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紅學研究最大的理論成果，我認為是對文學典型人物的評價突破了傳統(tǒng)的正反對立的觀念，發(fā)掘出了一種新的視界。站在這種新的視界看來，賈寶玉既不是“正”的典型，也不是“邪”的典型，而是“正邪兩賦”的“第三種人”的典型。這不僅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美學新思維，也是一種具有普遍世界觀意義的哲學新思維，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理論意義。

這個新視界是從《紅樓夢》第二回中賈雨村的一段“正邪兩賦”論里發(fā)掘出來的。

所謂“正邪兩賦”，就是說人世間的“突出”人物，除了“大仁”者（明君圣賢）和“大惡”者（暴君奸雄）之外，還有“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是由正氣和邪氣“搏擊掀發(fā)”而生的，比如“情癡情種、逸士高人、奇優(yōu)名倡”等等。賈寶玉就是屬于“第三種人”。

要說，賈雨村的這番高論早就被紅學家們注意到了，只不過沒有引起重視，而且還有爭議。周汝昌首先提出說這“正邪兩賦”很有意思，值得研究，但他并沒有說出所以然。而更多的學者則認為這只不過是賈雨村站在正統(tǒng)立場胡說八道而已。他用這一套“理論”來解釋為什么一個封建大家庭里會出現(xiàn)賈寶玉這樣的孽種叛逆，豈不是完全貶低了賈寶玉這個人物的典型性、貶低了《紅樓夢》的思想價值嗎？

其實，這段話雖說出自賈雨村之口，但實際上是曹雪芹借以說明他塑造的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的依據(jù)和評價，并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許多反對論者只看是反面角色賈雨村說的，就以為是反動話，沒有認真弄懂這段話的深刻含義。至于曹雪芹為什么要借賈雨村之口來說，那只是因為賈雨村并非一開始就是大壞蛋的簡單直通人而已。

首先，這段話并不是一般地泛泛論人，而是論人群中的“突出”者。那么，人群中的“突出”者，一般都認為無非是“大仁”和“大惡”兩種，其他的就是凡夫俗子蕓蕓眾生了。但曹雪芹說，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還有一種”既不是“大仁”，又不屬于“大惡”，既不是“正”也不屬于“邪”，而是“聰俊靈秀又乖僻邪謬”的人，也是很“突出”的。他們“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是謂“第三種人”。

曹雪芹這種看法似乎不符合正統(tǒng)的大道理，但很符合社會人群的實際。且不說大的人群，就拿一個班上的學生來說吧，突出冒尖的除了當班干部的“三好生”和幾個調(diào)皮的小壞蛋之外，難道不是往往還有幾個喜歡搞怪的特長生也顯得“突出”嗎？我們看歷史上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群，其實也是一樣的?，F(xiàn)在社會上除了好領導、好干部和少數(shù)腐敗貪官外，不是還有一些“名人”也很突出嗎？

那么，這樣一種“看人”的視界就既很實際，又很新穎獨特，而且很有味道。為什么呢？因為它跳出了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的用好壞善惡正邪的“兩分法”的“看人”理念，采用的是一種“三分法”。它的這種“三分法”并不是說人群里除了好壞之外還有中不溜兒的一撥，而是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評價標準。也就是說，這種“看人”的準則，既非社會功利價值，也非倫理道德價值，更非政治標準，而純粹是一種“人”的價值。這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獨到的哲思了。

為了避免深奧的哲學思辨，我不妨打一個比方吧。這就好比一個高人站在高處看下面的一群人的活動、一群人的表現(xiàn)，他也不管或者說不論這些人的表現(xiàn)的功利如何，只管那些人表現(xiàn)突出冒尖，那么這位高人就是按曹雪芹“哲學”“看人”的。這可以說是一種超凡脫俗的“哲學”，很可能是曹雪芹從佛學哲理中悟出來的。

那么這種“正邪兩賦”的“第三種人”的哲學有沒有進步意義呢？有的。曹雪芹是有意跳出正統(tǒng)思想文化、傳統(tǒng)思想文化觀念，他要用一種獨立的思想觀念和新的思維方式來寫這部小說，來塑造一種新型的人。應該說，他成功了，賈寶玉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深刻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的文學典型。這不僅是一種深刻的思想文化批判，也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新，思想創(chuàng)新。

曹雪芹提出的這種“第三種人”的哲學，也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它為我們現(xiàn)在應該怎樣“看人”提供了一種新思維。這種新思維有利于我們避免陷入“兩極思維”的僵化范式，避免片面性、絕對化和形而上學。如果我們仔細了解一下曹雪芹所列舉的“第三種人”的例子，我們就更能體會到它的現(xiàn)實意義了。

附：“正邪兩賦”論原文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jié)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nèi)，偶因風蕩，或被云催，略有搖動感發(fā)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fā)后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fā)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qū)制駕馭，必為奇優(yōu)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紅樓夢》第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