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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為建院9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大展,其中9月將開幕的“《石渠寶笈》特展”尤為令人興奮,已經(jīng)公布的部分展覽作品包括了《清明上河圖》、《伯遠帖》、《展子虔遊春圖》、《馮承素摹蘭亭帖卷》、《聽琴圖》、《明宣宗行樂圖》等家喻戶曉的名家書畫作品?!翱凑褂[”也將分幾期介紹這些傳世的精品,此第一期介紹的是魏晉書法作品。

↑ 《馮承素摹蘭亭帖卷》 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充滿死亡、憂患、痛苦和多災多難的年代。因為直面生命的脆弱,親友的“一時俱逝”,讓當時的人變得敏感而自覺。 玄學興起,文學變化,風尚轉(zhuǎn)型(他們把讀經(jīng)典的時間,用來清談、吃藥和喝酒)由此,也呈現(xiàn)了一批特立獨行、有人格精神的人。 在魏晉時代,士大夫們極端痛苦,卻又極端快樂地生活著?!拔簳x風度”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專有名詞,一種人格的范式,也是中國人精神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羲之在永和九年 王羲之(西晉太安二年-東晉升平五年,即303-361年),瑯琊王氏,王導之侄,16歲時被郗鑒引為“東床快婿”。王羲之學書,初從衛(wèi)夫人,后轉(zhuǎn)學鐘繇、張芝;博采眾長,推陳出新,精研書體,變質(zhì)樸為流利妍美。 在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51歲的王羲之任會稽內(nèi)史,以修楔的名義作東道,在今紹興蘭亭舉行了一次文人雅集,謝安、孫綽等41位當世風流人物云集。大家欣賞山水、飲酒賦詩,暢敘懷抱,探討哲理,盡情歡樂。同時也感到時光流失,良辰不再,美景難得,悲從中來。以此為題,要求每人作四言詩和五言詩各一首,以此紀念。今存21人所坐詩37首。由王羲之記錄并作《蘭亭集序》(下簡稱《蘭亭》)。

↑ 文徵明《蘭亭修契圖》 故宮博物院藏(非展品) 永和九年,這是一個時間概念(353年),但作為《蘭亭》的開篇四字,出現(xiàn)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從時間上講,這一年,王羲之51歲,而他所處的東晉立國已近40年,距離其亡國還有60年。從空間上講,王羲之從北方隨父輩遷至江南,這里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縱游山水,俯仰宇宙,卻又喚起了家國之痛與生命之悲。這是貫穿于《蘭亭》字里行間無法排遣的憂郁情懷。 文章探討“死生亦大矣”的主題,盡管生死無法回避,但在短暫中把握世界于人生,珍惜瞬間的快樂。在酒性達到高潮的時候,一種虛無主義的感傷在宴席間彌漫,而這種感傷又以清新脫俗的語言和疏朗的格調(diào)表述出來,帶有王羲之特有的通俗和魏晉風度形而上意義將此文一氣書成。 酒力催生佳作,相傳王羲之寫《蘭亭》,“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書數(shù)十百本,無如跋楔所書者”。因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把它作為傳家之寶。金圣嘆在《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九中贊:“此文一意反復生死之事甚疾,現(xiàn)前好景可念,更不許順口說有妙理妙語,真古今第一情種也?!?br>這一幅書法一直傳到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智永死前他將 《蘭亭》傳給弟子辨才和尚。辨才知道 《蘭亭》的價值,將它視為珍寶,藏在他臥室梁上特意鑿好的一個洞內(nèi)。 當時,唐太宗李世民喜愛書法,尤愛王羲之。他舉全國之力尋找王羲之的字卻不得《蘭亭集序》,當李世民得知他此書也許在辯才和尚處,便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終推說不知真跡下落。而后,唐太宗派監(jiān)察御史蕭翼與辨才接近,尋機取得 《蘭亭》。蕭翼對書法很有研究,與辨才和尚言語投機。待兩人關系密切之后,蕭翼故意拿出幾件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給辨才和尚欣賞。辨才看后,不以為然地說:“真倒是真的,但不是好的,我有一本真跡倒不差?!笔捯碜穯栔率潜娌艔奈萘荷先∠隆短m亭》真跡給蕭翼觀看,蕭翼隨即將其納入袖中,同時向辨才出示了唐太宗的 “詔書”。辨才方知上當。辨才失去真跡,積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根據(jù)這一故事創(chuàng)作了一幅《蕭翼賺蘭亭圖》。閻立本在畫中將蕭翼的機智、狡猾和辨才和尚的謹慎、疑慮刻畫得非常傳神,人木三分。

↑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宋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非本次展品) 
↑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非本次展品) 唐太宗從辨才和尚那里得到《蘭亭集序》真跡之后十分高興,將其視為神品,令當時的書法名家趙模、馮承素等人臨摹數(shù)本,分賜親貴近臣。唐太宗生前對《蘭亭集序》愛不釋手,曾多次題跋,死后隨葬昭陵。至此,從353年王羲之寫出《蘭亭》,到649年《蘭亭》殉葬,真跡的遞藏史終結(jié)。后世所傳《蘭亭》多為摹本和刻本。
世間《蘭亭》無真跡,馮承素“響搨”成為真跡化身 在沒有影印技術的古代,唐代的復制方法是“響搨”(雙勾填墨)。這種方法的有點是比較接近原帖,但藝術、技術要求嚴格。唐太宗曾命供奉搨書人馮承素、趙模、諸葛貝等摹搨?cè)舾伞A硗庖环N復制方法是臨寫,傳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有臨本。此外,在傳世《蘭亭》中,還有大量刻本。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興盛起來,其中以北宋流行的“定武本”最為著名。

↑ 《馮承素摹蘭亭帖卷》,白麻紙本,24.5x69.9cm 而此次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中即將展出的是馮承素的摹本。本幅由兩紙拼接,前紙13行,行距較松;后紙15行,行距偏緊。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摹蘭亭”,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 小璽半印,故稱“神龍本”。此本遞藏南宋內(nèi)府、元代郭天賜、明代項元卞、清代內(nèi)府,全卷鑒藏印多達百方,后紙有諸家題識觀跋十七則。

↑ 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摹蘭亭”,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 小璽半印,故稱“神龍本”。 此卷所見“神龍”印,郭天賜至元癸巳(1293年)的題跋指為唐中宗的年號印。中宗李顯為武則天所出,一生兩次登基。郭天賜把此本《蘭亭》定名為“神龍本”。他說:“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圣旨于《蘭亭》真跡上雙勾所摹。”郭天賜所說的“馮承素等”只對出自于誰之手做了整體判斷。

↑ 元代郭天賜跋 到了明代萬歷五年(1577年),這本《蘭亭》轉(zhuǎn)到項元卞手中,他題“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楔帖”由此坐實為馮承素摹本。但項元卞卻把馮承素和“神龍”年號印聯(lián)系起來,赴會成中宗時代的人,而這一判斷在歷史上不被認同。

↑ 明代項元卞題“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楔帖” 無論如何,這本《蘭亭》是公認的唐人摹本,很多特點都符合米芾《書史》所記他當時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啟功《蘭亭帖考》中認為“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br>世間《蘭亭》無真跡,人們一直把唐代摹本當作真跡的化生。1965年郭沫若發(fā)起的懷疑《蘭亭》真實性的“反應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論辯也正是針對“神龍本”: 1965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志發(fā)表了一篇《從王謝墓志出土論〈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志(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而與唐以后的楷法相一致。從布局看,蘭亭序》開頭,“歲在癸丑”的“癸丑”二字,像是后人加上去的,原來是空白。再者,《蘭亭》“悲從中來”的思想情感與王羲之本人不符。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王羲之遺留下來的作品。 郭沫若認為最有可能“偽造”這一《蘭亭》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和尚,且“修短隨化、終期于盡”也是禪師口吻。 對此,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書法家高二適不以為然,寫了篇《〈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與之爭論:唐初諸家都學王書,沒有理由否定他們的鑒別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于隸書,而《蘭亭序》卻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且《蘭亭序》的美學趣味和魏晉風度一致。高二適認為《蘭亭序》仍是王羲之手筆,并非后人偽作。 然而,他們所爭辯的《蘭亭》均為馮承素所摹的“神龍本”。在摹寫《蘭亭》的時候,身處唐代,也許人本身已經(jīng)失去了魏晉時代的風范;有沒有可能在無意中將唐代的風氣融入書寫中?或者是有意識的把《蘭亭》原有的審美基調(diào)適當?shù)耐铺诨蛘叱跆频娜の渡峡??也很有可能在原有《蘭亭》的結(jié)構(gòu)上加了唐代書法的起、收筆等書寫動作?這一切也許只有《蘭亭》真跡出現(xiàn)的那天才可能揭曉,而《蘭亭》真跡也許早不存在于世。
“三?!敝 恫h帖》 那么,我們還有沒有機會看到真正的晉人手跡?將在《石渠寶笈》特展上展出的《伯遠帖》里,觀眾可以真正悟到“魏晉風度”。 王珣的《伯遠帖》在乾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64年)收入清宮內(nèi)務,經(jīng)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并藏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nèi)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 而“三?!崩铩犊煅r晴》是唐人摹本,《中秋帖》是宋代米芾的臨本,都不能真正體現(xiàn)東晉人的“江左風流”(《伯遠帖》卷首乾隆御書)。其中唯一能一窺南朝文人雋朗風神笑貌的只有王珣的《伯遠帖》?!恫h帖》也成為觀察晉人原跡手帖的最好依據(jù)。

↑ 王珣 伯遠帖 25.1x17.2cm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yè)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yōu)游。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em> 《伯遠帖》是一封信,王珣和朋友談起“伯遠”這個人,在青年求學時表現(xiàn)優(yōu)秀,特別出眾。但因為自幼多病,淡泊悠游山水。沒想到剛出仕不久,卻亡故了,生死永隔,再不得相見了。 王珣(350-401年)是王導第三個兒子王洽的孩子,《世說新語》里記錄,王珣處于政治權利的核心,在大臣間爭權角力之時,常常表現(xiàn)出政治世家的權謀機智。從《伯遠帖》中我們依稀看到在政治權謀和生命本質(zhì)實有虛無之間,魏晉的世家子弟的復雜心事。
附:何為《石渠寶笈》

↑ 石渠寶笈 線裝影印本(2010年版) 《石渠寶笈》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宮廷編纂的大型著錄文獻,共有三編,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編纂,初編成書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編成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冊;三編成書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書中收錄的均為清朝宮廷所藏之書畫作品。收錄藏品計有數(shù)萬件之多。 其中著錄的清廷內(nèi)府所藏歷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真而精的為上等,記述詳細;不佳或存有問題的為次等,記述甚簡;再據(jù)其收藏之處,如乾清宮、養(yǎng)心殿、三希堂、重華宮、御書房等,各自成編。一套現(xiàn)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套現(xiàn)存臺北。
附:全本《伯遠帖》





文/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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