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青年詩人的寫作看似自由、開放和繁復，但實際上卻存在著一些不容樂觀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網絡等新媒體空間與青年詩人寫作之間的關系。盡管網絡不可能改變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基本格局，網絡也只是作為一種新媒介的方式使得詩歌寫作、發(fā)表和傳播變得愈益快捷和廣泛，但是青年詩人與這一媒介之間的關系確實復雜。隨著新媒體（網絡用戶2011年已突破5億）尤其是手機（用戶3億）、博客、微博等自媒體的出現，詩歌生態(tài)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使得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數字化空間里發(fā)揮自己的話語權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網絡也使得眾多更為年輕的詩歌習作者空前縮短了詩歌寫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們對詩歌和母語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當然并不是說詩歌寫作有多么神圣，但是顯然詩歌的精英化和知識分子傳統(tǒng)正在網絡化和平面化的寫作語境中遭受到了沖擊與挑戰(zhàn)。與此同時，網絡也使得很多青年寫作快餐化、一次性的詩歌寫作泛濫。

新世紀十幾年來，包括“70后”和“80后”在內的青年詩歌寫作從現象學層面考察，其寫作大體出現了三種格局。

其一：更多帶有“鄉(xiāng)土”生活經驗的青年寫作者在異地生存和城市化的語境中不斷表達出對前現代性“鄉(xiāng)土中國”的眷念和回溯性的精神視角。

這些詩歌大體上帶有精神挽歌的性質，我們也可以指認這些青年詩人的“精神鄉(xiāng)愁”幾乎無處不在。這從提供的詩人的簡歷和生存狀況中可以比較直觀地看出，幾乎90%以上的青年詩人都存在著“漂泊”的狀態(tài)和“異鄉(xiāng)”體驗。換言之，這些青年詩人都是從出生地到另外的工作地，因此他們的寫作不能不處于一種尷尬的夾縫和精神困窘之中。與“鄉(xiāng)土情結”相應，這些青年詩人對城市的書寫范圍和能力較之他們更熟悉和鐘情的“鄉(xiāng)土”而言就顯得虛弱而不夠寬廣和厚實。同時從思想狀態(tài)和精神維度上，青年詩人又大體對現代性的城市生活抱有集體性的批判和拒絕認同的姿態(tài)。

其二：青年寫作群體因為各自社會身份、階層以及精神狀態(tài)和詩歌觀念的差異，其中一部分青年寫作者（尤其是近5年出現的詩人）存在著自我沉溺的精神傾向。

在這一寫作群體中，青年詩人更多沉浸于所謂個體的趣味和日常性的想象之中。這種詩歌只注重個人情感的狀態(tài)，這些詩歌不具備寫作的介入性和“現實能力”。當然，這一類型的詩歌其優(yōu)勢是不斷強化了詩歌的個性體驗以及自我言說的能力，而其缺陷也是明顯的。這種類型的詩歌因為顯而易見的自我性、封閉性和非介入性從而使得詩歌的傳播和接受的范圍過于狹窄。

其三：因為這一青年寫作群體社會身份的復雜性，一些帶有學院派的知識化寫作傾向也隨之出現。

在“70后”和“80后”中幾乎85%都是大學本科學歷，其中碩士和博士也不在少數。因為顯豁的知識背景，這一群體的寫作尤其是在早期都帶有知識化的傾向。而這種知識化并非是向古典詩學和現代詩歌傳統(tǒng)的學習和致敬，而是大體上對西方現代詩歌的整體學習和不同程度的模仿。這實際上也體現了“90年代”詩歌傳統(tǒng)的影響。這種寫作在近年來愈益明顯的“現實問題”突出的語境之下其局限性是明顯的。這種類型的寫作因為語言上的歐化和修辭上的過于技巧化，不斷喪失了詩歌對“現實”的發(fā)現和命名能力。換言之，這種類型的詩歌更多是“不及物”的非本土化狀態(tài)。

當我們深入閱讀各種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詩歌，我們會發(fā)現青年詩人寫作業(yè)存在著不小的問題以及不可回避的就、困境。

1.青年詩人的寫作普遍缺乏持續(xù)性和方向性。更多的詩人在短時間內集中發(fā)表作品并在詩壇引起一定的影響，但很快就偃旗息鼓，寫作宣告終止。這種持續(xù)性的缺乏一則印證了當下寫作者知識分子身份的缺失，再有就是呈現了寫作的不自覺狀態(tài)。而方向性的缺失正是青年詩人寫作群體寫作盲目、凌亂、碎片、不成體系的集體癥候。其中的一個極端就是詩人普遍存在的“懶散”狀態(tài)。換言之他們已經逐漸或正在喪失詩歌言說的能力。好像已經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刺激他們的神經和內心，他們只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識”和“引文”。這種類型的詩歌寫作已經偏離了詩歌的“別才”本源。另一個極端就是仍然有數量驚人的詩歌指向了所謂的社會現實和敏感事件，高鐵事故、鄉(xiāng)村悲劇、留守兒童、工廠血淚、就業(yè)無門、討薪無果、中產麻木、社會不公成為他們詩歌中頻頻造訪的主題。這些詩歌中優(yōu)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帶有“仿真性”的新聞播報體和打油詩的廉價替代品。由此，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壇，我們看到了很多的青年詩人成了旅游見聞者、紅包寫作者、流行吹鼓手、新聞報道者、娛樂花邊偷窺者、“痛苦”表演者、國際化的“土鱉”分子、翻譯體的販賣者、自我撫慰者、犬儒主義者、鴕鳥哲學崇拜者、征文寫作者。話說回來，我們的詩人學會了抱怨，也學會了撒嬌，學會了演戲，學會了波普，但是就是沒有學會“詩人”的“良知”。

2.新世紀以來，青年寫作群體中存在著不斷泛濫的“鄉(xiāng)土寫作”、“現實寫作”、“地方寫作”、“倫理化寫作”以及被誤解的“個人性”、“日?；?、“本土化”以及“詩歌與現實”的關系問題。

新世紀以降詩歌的題材問題尤其是農村、底層、打工、弱勢群體作為一種主導性的道德優(yōu)勢題材已經成為了公共現象。實際上我們也不必對一種寫作現象抱著道德化的評判，回到詩歌美學自身，我想追問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當它涉及到“中國現實”時作為一種文學和想象化的現實離真正的“現實”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顯然在一個社會分層愈益明顯的城市化時代，“中國現實”的分層和差異已經相當顯豁。在這種情境之下，由詩歌中的“現實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實我們可以通過一種特殊化的方式來觀察和反觀中國現實的歷史和當下的諸多關聯。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青年寫作者已經喪失了同時關注歷史和當下的能力。換言之在他們“進化論”的論調里歷史早已經遠離了現實。顯然在一個多層次化的“現實”場域中，鄉(xiāng)村題材顯然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寫作的虛構和想象中都構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重要現實”。而當下處理這一“重要現實”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僅詩歌在介入，而且小說、散文甚至時下最為流行的“非虛構”文本也在輪番上演著“鄉(xiāng)村”敘事。大量詩歌（數量絕不在少數）與“鄉(xiāng)村”、“鄉(xiāng)土”以及“鄉(xiāng)愁”、“還鄉(xiāng)”（更多以城市和城鄉(xiāng)結合部為背景，回溯的視角，時間的感懷，鄉(xiāng)土的追憶）有著主題學上的密切聯系。在一個“鄉(xiāng)土”和“地方性”不斷喪失的時代我們的文化產業(yè)和各個省份的文化造勢（比如名人故里之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甚至連縣鄉(xiāng)的草臺班子都在爭搶所謂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如火如荼過。與社會熱點焦點話題、熱議現象、重大活動和民生問題有著密切關聯的詩歌數量是相當龐大甚至是驚人的。由此，我們必須正視每年各種紙質刊物發(fā)表的詩歌數量已經可觀，但是我們發(fā)現這些發(fā)表的詩歌在譜系學或光譜學上來看具有很強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復和生產性。加之各個地區(qū)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軟實力的角力和宣傳活動也需要文學和詩歌的鼓吹，詩人們似乎與“現實”的膠著關系似乎從來都沒有如此貼近和激烈過。

3.“日常性”、“個人性”以及“敘事性”成為詩歌美學的主導。

在新世紀的詩歌寫作中，寫作者、評論者和閱讀者幾乎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這就是“日常性”、“個人性”和“敘事性”成為了十多年來詩歌寫作的檢驗標簽和“合格”證明。

實際上所謂“個人性”無非就是強烈詩歌寫作的不能被共約與彌合的“個性”特征。不管在何種程度上談論這一時期詩歌寫作中的個人化、個性化特征，這對于反撥以往詩歌寫作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和寫作技法的狹隘性而言其意義已不必多說。但是反過來當個性化和日常題材逐漸被極端化、狹隘化并成為惟一的潮流和時尚的時候，無形中詩歌寫作的個性化和多元化就帶有了“病態(tài)”的來蘇水味道。當“個人性”、“敘事性”、“日常性”詩歌大旗鋪天蓋地大面積涌起的時候，無數個詩歌寫作的個體實際上已經不約而同地淪為毫無個性可言的集體化行動。很大程度上被庸俗化和窄化的“個人性”排斥了詩歌寫作的共性特征、整體意識、歷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詢，甚至個人性還排斥了詩歌的本土和優(yōu)異的古典詩歌傳統(tǒng)（尤其是在詩歌精神和詩人經驗層面）。而詩歌的敘事性則不斷排斥了詩歌的抒情性，甚至詩歌的抒情和浪漫化在很多人那里被視為小兒科的游戲。我們注意到當普泛的敘事性和日常經驗為詩人和研究者所津津樂道的話題，詩歌的“個性化”風格卻恰恰在這一點上獲得了共生性和集體性。應該認識到“日常經驗”的負面效應并報之以警惕。確實“日常經驗”在使詩歌寫作擁有強大的“胃”成為容留的詩歌的同時也成為一種巨大的漩渦，一種泛濫的無深度的影像仿寫開始彌漫。

通過以上種種問題，我們的青年詩人寫作狀態(tài)盡管整體上多元而富有活力，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盡管我們可以說當下的詩歌生態(tài)整體上比較健康，但是對于這些出現的問題我想青年詩人一定要注意的問題是要明確詩歌的功用以及寫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不管詩歌是個人情感的表達還是對社會事件和敏感問題的批判其前提就是不能忽視詩歌的本體性以及語言的要求，不能忽視了個人化的歷史想象能力的重要性。詩人尤其在處理現實和當下題材的時候，一定要追問一首詩和一個熱點新聞和話題之間的區(qū)別是什么？當下的青年詩人還普遍缺乏以詩歌的方式認識和命名當下愈益復雜和吊詭的社會現實的能力。還有很多的“地方”、“命運”和“社會現實”處于黑暗之中，需要詩人用語言和良知把它們提取出來。青年詩人的生活范圍還比較狹窄，真正接觸更為廣闊也更為陌生的社會現實的機會并不多。詩人應該到那些熱鬧和偏遠的地方去進行勘探和田野考察，只有這樣才能使得詩歌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

作者簡介：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詩人、評論家，現任職于中國作家協會創(chuàng)研部。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臺灣屏東教育大學國文系客座教授。著有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9）《變動、修辭與想象：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臺灣秀威，2013）《無能的右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微觀視野下的詩歌空間考察》《中國詩歌通史》等。著有詩集《一個人的和聲》等。主編《詩壇的引渡者》《百年新詩大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中國年度詩歌精選》等。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讀者》等轉載。曾獲“詩探索”理論與批評獎、首屆揚子江詩學獎、《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第九屆“滇池”文學獎、《星星》年度最佳批評家、《詩選刊》年度詩評家、“后天”雙年藝術獎評論獎、首屆德令哈海子青年詩歌獎、首屆劉章詩歌獎（評論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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