(xiàn)代文化與本土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史衛(wèi)民基于對中國公民的身份認同、發(fā)展認同、政黨認同、政策認同、文化認同、體制認同的實證調查，對中國的政治文化進行了系統(tǒng)考察。調查顯示，身份認同在各項認同中最高，其中對于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意識較強，而對于公民身份的認同相對較弱；文化認同中權利因素的預測作用最強，因此關注公民權利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在考察中國政治進程的研究中，歷史制度主義是頗具影響力的分析路徑。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閭小波通過對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時期選舉策略的歷史分析提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選舉策略經(jīng)歷了建黨之初“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制”、國共合作期間“革命的議會行動”、蘇維埃時期階級話語下的選舉策略以及抗戰(zhàn)時期強化民族主義話語的選舉策略幾次重大轉換，但這并不意味著斷裂，而是在變中堅守其“?！?。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郎友興通過對溫嶺民主懇談會演進歷程的分析，提出溫嶺民主治理機制鞏固、持續(xù)的關鍵在于對觀念與制度的共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