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背后，通常是經濟、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有時，甚至可以追本溯源到基因和本能。這些因素發(fā)生變化，文化事象本身也會發(fā)生變化。

過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一項傳統(tǒng)節(jié)日，很多民俗學者和民眾都持一種觀點，春節(jié)是傳統(tǒng)節(jié)日，是中國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過春節(jié)，春節(jié)持續(xù)了這么多年，還將持續(xù)下去。他們說這話的言外之意，仿佛春節(jié)是“永動機”，不論發(fā)生什么變化，它都將持續(xù)下去。

但事實是，任何東西都承載功能和功能性構想。書寫能力是近代最重要的教育內容，但現(xiàn)在，無論再怎么強調手寫之重要，也恐怕不會有多少人響應號召放棄鍵盤去拿起筆。春節(jié)也是一樣，一面是媒體賣蠢的鋪天蓋地的春節(jié)和晚會報道，一面是恐歸族，大型春晚吐槽和圍繞舊俗—煙花爆竹、年夜飯等的集體大討論。春節(jié)的存在自有一個功能主義的解釋。這個解釋有助于我們理解春節(jié)的意義。

春節(jié)的存在自有一個功能主義的解釋，這個解釋有助于我們理解春節(jié)的意義

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在中國歷史的大多數(shù)時間和大多數(shù)地區(qū)內，基本的經濟單位都是農戶。農戶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但農戶消費的產品，大多數(shù)是自己生產的。在這樣的家庭制度中，分工是發(fā)生在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內，而不是人與人之間，或者集體與集體之間的分工。農戶中的男性負責生產食物、制作器具，女性負責織布、操持家務等。一個地區(qū)的絕大多數(shù)農戶的生產方式、生產資料、生產內容都是同質的，乃至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具有相似的結構。

而這種同質同構意味著，農戶的產品交換通常是與已經獨立的商人和手工業(yè)者交換，而與其他農戶之間，并不存在商品貿易關系。人類學家莫斯將禮物經濟和商品經濟進行對比，提出了三段式的交換行為進化譜系：第一階段是整體性的饋贈，這一階段的交換行為只是更大范圍內的交換行為的一部分；第二階段是代表群體的個別有威望之人的交換，比如部落之間的儀式性饋贈等；第三階段才是獨立個體之間的商品交換。而在中國傳統(tǒng)語境中，因為同志同構的家庭和個人主義的缺失，普遍的人際關系呈現(xiàn)禮物經濟關系。與手工業(yè)者和商人的商品經濟關系局限在市集內，是與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也是為什么幾個村莊之間，往往會有一個三級市場，幾個鄉(xiāng)鎮(zhèn)之間會有一個二級市場。也就是施堅雅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所描述的市場體系之基礎。

而這種商品經濟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歷史并不久遠，農村的市集網絡的形成，是清中期以后的事。以江西為例。明末清初，江西農村集市平均每縣大致10個左右，康熙后期到雍乾年間，發(fā)展到15個左右，近代，到光緒年間，達21個左右，全省共1700多個墟市。以1887年24559千人人口估算，每個墟市平均覆蓋14446人，每個墟市平均覆蓋面積為94平方千米，活動半徑為5.81千米?？梢钥吹皆诮?，商品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實際上占人際關系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在村落中和跨村落的農戶與農戶的交往。農戶與農戶之間的交往，更多遵從的并非市場紐帶，而是人際網絡中的格局和倫理。

人類的歷史不僅是生產的歷史，也是交往的歷史。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來描述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的人際網絡：中國鄉(xiāng)土社會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這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社會關系的親疏。費孝通得出結論：中國社會在結構上是由無數(shù)的私人網絡組成的，這些私人網絡由二人的（dyadic）社會聯(lián)系界定而且沒有清晰的界限。在這樣一個網絡本位的社會中，行為的道德內容是被情境地決定的，而“己”（ego）在每種情境中總是最為重要的考慮。這和馬克思·韋伯說的儒家倫理中的“特殊主義原則”如出一轍。

中國的宗法體系，以輩分、親疏遠近等來排定了每個個人及其家庭在人際網絡中的地位。在人際網絡中的地位會影響很多事，比如是否可以參與地方的互助會，在家族事務中的發(fā)言權，等等。

所以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交往，首先得正名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笆孛帧本褪恰白穸Y法”，就是“恪守傳統(tǒng)”。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的“倫理”也就是“有差等的次序”；而“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實質上也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在此前提下，“家國同構”，互助合作，形成利益彼此相關的鄉(xiāng)村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的存在，對處在相對較低的生產力水平和單一的人際關系格局中的行為個體來說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現(xiàn)在：

首先，保障群體的最低生存權。在一些鄉(xiāng)村，尤其是南方一些宗族組織比較發(fā)達的鄉(xiāng)村，除了農戶私有的土地外，還有數(shù)量多寡不一的“公田”。例如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尋鄔，公田就占到了該縣鄉(xiāng)村田地的40％。而在發(fā)生饑荒時，人際網絡內的互幫互助是維持生存的必要保障，尤其是那些有外村和城市人際關系的家庭；

其次，參與勞動力分配。在農忙季節(jié)，各項農業(yè)生產任務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完成，因此往往需要幫工或換工，幾家的勞動力合在一起，輪流完成各家的農業(yè)生產任務。

再次，在人生的重大問題上，人際關系網絡有突出的作用。施堅雅、詹姆斯·斯科特等學者都描述了農耕時代一個農民的生活區(qū)域究竟有多大。其實就是圍繞一個集市，半徑5、6公里的圓或半圓而已。一家人必須要在這個區(qū)域內解決婚姻問題，如果沒有子女，要解決過繼問題，或者法律訴訟問題，土地買賣問題……這一切都依賴人際關系網的效率。

最后，一個人在其生活的村落和地區(qū)的地位，與他在人際關系網中的地位有直接關系。一個人在關系網中是否有地位，是否受到大家的歡迎，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比如筆者的祖父曾經告訴我，因為是外來戶，在村中的人際交往中并不占優(yōu)勢，因此逢年過節(jié)還要挨家挨戶拜訪，以擴展人際交往范圍。

人際網絡非常重要。因此必須經常走動，免得生疏了。人際網絡中的社會交往不能依賴物化的載體，而是交往者“親臨現(xiàn)場”的交往。在這個所謂的“熟人社會圈”里，“關系”的遠近、“熟識”的程度才是社會交往的決定性因素。而一年中總有一些時間和場合對人際交往尤其重要，比如婚喪嫁娶，再比如過年。

從時間上講，過年是一個農業(yè)周期的結束，也是下一個農業(yè)周期的開始。在此時，收獲了糧食，交納了地租，剩余的糧食需要安排一年的吃穿用度，和來年的再生產，在未來一年收入不可預知的情況下，糧食儲備當然越多越好，如果是以這樣的經濟上的考量來判斷，那過年的一系列安排不太能夠理解。

但是換一個角度，就很好理解過年的功能了。

首先是一年中最好的食物，這和大部分農民冬天的日常食物的粗糙簡陋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冬天不需要進行大強度勞動，所以冬天的食物攝入較夏季有明顯減少，一天三頓也要改成兩頓。但進入過年期間，食物就大不一樣了。如果一年只能吃到一次肉，那一定是過年。而且過年的食物不浪費是不可能的。每家每戶都要準備大量的食物。在西北農村，平時炒洋芋絲的時候，把切好的洋芋絲在下鍋炒之前放在水里淘一下，盆底便攢下一點點淀粉。山里菜少，天天吃洋芋，一個冬天下來，光是淘洋芋絲攢下的淀粉就不少。臘月里，女人們商量一下，定下個時間地點，把各家的淀粉都拿到某一家，分工合作，得忙活大半天。還要準備大量饃饃，這些饃饃和平日吃的不太一樣，要放清油、姜黃，這些是要拿去送禮的。

在我的老家甘肅省永昌縣，每到過年，每家每戶都會趕著牛車或者驢子，馱幾麻袋饃饃去走親戚，往往初三出門，到初九甚至更晚才能回到自己家。荷包蛋，豬肉，雞肉，也只有過年才能吃到。在華北，情況也類似。比如上世紀30年代卜凱、潘鴻聲等學者的調查顯示，各地均存在生產工具老舊，產量低等問題。比如華北地區(qū)，按照計算，一個人一年所需糧食大約3石，而3石糧食需要大約3畝地來產出，《農民、市場與社會變遷》中所寫在1930，1936，1946三個時間節(jié)點上，保定清苑縣人均耕地面積是3.71畝、3.64畝、3.33畝，其周邊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過年也一定是要吃好的，比如馮玉祥將軍就回憶，他們村一年吃一次肉就了不起了，一定是在過年時和娶媳婦時吃。正如孔邁隆所說：“大多數(shù)情況下，招待客人的精美食物與他們平時的伙食相差很遠；就生計而言，慶典期間所消費的食物就可能具有非常顯著的營養(yǎng)功能?！倍赖氖澄?，往往是維系人際交往最好的禮物，結婚時的婚宴，葬禮上的豆腐飯，過年時的紅燒肉，莫不如此。

其次，過年的節(jié)日安排中比重最大的就是走親訪友。在北方，初一不出門，初二回娘家，從初三到十五，都是用來走親訪友的。而走親訪友的原則是越多越好。如果過年時沒有親戚可走，是很丟面子的。東北管家里沒有人脈的家庭叫做“死門子”，意思是不會做人，沒有任何關系。同樣的人家在河北叫死皮，山東叫死性。這樣的家庭在村子里沒有什么地位。這不僅意味著在公共事務中這一家沒有發(fā)言權，在利益分配中受到歧視，在生活中也會遇到諸多不便。比如蓋房子，蓋房子大約需要一群人忙活一百天左右。在這期間，主人家要負責好吃好喝招待，這種招待是不惜工本的，有時甚至比雇人來干活花費還要高。但在中國傳統(tǒng)的人際觀念中，雇人來干活是不地道的，是會被瞧不起的，而且往往也雇不來多少人，因為活動空間有限。一個“死門子”的家庭需要蓋房子時，會發(fā)現(xiàn)自己極端缺少人手。

再比如結婚時。結婚時的隨禮和過年時給孩子的壓歲錢一樣，是根據(jù)一套親疏遠近的人際判斷來決定數(shù)額的。如果一家人人際不好，那意味著婚禮可能壓根辦不起來，或者費用得自己全掏，而婚禮由于可以收到禮金，在很多人家不僅不會賠錢，還可以賺錢。比如閻云翔寫道東北的情況，80年代，結婚大約花費450—500元，正常情況下會來80多人，每人隨禮最少10元，就賺回來了。但有一家辦了婚禮，只來了40來人，因為大家與他家關系不好，隨禮3塊7塊都有，最后虧了一大筆。而在這樣的場合，自己的親戚朋友是否會出現(xiàn)，所依據(jù)的標準是“人情”。

人情到了，怎么都好說，人情不到，可能兩家就會就此不再來往。而人情的重要事項之一，就是逢年過節(jié)是否走動了。在傳統(tǒng)的人際關系中，人情是巨大的資源，欠了人情，往往不是還錢可以解決的，有時要義務地為對方做很多事情才可以解決。而做人情時做不到位，或者有所遺漏，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為關系不錯的朋友在女兒婚禮時沒有出現(xiàn)，或者家里需要周轉，而一向大方的某親戚突然變了臉，等等。因為人際關系時刻處在變化中，可能一句話，隨禮時金額不夠等小事就改變了兩人的關系，所以每年都需要盤點一遍自己的人脈，時間就是過年。

再次，過年的習俗非常儀式化，祭天祭地祭祖先，其本質上是放大了的人際關系網絡。過年時的一系列習俗，如祭灶，守歲，放爆竹等，都與特定的語境相鏈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的作息是嚴格跟日出日落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晚間沒有照明手段。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蠟燭仍然是最主流的照明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守歲自然有了狂歡，打破常規(guī)的意味，其本質就是一種新奇的打破規(guī)矩的刺激體驗。爆竹也是如此，為什么要放炮？為什么要用聲響去嚇退所謂年獸？那是因為在村子里，黑了天，是寂靜而少人煙的。為了顯出這一天的特別，除了弄出點動靜來，也實在沒有辦法可想。這是一種吸引注意力的游戲方式。

再比如祭灶，祭財神，祭祖先等，這些儀式都是為了在新的生產周期中可以收獲好運、財富和福氣，如果拿這種祭祀儀式來比人際交往也說得通，就相當于自己有幾個強有力的朋友在這一天走訪了一下嘛。事實上拿神、天地來比人，也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拿人際關系的固定稱謂來比公共事務也不是新鮮事，比如父母官，青天大老爺……這種祭祀儀式很體現(xiàn)了在傳統(tǒng)社會中家國同構的特性。在最初，普通人家哪有資格祭祀，這種自己家的小打小鬧叫做淫祀，是不合習慣法的。但后來搞得多了，也就傳播開來了。其本質是什么？是對權威的模仿，是表達愿望的一種方式，恰好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人際關系中的依附與被依附的本質，即差序格局。

過年這件事跟傳統(tǒng)的人際關系聯(lián)系得如此緊密，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如今的過年，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年味一年不如一年了。

首先，人際關系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并不太久，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從建國開始，自由市場越來越少，直到消失，到80年代才逐漸恢復。也就是說，從那時起，人際關系的基礎已經悄然發(fā)生了改變，從禮物饋贈的交往模式變成了商品經濟下的來往模式。這兩種模式有很大區(qū)別，商品作為人格化的產品，可以脫離它的生產者（所有者）通過第三者（商人）和市場流通渠道與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進行社會交往和交換。在這里，“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币虼耍唐匪姓咝枰氖瞧跫s、制度提供交往者公認、并共同遵守的市場游戲規(guī)則。制度、規(guī)則高于人情、人際關系。除此之外，人際網絡中判斷親疏遠近的方式也發(fā)生了變化。商品貿易和技術進步擴展了生活空間，如今，你可以跟一個從未謀面的網游打得火熱，但跟自家的某位姑奶奶或者娘舅一句話也沒說過，這放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現(xiàn)在這才是常理。

其次，時間觀念發(fā)生了根本變化。過去的生活要遵農時，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是不得已的妥協(xié)。正因為此，過年才顯得特別有意義，那是人在特定環(huán)境下，用自己的行為表達對自然的反動。但如今這層意味已經消失了，只要你不怕被開除，愛幾點睡幾點睡，誰管你。而且如今的情況是，大部分人都脫離了農戶這一身份，農業(yè)生產周期對他們來說沒什么意義，記不記得住芒種前后該干什么有什么關系？

再次，傳統(tǒng)的過年除了人際網絡的年終大盤點這一功能外，另一個功能是好不容易等來的好吃的再分配，順帶還分新衣服和新玩意兒。因為生產力水平長時間沒有提高。據(jù)諸多學者的調查，直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各地區(qū)所用的農具依然極其破舊，人拉的小犁比比皆是，小麥畝產不到兩百斤，甚至一百五十斤也不新鮮。而建國后，工農業(yè)生產又受到幾次運動的破壞，很長時間沒有進步。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年過年吃的用的，能想到的花樣不多，相對固定，才有了所謂“年俗”，比如要吃紅燒肉，要蒸饃饃，要買紅頭繩……在如今這樣一個被商品化了的世界里，有必要嗎？不僅沒必要，事實上無法維持這樣的習俗，因為現(xiàn)代商品經濟的豐富程度是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想象的。

任何文化變遷都是相對滯后于社會變化的，當然并不是說以后就沒有春節(jié)了。但社會已經變了，過年這一文化事象還沒有根本改變，所以還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春運，過去是不會遇到這種問題的，但現(xiàn)在遇到了，因為人口的自由流動。再比如不斷攀高的過年費用。比如1986年的一項調查表明，1980到1986年間村民收入增長了1.1倍，年節(jié)花費漲了10倍。再比如過年的時候，人們往往被迫跟自己并不熟悉的親戚長輩聚在一起，被拷問，被責難，無時無刻不處在價值觀不同無法溝通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