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跋 
王世貞跋 
趙構(gòu)《佛頂光明塔碑》宋拓紙本 楷書 175.0×86.4cm 紹興三年（1133）日本宮內(nèi)廳藏 附錄： 宋高宗寫碑—《佛頂光明塔碑》的由來 （作者：陳振濂） 宋高宗傳世有珍貴的墨跡，但有意味的是他還留下了一個御碑，在翰墨上頗有書卷氣的這位皇帝書家，對書碑如此發(fā)生興趣，自然是很有價值的，至少，要放下皇帝的尊嚴，要放棄尺牘翰札隨手寫寫的情趣，畢恭畢敬地寫那布如算子的碑版書，這對高宗來說是件不輕松的事。當(dāng)然御碑書式應(yīng)與一般碑版相異。《佛頂光明塔碑》上無碑額，或精確地說它無碑額的文字格式，上赫然懸“御書”二字以代之，碑文也不長，引如下: 朕歷險阻以來，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亦嘗求訪山林，所得無幾。明州廣利寺住持僧凈曇悉以宸奎閣寶墨來上，卷軸既豐，護持有道，恭覽再四，而文藻華茂，如云漢昭回，龍鸞飛翥。又以見仁宗皇帝萬幾之暇，留心佛乘，而未嘗躓跡其間，是所謂達道過量者。豈漢明梁武可同年而語哉?蘇軾所記，朕所與也，其僧凈曇乞書佛頂光明之塔，又念虛其宸奎，故并以賜之。 在寧波阿育王廣利寺，北宋仁宗曾書頌詩十七篇，贈賜當(dāng)時的環(huán)璉禪師。當(dāng)時特地建宸奎閣以貯之，蘇軾書碑。靖康之后，各代御書淪喪殆盡，高宗下詔征求，住持遂獻之，又篆“皇恩浩蕩”，賜書此碑，并題“佛頂光明”四大字，還賜田一千二百畝。對于阿育王寺而言，此碑實在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了。 《佛頂光明塔碑》在書法上也是意義重大的。因為它記錄了高宗書法道路的轉(zhuǎn)變痕跡。史稱高宗初學(xué)黃庭堅書，后因當(dāng)時劉豫偽齊專人學(xué)習(xí)黃書以仿高宗筆跡，于是改學(xué)王右軍書，這自然是個不可靠的傳說。而到了楊萬里的《誠齋詩話》，則稱他學(xué)書有三個階段: 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xué)黃；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學(xué)米，最后作孫過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孫字。 那么很清楚，關(guān)于高宗初是從黃山谷人手，眾口一詞不必置疑，而我們看這件《佛頂光明塔碑》，正是的真的黃山谷幅射體風(fēng)格。此碑書款為“紹興三年六月”，是年高宗二十七歲，正可稱得上是個“初”時。毫無疑問，作為高宗自身書法風(fēng)格形成的初期作品，《佛頂光明塔碑》的徹頭徹尾的山谷書風(fēng)，正為楊誠齋的敘述提供了一個極有力的實物證據(jù)。 高宗不但是個擅書者，而且是個有遠見卓識的書論家。他的《思陵翰墨志》所涉范圍遍及史識、欣賞、神采、議論，以及對歷來書家和本朝書家的品評，并無故為抑揚褒貶之弊。特別是文中多涉及正書、草書之間互相對比又互相支持的關(guān)系，極有辯證眼光。在宋代書論名篇叢出的情況下，它仍然顯示出獨特的學(xué)術(shù)光彩來。后人評有云:“高宗不思自強之計，耽心筆札，舍本營末，以書法而論所得頗深?！边@話說得很尖銳。作為中興君王，高宗昏庸懦弱；但作為一個書家，卻有為地提攜了南宋一代書法風(fēng)氣，這是應(yīng)當(dāng)加以客觀肯定的。 高宗存世作品不少，除此處所介紹的三件之外，還有《賜梁汝嘉敕》《石經(jīng)》《毛詩唐風(fēng)·大雅蕩之什》《行書千文》以及《宸翰四詩》《付岳武穆手敕》《洛神賦》《樂毅論》《杜少陵山水障歌》《損齋記卷》《隨宜飲酒詩卷》《黃庭經(jīng)》《龍王敕》《女史箴》《蘇武李陵詩》《地黃詩帖》《破邪人正歌冊》等，特別是他還以自著《思陵翰墨志》中的九則內(nèi)容書寫成卷子，自著自書，更是彌足珍貴，但這卷東西現(xiàn)已不得見了。 （選自《品味經(jīng)典——陳振濂談中國書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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