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與人發(fā)生爭執(zhí)的時候，喜歡指責對方“不懂道理”。雖然，這充分而生動的顯示了，中國人注重講道理的文化特征，但是，客觀的說“不懂道理”這個概念，大概只有50%的道理。

因為，所謂的“道理”就像一切知識一樣，大致可以分為科學的和倫理的兩種，就前者而言，確實有“不懂”的可能性，而對于后者來說，“不懂”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于這一點，中國的儒家歷代都有非常生動的闡述，比如在《大學》里，作者就一針見血的說：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音切），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掩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說明，任何人其實都對自己的行為的是非對錯，看看的清清楚楚（這里的“人”不應當理解為別人，而應當理解為自己。）所以，原則上說沒有不懂得是非，不懂得道理。如果說有，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到了明朝，王陽明又提出了“良知”這個更加簡潔直白的概念，認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是能夠順著良知的指引去行動，那么就是合乎天道的，就是正確的。關于人人皆有良知這個基本命題，陽明學中有一個，流傳甚廣又極為生動的故事：

據(jù)說有個王守仁的門人（也有版本說就是王陽明自己），夜間在房內(nèi)捉得一賊。他對賊講一番良知的道理，賊大笑，問他：“請告訴我，我的良知在哪里？”當時是熱天，他叫賊脫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說：“還太熱了，為什么不把褲子也脫掉？”賊猶豫了，說：“這，好像不太好吧?！彼蛸\大喝：“這就是你的良知！”

所以，每個人都有良知，每個人在本質(zhì)上，都可以明辨是非，也就是每個人其實都懂道理。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現(xiàn)實當中，確實有許多人在干著“不懂道理”的事情；而且其中的很多人，干著“不懂道理”的事情，還干的非常理直氣壯；而且還有一部分人，不僅干的非常理直氣壯，還能講出一番他的“理”來。

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是什么改變了人們的觀念？

簡單的說，就是“羞恥”兩個字，更全面一點說就是“羞恥觀”三個字。

這個過程說起來可能略微復雜一些，我們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道理”。我們現(xiàn)在習慣了這種兩個字的雙音詞，但是在古代，中國人常用的單音的，也就是一個字的詞，也就是說雖然“道理”放在一起，其實“道”是“道”，“理”是“理”。所謂“道理”就是符合道的理。

這就說，世界上可能有多種“理”，但是由于“道”是唯一的，所以，原則上說“道理”也是唯一的。其他的，出自于某人之口的“理”，即使被冠以“道理”之名，其實也是歪理。

只不過在現(xiàn)實中，“道”是個玄妙莫測的概念，很難直接哪來作為參照物，來確定那個是“理”是“道理”，哪個“理”是歪理。于是人們，通常是用一種行為（或者觀念），是否符合道德標準，來作為其是不是有“道理”的依據(jù)。

而羞恥觀，對人們觀念的改變，就發(fā)生在這個過程中。

與“道理”一樣，“道德”這個詞，最初也是“道”是“道”，“德”是“德”。其中的“德”的本意是得，是從“道”當中獲得，并內(nèi)化于自身的那一部分。只不過，這一部分由于有了人這個可見的載體，因此也得以通過“行”——行為表現(xiàn)于人前。

所以，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符合道的德。所以符合道德得行為，也就是符合道的規(guī)律——“理”的行為，也就是有道理的行為。此時，道—德—行形象的說，是在一條直線上的。

這原本是一個非常順暢的，幾乎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就已經(jīng)包含著，由其所得到的本性而產(chǎn)生出來的，對某些事物有所追求的本能。

但是，由于人是思想能力的，而且與其他動物相比，人的思想能力恰恰其賴以在生存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核心能力?；谶@種能力，人就會產(chǎn)生出一種叫做羞恥感的情感。

與所謂的“追求”不同：

n 追求所對應的行為，是向著某個外在目標的正向運動，其所要改變的是未來的結(jié)果，所關注的焦點是如何能夠得到。其本質(zhì)是以趨利為目的的。

• 羞恥所對應的行為，則是出于對現(xiàn)狀的痛恨，它所要改變的是現(xiàn)狀，所關注的焦點是，如何能夠通過得到，來擺脫沒有的現(xiàn)狀——其得到的目的，是擺脫。本質(zhì)是以避害為目的的。

因此，一旦所謂羞恥觀，不再是以迷失自我為羞，而是以沒有擁有某種特定的“物件”為恥，那么，如下圖所示：

人們對“德”的理解就會出現(xiàn)偏差，出現(xiàn)扭曲——不再滿足于自然之德，而要去追求某種特定的“德”；不再以自己已經(jīng)得到天性為德，而要以得到某種特定的東西，為“德”。

于是，人的行為也將隨之而發(fā)生扭曲和偏移，因為在他看來，只有這樣扭曲的行為，才是有道理的行為。只不過在別人看來，就是因為不道德，而不懂道理的行為了。

而且，與由“追求”（無論是正當?shù)?，還是不正當?shù)模┊a(chǎn)生的行為相比，由“羞恥”產(chǎn)生的行為還有一個，更加深刻的不同之處。

那就是：

• 由“追求”（無論是正當?shù)?，還是不正當?shù)模┊a(chǎn)生的行為，很容終止，甚至是在最初階段就被放棄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性的，是或然的。

• 由“羞恥”產(chǎn)生的行為，則由于是為了擺脫既有的現(xiàn)實，因此實際上是已經(jīng)失去了安全感的行為，因此是必然的，非理性的。

這是因為，雖然人的一切行為歸根到底不過是“趨利避害”四個字，但是如下圖所示，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 “避害”與“趨利”是統(tǒng)一，在逃離“害”的同時，就是在奔向利的方向。

• “趨利”則不然，因為無論沿著哪一條路徑出發(fā)，都將或遲或早的與危害相遇。

所以，為趨利而有所追求的行為，與因為對現(xiàn)狀感到羞愧而避害的行為相比，無論在急切程度上，還是堅定程度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所以，真正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方式，決定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并不是他想追求什么，而是他對什么感到羞恥，想擺脫什么。

對此，古人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所以，在《論語》中有一句看似小題大做的話——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為什么，對于一個“志于道”的士，一旦“恥惡衣惡食”，就立刻變得“未足與議”了呢？

原因就在這個“恥”字上。

因為，他的“恥”會壓倒他的“志”。因為他對擺脫“惡衣惡食”的那種急切，將會勝過他對“道”的追求。最終將他的關注焦點，鎖定在對衣食為代表的世俗瑣事之上，將他的行為捆綁在對衣食為代表的世俗利益的追逐上。

這種人怎么能和他討論什么大道呢？更進一步的說，他討論大道的目的，又將是什么呢？

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完全“不懂道理”，完全不知道“道理”的重要性，和正確性，否則就沒有“志于道”這一說了，只不過因為有了如此具體而鮮明的“恥”之后，“志”就會顯得無比的蒼白，最終只能蜷伏于“恥”的腳下。

所以，我們在現(xiàn)實中才會看到，說大道理的時候，幾乎無人不知是非，無人不憧憬高尚。但是在行為上，卻充滿了自欺的茍且，以及用于欺人的偽道理。

原因就在于，人們心中存在著對“沒有”的恥——恥于沒有××，恥于沒有××，恥于沒有××……

這種感覺讓人無法忍受，讓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必待去之而后安，于是，人們就表面上看是理直氣壯的，實際上卻是迫不及待的，甚至是慌不擇路的，去做那些任，何一種能夠讓他們覺得可以擺脫這種恥辱感的事情。

但又因為終究無法完全泯滅心中的良知，所以又要發(fā)展出來種種××道理，來自我安慰，或者說自我“壯膽”——告訴自己，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會因為違背大道而遭受懲罰的。

當各種××事，說各種××道理的人多了，也就是通過自我欺騙，來自我安慰的人多了，就會發(fā)生一種“共振效應”，把原本屬于個人的自欺，轉(zhuǎn)變成為一種團伙性的，為了自我保護而去保護他人的，共同維護一個謊言的行為。

這個被他們共同維護的謊言就是——真正的，其實是人人皆知的那個道理是錯的，至少也是不現(xiàn)實的。

于是，一種新的共識，新的價值觀念，新的道理就誕生了，世界也從此改變了顏色。

對此，《莊子·天地》篇中有一段話，說的更加生動而刻骨：

子貢在南方的楚國游歷，返回時在晉國的路上，經(jīng)過漢陰時，見準備澆水種菜的老丈——“漢陰丈人”，挖了一條地道通向井，抱著一個壇子取水澆灌地，費了很大的力氣，但是收效并不明顯。子貢就對他說：“現(xiàn)有機械用來灌溉，一天可以澆灌一百塊菜地，花費的力氣很小而成果大，您不愿意用嗎？”

種菜的人仰頭看著他說道：“怎樣？”子貢對他說：“用木頭做一個機器，后重前輕，提水就象抽水一樣，出來的水非常多，這種機器的名字叫做槔（gāo）。”

種菜的人先是很生氣，轉(zhuǎn)而笑著說（被氣笑了）：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所謂的“純白不備”，就是失去了內(nèi)心的純凈，就是失去了由道而德，由德而行之間的那種直接而順暢的聯(lián)系。

因為所謂的“機心”就是機巧之心，就是想繞過“道”與“德”的必然聯(lián)系，而得到本來不屬于自己的那些東西，或者打破原有的規(guī)律，用更少的付出，換取更大的收益的那種心思。

反之，當這種順暢得以保持的時候，純白就是人中的底色，任何不正常的顏色，都會被顯示出來。

一旦失去了這種純白，人內(nèi)心的底色，就發(fā)生了變化，黑的，花的就可以因為不顯，而得以堂而皇之的存在，相反，白的卻成了另類。

當這種變化，逐漸蔓延開來，形成一定規(guī)模之后，那么整個世界的底色，也將逐漸失去其純白，逐漸被改變成某種不知道是什么顏色的顏色。

只不過，無論是保住純白，還是改換顏色，都是由羞恥觀決定的。

• 孔子鄙視那些嘴上“志于道”而心里卻“恥惡衣惡食”，是因為預見到他們會讓這世界的底色失去純白。

• 《莊子》里面，與子貢對話的這位“漢陰丈人”，羞于有機心而用機械，則是為了通過自己的堅守，為這個世界守住一份純白。

• 孔子的“恥”著重于一個人的自身修養(yǎng)問題。

• 《莊子》中“漢陰丈人”的“羞”，則更加清晰的揭示了“恥”的下一步“機心”，對其自身乃至社會的影響。

合二者而觀之，我們就會看到——不是追求而是羞恥觀決定了世界的底色。

所以，對物質(zhì)不是不能追求，并不是說，“志于道”之后，就不想穿件好衣服，不想吃點好吃的，不想追求美好生活了，甚至不食人間煙火了。

只是不能以“沒有”為恥，不能在鼓勵追求物質(zhì)的同時，忽視甚至放棄對羞于有機心，羞于不懂道理的羞恥觀的構建與維護。

因為，

那將使我們的社會，失去純白的底色，

進而不僅因為失去對黑的過濾作用，而讓黑的可以勇敢的黑，花的可以放肆的花。

而且還會讓許多——

不太堅決的白，不敢白。

本來可以不黑的黑，不敢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