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十兄弟

考古十兄弟

　　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
　　1928年至1937年，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fā)掘，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具有現(xiàn)代考古學意義上的科學發(fā)掘之一，“考古十兄弟”就是當時在這近十年的科學考古中，在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一批青年才俊，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現(xiàn)在已沒有多少人還能記起他們，即使是在考古界，人們也未必能準確地說全他們的名字了。按當年十兄弟的排序，他們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劉燿（尹達）、尹煥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尋、潘愨。遺憾的是，對他們的出生年月以及生平，有些已很難查究了。
　　從1928年起，這“考古十兄弟”先后來到殷墟發(fā)掘工地。來的最早的是王湘，1928年殷墟的第一次試掘他就參加了。到1934年10月殷墟的第十次發(fā)掘時，十兄弟中的前八位，已先后來到殷墟工地。因朝夕相處，又志趣相投，再加上年齡相仿，于是就按年齡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來。他們的出生年份分別是：李景聃，1900年；石璋如，1902年；李光宇，1904年；劉燿（尹達），1906年；尹煥章，1909年；祁延霈，1910年；胡厚宣，1911年；王湘，1912年。到了1935年9月，殷墟第十二次發(fā)掘，高去尋、潘愨二位又加入了發(fā)掘的隊伍，雖然年齡并不排在最后（如高去尋是1910年出生，潘愨出生年月不詳，但也應比胡厚宣大），因來得遲，也只好屈居老九、老十。這之后，他們又參加了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發(fā)掘，直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文物西遷，他們才分手。這一分手，他們有的人到死也沒有再見過面。
　　分手后，這“考古十兄弟”，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如劉燿（尹達）、祁延霈、王湘；有的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繼續(xù)從事學術研究，如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尋、潘愨；有的去了延安又轉到中央博物院，如尹煥章（在延安抗大短暫學習）。留在史語所的，后來也勞燕分飛，如李景聃去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下屬機構任職，胡厚宣則于1940年轉到齊魯大學任教。在那戰(zhàn)爭年代里，有兩位逝世，一是祁延霈，1939年病逝于新疆；一是李景聃、1946年病逝于南京。1949年后，他們更是各奔東西，有的去了臺灣，有的留在了大陸。至于學術造詣也各不相同，留在大陸的劉燿（尹達），則先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考古所所長，主持著大陸的歷史和考古的研究工作；胡厚宣則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師；尹煥章仍然堅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線，成就斐然，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了臺灣的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尋、潘愨四位，一直留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繼續(xù)著殷墟考古資料的整理，石璋如、高去尋后來都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考古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F(xiàn)在，“十兄弟”中只有年齡最小的王湘先生還健在，已98高齡了。
　　為了紀念逝去的前輩，特為“考古十兄弟”各輯小傳如下。

　　李景聃
　　李景聃（1900——1946），字純一，安徽舒城桃溪鎮(zhèn)人，其父李紫晟于民國元年創(chuàng)辦桃溪高等學堂。李景聃曾就讀于清華學校高等科，后考入南開大學，1923年畢業(yè)，畢業(yè)后準備赴美國深造，但因父積勞成疾，李景聃受家鄉(xiāng)父老挽留，接任了父親的校長之職，主校6年。1929年春赴滬經商。因其曾修過李濟先生的課，深受李濟先生器重，經李濟先生介紹李景聃于1933年加入史語所，任助理員，并先后參加了殷墟第八、九、十二、十三次發(fā)掘。在殷墟發(fā)掘的間隙，1934年11月，他主持了安徽壽縣古遺址調查和發(fā)掘工作，著有《壽縣楚墓調查報告》。他還輾轉于瓦埠湖畔和淠河東岸，先后發(fā)現(xiàn)和試掘了魏家郢子等12處遺址。1936年冬，他主持了河南商丘永城造律臺、黑孤堆、曹橋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發(fā)掘工作，寫有《豫東商邱永城調查及造律臺黑孤堆曹橋三處小發(fā)掘》一文。這次發(fā)掘查清了出土器物及其排列情況，為研究楚國青銅器找到了標準器。1937年春，他又和郭寶鈞共同主持了輝縣的考古發(fā)掘工作，而且在該縣琉璃閣墓地發(fā)掘了完整墓葬多處，出土青銅器物多件。
　　抗戰(zhàn)爆發(fā)，李先生隨史語所遷至昆明。李先生有子女八人，史語所的薪水難以維持一家生活，為了養(yǎng)家糊口，他離開史語所赴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合作社襄理，后至彌渡任滇緬鐵路財務處總務主任。1942年，又先后在桂林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桂林籌備處第一科科長、在江西大庾新城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十九工程處一等稽核。1943年，因戰(zhàn)事而移往福建長汀。李先生雖然離開了史語所，但心中總懷愧疚之情。
　　抗戰(zhàn)八年，中央博物院南京舊址多處遭到破壞，抗戰(zhàn)結束后，李景聃先生應李濟先生之招，回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擔任專門設計員，參與修復該院的工作。在修復過程中，他用心經營策劃，不懼風雨艱辛，1946年的11月，李先生因積勞成疾，高燒不退，且精神漸失常態(tài)，不幸于同年12月10日逝世，享年47歲。

　　石璋如
　　石璋如（1902——2006）是十兄弟中年壽最高的一位，他2006年3月1日逝世，享年104歲，被稱為“考古人瑞”。
　　石先生是河南偃師人，1931年在河南大學讀大三時，安陽殷墟發(fā)掘在當?shù)卦獾阶钃希氛Z所所長傅斯年與當?shù)卣簧?，住在河南大學。傅斯年利用晚上的時間進行演講，石先生親逢其會，深受影響。河南省為謀求與中央學術合作，遴選學生參與發(fā)掘，作為河南大學三年級學生的石璋如被派往安陽參加殷墟的第四次發(fā)掘，從此與考古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同時被派去的還有劉燿（尹達）。
　　1932年石先生從河南大學畢業(yè)，入史語所為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畢業(yè)，留所為助理員，1940年為副研究員，1949年為研究員。去臺后，1952年為臺灣大學兼任教授，并繼續(xù)從事田野考古工作。
　　石先生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安陽殷墟發(fā)掘階段。自1928年至1937年，殷墟共進行了十五次發(fā)掘，石先生參加了殷墟的第四次以后的各次發(fā)掘，并主持了第十五次殷墟發(fā)掘，成為繼董作賓、李濟、郭寶鈞、梁思永之后第五位安陽殷墟發(fā)掘的主持人。二、“西北史地考察團”階段?？箲?zhàn)開始，石先生隨所西遷。1942年開始與向達等人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在寧夏、甘肅一帶考古，并至敦煌對敦煌文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三、在臺初期階段。去臺后，他先后調查及發(fā)掘了臺北圓山、新竹紅毛港、臺中營埔、南投大馬璘和洞角、臺南六甲頂、高雄半屏山、屏東懇丁、臺東卑南、花蓮、平林及花岡山等遺址，并且在臺北圓山及臺中水尾溪的若干遺址地層中，首先發(fā)現(xiàn)并確認了文化堆積的層次，給臺灣北部及中部地區(qū)的史前文化層次序列提供了可資比對的標尺，為整個臺灣史前年代學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四、整理殷墟資料階段。61歲后，石先生漸漸退出田野考古，專事整理、研究由大陸帶來的安陽殷墟出土的資料。他最大的成就，是依據(jù)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遺存及墓葬的研究，復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將復雜的考古現(xiàn)象加以關聯(lián)，以探求殷代的營造程式、兵馬戰(zhàn)車的組織及宗法禮制等，力圖重現(xiàn)當時的制度。
　　因其一生的卓越貢獻，石先生于197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在77歲高齡時出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石先生的著述，只能用浩如煙海等詞語來形容，據(jù)史語所網站統(tǒng)計，截至1998年，有專著17部，其中與殷墟有關的達10部；論文100篇，其中與殷墟有關的達五六十篇；另外還有書評6篇，其他雜著24篇。
　　1998年，石先生著《劉燿先生考古的五大貢獻》一文，紀念已經逝世15年的劉燿。他們1937年分手后，一直未能相見，分手61年后，石先生寫此文，想必心中定是感慨萬千。

　　李光宇
　　李光宇（1904年——？），字啟生，湖北鐘祥人，李濟先生的遠房侄子。卒年不詳，生平行狀知之甚少，亦不知其何年入史語所，但1930年11月，李濟主持山東城子崖考古發(fā)掘時，他就與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王湘等人參加了此項工作，因發(fā)掘地點在山東歷城縣龍山鎮(zhèn)，“龍山文化”這一概念即由此而來。1931年3月，李光宇參加了殷墟的第四次發(fā)掘，在該次發(fā)掘中，李光宇與吳金鼎一道負責四盤磨工作點的發(fā)掘工作，開探溝21處，面積約100平方公尺，發(fā)掘了灰坑、墓葬，遺物以陶、骨、石器為多。此后他又先后參加了殷墟的第六、七、八、十一、十二次的發(fā)掘，先后在小屯、候家莊西北崗等地從事考古工作。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李先生隨史語所西遷昆明后，1940年由史語所派去長沙，將所存文物遷至重慶和昆明，同年又隨所遷至川南李莊?？箲?zhàn)勝利后隨所回到南京。1949年去臺灣，一直在史語所服務，后任史語所考古組保管部主任，直到退休。
　　光宇先生在史語所近五十年，主要擔任助理以及文書、資料和照相室的管理工作，在田野活動中亦以參加輔助工作為主，但他的勤懇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深受全所同仁敬佩。他培養(yǎng)了一個大有名氣的孩子——李前鵬博士。前鵬先生是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批太空船（宇航船）的主要設計人之一，并參加美國第一個宇航站的設計，蜚聲全球，現(xiàn)為美國宇航局約翰遜航天中心工程部航天科學處資深工程師，此亦有光宇先生悉心培養(yǎng)之功。

　　劉燿（尹達）
　　劉燿（1906——1983），字照林，河南滑縣人，1928年入河南大學本科，先修哲學，后轉入國學系。1931年，他以河南大學學生的身份參加了安陽殷墟的發(fā)掘工作。1932年入史語所為研究生，邊學習，邊從事殷墟及其他田野考古發(fā)掘，1934年畢業(yè)，留所為助理員，繼續(xù)參加殷墟及其他古代遺址的發(fā)掘。他先后參加了殷墟的第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次發(fā)掘，其間還參加了1932年史語所考古組和“河南古跡研究會”在河南?？h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賚店史前文化遺址的發(fā)掘，其中大賚店發(fā)掘由他主持，后來寫成考古報告《河南大賚店史前遺址》。1936年，他和梁思永、祁延霈在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zhèn)作考古發(fā)掘，得龍山文化遺存；劉燿撰寫的發(fā)掘報告，已完成十分之九，后因抗戰(zhàn)爆發(fā)，他離開史語所赴延安，該報告最終未能完成，其未完稿現(xiàn)存臺北史語所資料室。
　　劉燿的哥哥趙毅敏，為中共黨員，后任莫斯科東方大學第八分校校長，在這位哥哥的影響下，劉燿學生時代就開始接觸共產黨的刊物。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劉曜隨史語所西遷，11月抵達長沙。在長沙他設法領取了一張中央研究院的“特別通行證”，告別師友，改從母姓，化名尹達，投奔延安，之后便以尹達名世。
　　他在離開史語所時，在他未能完成的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zhèn)考古報告上留言：
　　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yè)！在參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敵人鐵蹄踏過東北的時候，內在的矛盾燃燒著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這樣的純粹學術事業(yè)！……現(xiàn)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國亡家破的悲劇跟著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讓故鄉(xiāng)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內在的矛盾一天天加重，真不能再埋頭寫下去了！我愛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點可能，也　　不愿意舍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愛國家，更愛世世代代居住的故鄉(xiāng)，我不能夠坐視不救！
　　到延安后，尹達先生先在短訓班學習，不久馬列學院開學，進入第一班學習，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被分配到陜北公學任教，后又調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并兼陜北公學總教員。1941年調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長，1946年任北方大學教員，1948年任華北大學教務處長，1949年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長。
　　這期間，尹達先生也未完全脫離考古工作，如1942年，他在延安附近大砭溝發(fā)現(xiàn)龍山文化遺存，1946年，他在邯鄲附近清理漢墓，首次發(fā)現(xiàn)散亂的玉衣片。這期間，尹達也仍記掛著他未完成的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zhèn)的考古報告，還想去做考古的學問。1945年，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與尹達曾有一晤，1946年尹達致信傅斯年：

孟真先生：
　　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日內即赴華北，橫過山西，擬便中作考古調查，過去山西雖發(fā)現(xiàn)多處遺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礙旅行中作此調查耳。今后甚愿與諸師友取得聯(lián)系，以便共同致于學術，未審所中師友愿否？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愿續(xù)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
學安！
　　　　　　　　　　　　　　　　　　　　　　　　　　　　　　　　　　后學尹達　二月十五日。

　　信中所謂“未完之書”，即指那份考古報告。
　　解放后，1950年，尹先生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兼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后協(xié)助郭沫若籌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1954年創(chuàng)辦并主編《歷史研究》，并參與編輯《考古學報》，還兼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尹先生學術生涯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作為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其學術成果有論文《關于社會分期問題》，考古發(fā)掘報告《河南大賚店史前遺址》，及未完成的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zhèn)考古發(fā)掘報告。第二階段，在延安，其學術成果有1940年協(xié)助范文瀾編著《中國通史簡編》，負責秦漢至南北朝部分。1943年出版專著《中國原始社會》，因為這部書，尹達被夏鼐稱為“結合考古實物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同時還寫有論文《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1947年3月此文在國統(tǒng)區(qū)和解放區(qū)同時發(fā)表。第三階段，1949年后，其學術成果有1955年出版的《中國新石器時代》，1963年增訂改名為《新石器時代》，該書是他從事考古事業(yè)二十多年來的成果匯集。1956年，與吳晗、譚其驤一起負責組織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1958年起代表郭沫若組織編寫《中國史稿》，并協(xié)助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60年代初，寫有論文《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該文強調要使考古研究走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軌道。在文革中，尹達一度被“提拔”為中央文革成員，但很快就因在批判對象上與陳伯達意見相左，被陳視作“保皇派”而逐出，并受到數(shù)年批判。第四階段，文革后，他組建了史學理論、史學史研究室，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中　　國史學史的研究，主編了《中國史學發(fā)展史》。
　　1978年初，李濟先生在致張光直的一封信里，還專門問了一句最近去北京“見到尹達了嗎？”表達了他對尹達的關注之情。
　　1983年6月19日，尹達先生病逝，享年78歲。遵其遺愿，他的骨灰灑入黃河。

　　尹煥章
　　尹煥章（1909——1969），字子文，河南南陽人。1924年入南陽省立第五中學念書，甲骨學家、考古學家董作賓正是他這個時候的老師。1928年入河南大學預科。1929年，年輕的尹先生想離開家庭自立，赴北平半工半讀。恰好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北平，董作賓在所內任職，經董先生介紹，尹煥章考入史語所為書記，在史語所下屬的史學組工作，并在徐中舒先生具體指導下，參加了史語所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當時指導檔案整理的導師還有朱希祖、陳寅恪、陳垣等大師。有趣的是，五十多年后，尹先生的小女兒嫁給了朱希祖的孫子。
　　1930年秋，因在整理檔案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尹先生又經董作賓推薦、傅斯年允準，進北京大學旁聽明清史等課程，每周三天，薪水減半。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風聲漸緊，史語所為防止明清檔案被毀，精選一批，于1932年11月派尹先生押運至南京。1933年5月，尹先生從史學組調到考古組，被派駐在安陽殷墟學習考古。是年10月，調赴河南?？h辛村作為實習生參加發(fā)掘成周時衛(wèi)墓，指導者為郭寶均先生。郭先生為尹先生父親小學時的同學，當時已是我國考古界的重要人物，也是史語所考古組的研究人員，還兼管河南古跡研究會的工作。1934年3月尹先生作為正式考古工作人員，開始參加安陽殷墟發(fā)掘，直到1937年6月，他連續(xù)參加了殷墟第九至第十五次發(fā)掘，先后在后岡、侯家莊南地、侯家莊西北岡、小屯村北等工作點工作。
　　1937年7月，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國民政府進行了艱難的國寶西遷。9月，尹煥章先生奉史語所命，赴開封協(xié)助郭寶鈞先生將河南輝縣、?？h、汲縣等處出土的銅器押運至漢口，在鄭州火車站,尹先生下車辦手續(xù)，恰遇日機轟炸，尹先生以為文物不保，號啕大哭，然而車站工作人員已冒死將文物調運到安全地帶，才算逃過一劫。 11月，文物運抵漢口，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當時，史語所已遷至長沙，為了同仁的安全，史語所決定，家庭所在地還未淪陷的，就先回家；家庭所在地已經淪陷的，可以跟著史語所走，也可以自便。于是除有任務在身的人外，史語所同仁暫時星散。尹先生也于此時致信李濟、董作賓請假暫回南陽。
　　投筆從戎是當時年輕人普遍的想法，其時史語所考古組殷墟發(fā)掘團同事中劉燿（尹達）、祁延霈、王湘已在延安，于是尹先生也率前妻和剛會走路的兒子，于1938年秋奔赴延安。他們經西安抵三原縣，與當時任三原縣八路軍聯(lián)絡站站長王湘（其時名王元一）聯(lián)系，由王湘介紹，尹先生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1年1月，因前妻堅決要求返鄉(xiāng)，尹先生又攜妻、子返回南陽。
　　1939年8月，通過老師李濟和董作賓先生的安排，尹先生輾轉到達重慶，進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被派駐樂山安谷鄉(xiāng)保管中博近千箱珍貴文物，直到抗戰(zhàn)勝利。1946年，尹先生隨中博文物回到南京，繼續(xù)專職文物保管工作。1948年底，中博的文物開始遷臺，本應派尹煥章先生押運，但因故臨時換了高仁俊，據(jù)高仁俊說，當時以為這次去臺最多半年就能回來，誰知一去竟是60年。
　　解放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更名為南京博物院，尹先生留任，為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員。1951年2月12日，楊憲益先生將加拿大人明義士收藏的甲骨2390片，交到尹煥章手中，入藏南京博物院，尹先生作《本院新獲甲骨喜訊》一文，登載于1951年5月30日的《南博旬刊》上。尹先生集自己多年保管文物的經驗，撰長文《南京博物院的保管工作》，文中規(guī)章、圖表俱全，后經國家文物局推薦發(fā)表在1953年11、12兩期《文物參考資料》上，這對新中國剛剛建立的博物館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推動作用。解放初，隨著大規(guī)模的基本建設的展開，為配合基本建設而進行的文物保護和考古發(fā)掘工作也變得繁重起來，當時成立了治淮文物工作隊，曾昭燏任隊長，尹先生和趙青芳任副隊長，其間，尹先生作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田野工作。同時，他還是安徽組的組長，足跡遍及安徽淮河各有關工地。之后，華東文物工作隊成立，它仍任副隊長，行蹤遍及華東各省，其間曾率隊赴河南鄭州支援河南省的考古搶救工作。在華東文物工作隊期間，他著重對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發(fā)掘，先后發(fā)表了論文《從發(fā)現(xiàn)的文物中談華東地區(qū)古文化概況》、《四年來華東地區(qū)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fā)現(xiàn)》、《江蘇丹徒葛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記》、《蘇南新石器時代臺型遺址的新發(fā)現(xiàn)》、《論我國東南地區(qū)蘇、浙、閩新石器時代文化概況》等多篇論文，并出版專著《華東新石器時代遺址》。華東大行政區(qū)撤銷后，南京博物院改屬江蘇，尹先生又在江蘇各地進行以新石器時代為主的各種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對寧鎮(zhèn)地區(qū)的早期遺址更是做過細致的探究，并和曾昭燏先生首先提出“湖熟文化”的概念，1959年他與曾昭燏先生共同發(fā)表《試論湖熟文化》一文，1961年又和曾昭燏先生共同發(fā)表《關于江蘇歷史上的兩個問題》一文。兩文中所用的考古資料，主要是尹先生從實地考古調查、發(fā)掘所得。解放后十余年，尹先生親自調查過的古遺址，占江蘇省遺址總數(shù)的70%，且工作日記從不間斷，而且都是在現(xiàn)場所記。因其出色的工作和在考古界的名望，尹先生出席了1960年江蘇省“群英會”，還當選為南京市第四、五屆人民代表。
　　正當尹先生準備將自己多年的筆記和其他資料整理以事著述時，文革開始了，尹先生在劫難逃。罪名之一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國民政府遷臺時帶走大批文物，而尹先生當時正好在中央博物院從事文物保管工作，那么當然有協(xié)助國民黨劫掠文物逃臺之罪。罪名之二是“逃離”延安。罪名之三便是參加過什么“考古十兄弟”的“反動組織”。1968年冬至1969年上半年，江蘇省南京市文化藝術界在南京農學院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所有人員一律住在那兒不準回家。尹先生難以接受無休止的批斗、檢查、交代，1969年3月29日，自縊身亡，時年60歲?！翱脊攀值堋敝兴朗伦顟K的要算這位“五兄弟”尹先生了。
　　尹先生死后，尹夫人帶著16歲的三子、13歲的幼女下放到蘇北農村，孤兒寡母，艱難度日，直到1978年組織上為尹先生平反后，他們才回到南京。

　　祁延霈
　　祁延霈（1910——1939），又名祁天民，字霈蒼，滿族，山東濟南人。1928年夏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次年，慕翁文灝之名，重新投考清華大學，入地理系。在清華學習期間他參加了北京郊區(qū)八大處、齋堂、百花山等3幅地質圖的繪制，并對西北邊疆歷史、地理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是清華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的負責人之一，大學三年級時在《清華周刊》文史專號上發(fā)表了兩萬余字的論文——《帕米爾史地考》。
　　1933年畢業(yè)后，他受聘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參與了殷墟第九至第十三次的發(fā)掘工作，并負責了第十二次發(fā)掘中范家港工作點的發(fā)掘工作。1936年，他還先后參與調查了山東沿海古代遺址、益都銅器時代葬地，并和梁思永、尹達一道進行了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zhèn)的發(fā)掘工作，得龍山文化遺存。這段時間，他寫有《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等論文。1937年，他參加了史語所與中國地質調查所聯(lián)合組織的西康古跡考察團，與安特生等人前往今甘孜地區(qū)的道孚、爐霍一帶，進行史前遺址的調查?！?br>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祁延霈隨史語所西遷，在長沙停留期間，他聽了徐特立關于中共《抗日救亡十大綱領》的演講，思想上深受啟發(fā)，是年冬離開史語所，先往重慶尋找失散的親人，后奔赴延安，被分配到陜北公學第二期第九隊學習，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共產黨與新疆盛世才建立起統(tǒng)一戰(zhàn)線，需選派一批干部去新疆工作，1938年夏，祁延霈被派往新疆工作，化名祁天民，出任新疆學院秘書兼教育系主任。他與林基路等共產黨員，試圖把新疆學院辦成“抗大第二”，這激怒了盛世才，1939年春他被調往哈密任教育局長。哈密地區(qū)3個縣只有4所條件極差的小學，在他的領導下，先后辦起了27所農牧區(qū)公立小學，隨后又主辦了哈密地區(qū)二三百人參加的教師訓練班，以解決師資貧乏問題，使區(qū)內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60％。1939年11月患傷寒病，住院醫(yī)治無效，不幸身亡，時年29歲。 1946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隆重追悼大會，追認祁延霈為新疆死難九烈士之一，8月5日，《解放日報》登載了《向祁延霈同志致祭》的追悼詩文。但直到1982年民政部才正式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名福林，字厚宣，后以字名世，河北望郡人，我國著名的甲骨學家，其甲骨文研究的造詣，是繼“甲骨四堂”之后，我國甲骨研究第一人。
　　胡先生，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后升入本科史學系。在北大讀書期間，他就發(fā)表了《殷商文化叢考》、《匈奴源流考》、《楚民族源于東方考》等論著。因成績優(yōu)異，1934年北大畢業(yè)時，被傅斯年延攬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并先后參加了安陽殷墟第十、十一次發(fā)掘。
　　第十次發(fā)掘劉燿負責1001號墓，祁延霈負責1002號墓，石璋如負責1003號墓，胡厚宣負責1004號墓。后來因經費問題，遂把1003、1004兩墓停掘，至1935年3月第十一次發(fā)掘開始后，胡厚宣才繼續(xù)發(fā)掘1004號大墓。5月19日，該墓出土了兩件大方鼎，即牛鼎和鹿鼎，這是中國第一次出土年代這么久遠的青銅大鼎，后又土了36捆銅矛。
　　第十一次發(fā)掘結束后，胡先生開始從事整理歷次殷墟發(fā)掘的甲骨，與“甲骨四堂”之一的董彥堂（作賓）合編了《甲骨年表》，并為董作賓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編》作釋文。抗戰(zhàn)爆發(fā)后，胡先生隨史語所西遷，先至長沙，再由桂林轉至昆明。1940年，正當史語所準備遷往川南李莊時，胡先生離開史語所，受顧頡剛之邀，到遷至成都的齊魯大學任教，《殷墟文字甲編》的釋文工作由此中斷。顧頡剛是傅斯年的同學，他們是大學期間同一宿舍的朋友，但后來兩人反目。胡厚宣轉投顧頡剛，這讓一向有學界霸才之稱的傅斯年大為惱火。當年顧頡剛未聽從傅斯年的安排，離開中山大學轉至燕京，傅斯年就致信顧頡剛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可去?！睂︻櫹壬星胰绱耍螞r剛出道的胡厚宣？傅斯年致信齊魯大學：“至此后關于胡福林個人之行動，自與本所無涉，但該員服務于貴校期間，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載有本所未經發(fā)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采取適當辦法辦理?！彪y怪學界向有史語所壟斷、封鎖資料之說。但胡先生居然能從已有的和自己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中，開出新路，在1940至1949這十年間，關于甲骨文研究，胡先生發(fā)表論文18篇，完成專著8部，其中四集《甲骨學商史論叢》榮膺國民政府教育部全國學術審議委員會科學發(fā)明獎。李濟先生對胡厚宣離開史語所自然也有意見，但李濟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安陽》一書中，對胡厚宣在甲骨學研究上的成績仍是充分肯定的，稱胡厚宣對甲骨刻辭的研究“表現(xiàn)了客觀理解及無偏見地解釋殷墟出土原片甲骨刻辭的開始”（《安陽》第157頁）。
　　因為抗戰(zhàn)，殷墟發(fā)掘中斷，私人盜掘一哄而起，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更是抓住這一機會，大肆收羅出土文物，偷運回國。抗戰(zhàn)勝利后，胡先生以一己之力，開始不懈搜求散落在民間的甲骨。戰(zhàn)爭剛結束，他就離開成都遠赴平津，奔波于各古玩店和舊貨鋪，40天時間里，他就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張、摹寫2000幅。后又南下滬寧，傾其所有，從上海古玩商葉叔重處購得1940年從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六七百片，同時還借閱了于省吾先生的甲骨藏品，并一一摹寫下來。通過上述努力，胡先生寫出《戰(zhàn)后寧滬新獲甲骨集》、《戰(zhàn)后南北所見甲骨錄》、《戰(zhàn)后京津新獲甲骨集》和《甲骨續(xù)存》等重要著作。
　　在齊魯大學，胡先生先后擔任了國學研究所研究員，中文系、歷史社會系系主任。1947年，受周谷城之邀，至復旦大學任教，并出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解放后，胡先生繼續(xù)研究著甲骨。1956年，國務院成立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起草科學研究十二年遠景規(guī)劃。胡先生應邀參加了規(guī)劃的起草，他提出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見，該意見被采納并列入歷史科學資料整理重點項目。同年，由周恩來親自下令，調胡先生至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胡先生于1957年到任。
　　《甲骨文合集》一書，雖是郭沫若主編，但實際主持者卻是胡厚宣。該項工作于1959年開始實施，但因運動不斷，至1964年就基本停止，1966年文革開始，便完全停止，直到1973年才又重新啟動。從1959年開始，到1983年該書出齊，胡先生領著一批年輕人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先后走訪了全國30多個城市，90多家單位，以及數(shù)十位私人收藏者，所到之處，均對該處所藏甲骨精心篩選，精心摹拓，對散失國外的甲骨，也想方設法進行收集，窮二十余年精力，十三冊煌煌巨著——《甲骨文合集》終于出齊，該書共收甲骨41956片，為國內外提供了一部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傳世甲骨著錄總集。
　　據(jù)胡先生的兒子胡振宇統(tǒng)計，胡先生一生，專著（包括翻譯）17部，論文194篇，其中絕大多數(shù)與甲骨文研究有關，在“考古十兄弟”中，他與石璋如是著述最多的兩位。
　　1995年4月16日，胡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5歲。

　　王湘
　　王湘（1912——），字元一，河南南陽人。他雖是“十兄弟”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但如論參加安陽殷墟發(fā)掘，他是資格最老的一位，1928年的第一次發(fā)掘他就參加了。據(jù)各種資料綜合統(tǒng)計，他先后參加了殷墟的第一、二、三、四、六、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發(fā)掘，是“十兄弟”中參加殷墟發(fā)掘次數(shù)最多的一位。李濟先生曾對王湘負責的殷墟H127坑的發(fā)掘大為贊揚，稱他“除了有長期從事安陽發(fā)掘的經驗外，還是最有獨創(chuàng)性的田野工作者之一。”
　　1930年11月，他還與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李光宇等參加了由李濟先生主持的龍山鎮(zhèn)城子崖的第1次發(fā)掘，1931年10月，他又與吳金鼎等人參加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城子崖第2次發(fā)掘。1934年11月，他和李景聃一起在安徽壽縣一帶進行史前遺址調查，發(fā)現(xiàn)了十二處古文化遺址，寫有《安徽壽縣史前遺址調查報告》。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王湘隨史語所遷到長沙，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建臨時大學也駐在長沙。當時長沙臨時大學布告學生，凡愿服務于國防有關機關者，得請保留學籍，并由學校介紹；張伯苓還擔任了臨時大學的軍訓隊長兼學生戰(zhàn)時后方服務隊長。這樣，臨時大學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投筆從戎，王湘也參加了這個行列。1938年，王湘到了延安，以字行，名王元一。尹煥章先生赴延安入抗大學習，就是他介紹的，其時王先生任三原縣八路軍聯(lián)絡站站長。解放初期王先生在中南區(qū)重工業(yè)部工作，后調在北京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1998年改名為科學技術部）工作，直到離休。在文革中，因尹煥章先生1938年赴延安后又離開的問題，南博曾向王湘先生外調，王湘先生實事求是講了當時的政策和情況，一句違心的話都沒有，這份王湘先生親筆寫的材料現(xiàn)在還在尹先生的檔案中保存著。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生病在家的王湘先生，還特意托家人捐款，這事見于科技部官方網站。2008年10月，王先生還為紀念安陽殷墟發(fā)掘八十周年題了詞——“安陽科學考古精神的發(fā)展永存”。
　　王先生是“十兄弟”中僅存的碩果了。

　　高去尋
　　高去尋（1910——1991），字曉梅，河北安新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1年入北大本科史學系。他大學時發(fā)表了《殷商銅器之探討》、《〈山海經〉的新評價》、《讀〈前漢書·西域傳〉札記》等論文，其畢業(yè)論文《李峪出土銅器及相關之問題》更表現(xiàn)出他的才華。1935年，高　　去尋畢業(yè)，被傅斯年攬入史語所為見習助理員。
　　1935年9月，安陽殷墟開始了第十二次發(fā)掘，高去尋被派往殷墟參加侯家莊西北岡的發(fā)掘工作。那次西北岡的發(fā)掘，可以說是殷墟發(fā)掘以來最大的一次發(fā)掘，出土器物也非常多。但因為高去尋為新手，領隊梁思永挑選了最有經驗的工人給他，讓他去發(fā)掘幾個小墓，使他無緣大墓的實地考察。這之后，高去尋又參加了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發(fā)掘。在第十三次發(fā)掘中，他有幸參加了著名的YH127坑的發(fā)掘，此坑出土甲骨兩萬余片，完整龜甲300余版，為中國殷墟發(fā)掘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發(fā)現(xiàn)。當時，潘愨致信李濟、董作賓、梁思永三位先生匯報此事，信中說：“同人日夜工作，石（璋如）、李（景聃）、王（湘）、高（去尋）四君已兩夜未睡。夜即坐守坑邊，毫無倦怠，精神上至為興奮。生雖未能參加工作，然亦過度狂喜，竟亦兩夜未眠矣?！币驗殚L年埋于地下，甲骨本生有濕度，在出土時如遇陽光照射，水份蒸發(fā)，甲骨就會斷裂，字就看不清楚。為避免這種情況，幾位先生指揮民工沿這批甲骨四周挖了一個深約一米七的環(huán)形大坑，使YH127坑內的甲骨和泥土形成一個圓柱體，再做一個巨大木箱套在上面，連土帶甲骨將這YH127坑整體運回南京。
　　1937年7月，高去尋升為助理員，也就是在這個月，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高先生隨所西遷，經長沙、桂林、昆明，1940年，遷至川南宜賓李莊。1941年升為助理研究員。1943年升為副研究員。在抗戰(zhàn)期間，高先生與李濟、吳金鼎、夏鼐、曾昭燏、王介忱等人一起參加了四川彭山的考古發(fā)掘工作?？箲?zhàn)勝利后，復原回到南京，1949年去臺，同年升為研究員。去臺后，高先生與李濟、石璋如等先生一道參加和領導了大馬璘等遺址的發(fā)掘工作，為臺灣的田野考古打下了基礎。然而高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則是從1954年開始的。
　　1935年殷墟第十二次發(fā)掘，梁思永先生主持了侯家莊西北岡的發(fā)掘，這次發(fā)掘雖然意義重大，但發(fā)掘報告一直未能整理?？箲?zhàn)開始，史語所先遷長沙，再遷昆明，一路上，梁思永先生都在思考報告的撰寫，并有了要點和大致的輪廓。但因顛沛流離，報告一直未能著手進行。1940年冬，史語所遷到李莊之后，梁思永先生開始撰寫報告，并準備一氣呵成。但天不遂人愿，不久梁思永便病倒，而且很重，報告就一直耽擱了下來。直到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逝世，高去尋先生才受命整理這些材料，并撰寫報告。
　　整理別人的著述談何容易，李濟先生在《侯家莊第二本1001號大墓》序中說：“校訂輯補師友的著作，比自己寫一本書更要困難。”高先生擔起了這項工作，他當年沒有親自參加侯家莊西北岡各大墓的發(fā)掘，這是一層困難。其次，梁思永先生草書另成一格，頗難認定，且經過歲月磨滅，由梁先生親手繪制的插圖已經褪色，有些還被誤認為白紙，這是第二層困難。此外，還要核對原物，翻檢發(fā)掘日記，總之是苦不堪言。高先生歷時二十多年，到1976年終于出版了煌煌七本的侯家莊西北岡發(fā)掘報告，完成了不朽的盛業(yè)——《侯家莊》。更為可貴的是，高先生只承認這二十多年的辛苦，只是輯補了老師的未完稿，雖然高先生的補寫在篇幅上占了80%，但在該書扉頁上的題署依然為：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高先生說，他這樣做，是在為“史語所還債”。
　　高先生一生出版的著述除述上述七本《侯家莊》專著之外，尚有21篇論文，另還有四部與侯家莊有關的未刊專著和一部有關殷代小墓的專著。
高先生196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年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1978年任史語所所長，1981年卸任。1991年10月29日逝世，享年82歲。

　　潘愨
　　潘愨，字實君，生卒年不詳，籍貫不詳，生平行狀亦知之甚少，哪年入史語所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入史語所之后，先是在北京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1930年史語所在整理這批檔案時，發(fā)現(xiàn)其中有明內閣進呈的《熹宗實錄》散頁，這引發(fā)了所長傅斯年?？北逼綀D書館所藏紅格鈔本《明實錄》的愿望，從而開始了大規(guī)模整理《明實錄》的工作，潘愨先生參加的就是這項工作。1935年9月。他被派到安陽殷墟發(fā)掘現(xiàn)場，參加殷墟第十二次發(fā)掘，后又參加了第十三至第十五次的發(fā)掘工作，先后在候家莊西北岡、小屯村北等工作點擔任繪圖員的工作。在這期間，1936年，他還參加了山東滕縣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工作，有論文《山東滕縣下黃溝村宋代墓葬調查記》行世。
　　1937年抗戰(zhàn)報發(fā)，他隨史語所西遷，一路負責押運考古組的文物，先到長沙，再遷昆明，后遷川南李莊。在遷往李莊的行程中，他和王文林為先遣人員，具體負責水路轉運的聯(lián)系、安排行程、接送文物等事宜。在李莊板栗坳，潘愨先生住在柴門口，同住一個大院的還有勞干、逯欽立、岑仲勉、黃彰健、何茲全、董同龢、李連春、芮逸夫等，生活雖艱苦，但一撥文人住在一起到也融融。這段時間，潘先生主要為梁思永先生整理殷墟候家莊西北岡的發(fā)掘報告作繪圖工作。當時，人手極端缺乏，梁思永致信在重慶的傅斯年，請他招考幾個善于繪圖的人來，信中說：“三組繪圖員一席又虛懸。請兄就便在重慶招考。關于資格，弟意：學歷不必限制；年歲在廿五歲左右或以下，年輕一些好；能繪圖兼攝影為上選；繪圖以鋼筆黑墨畫為主（尤著重線條）；須能寫生兼機械畫。三組各報告大致都進行到繪制圖版之階段，此項技術人員之需要甚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應，工作只好讓實君（按：即潘愨）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無法估計了。三組現(xiàn)積之繪圖工作，非少數(shù)人短期內所能完成；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個須能兼攝影?！笨梢韵胍娖涔ぷ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