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公元196年～220年），是三國鼎盛時期的前夕。建安時期，由于時局動蕩，涌現(xiàn)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建安時期的文人，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核心，包括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陳琳、徐干、阮禹、應揚、劉禎）以及楊修等人組成。生活的動蕩，導致他們更能夠切身感受當時的生活艱辛。他們的文學作品都更加真實的反映當時的時代背景，更加直接的剖析內心的情懷。文學作品風格也因此而更加慷慨悲壯、遒勁剛健，充滿了活力和激情。 一、“建安風骨”的產生原因 政治動蕩的產物。文學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東漢末年建安時期，由于社會動蕩、群雄割據，各諸侯間經常發(fā)起戰(zhàn)爭，東漢統(tǒng)一局面已經支離破碎。文人們生活在這個時期，親眼目睹了戰(zhàn)爭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各種困擾，造成社會的凋零殘破。文人們親身經歷、感觸頗深，包含深刻的感情，抒發(fā)愛國救國之情。在這樣的時局下，當時具有一定勢力的曹操，在用人方面“兼收并蓄”“愛才惜才”，使得很多文人聚集到曹操麾下。由于志趣相投，且曹操父子在文學造詣頗高，這些文人們唯曹氏父子馬首是瞻，成為一個文學集團。這些政治背景對“建安風骨”的形成有促進的作用。 詩歌發(fā)展的產物。建安的文人們所創(chuàng)造的作品多為五言詩。五言詩短小精悍、鏗鏘有力，正是“風骨”的特征之一。漢朝時期，古典詩歌一路發(fā)展，主要以《漢樂府》為主。尤其是東漢靈帝之后，由于東漢的經濟開始衰敗、政治開始詭異多變，儒家的思想體系開始分崩離析，此時，內容充實、短小精悍的小賦得到飛快的發(fā)展。 文學語言的產物。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都具有非常鮮明的語言特色。詩歌語言接近口語，朗朗上口、自然流利、語法靈活。在句式上，簡短精煉，干脆純凈，不管是詠物還是言志，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曹操的作品更加接近漢代的樸素之美，而曹丕的作品則更加的唯美，“哀而不傷”。建安文學的這種語言特點，與建安文人們認真研習樂府詩歌具有一定的關系，建安詩歌在語言特色上，吸收了漢樂府的樸素清新，又不斷發(fā)展，注重“詩賦欲麗”。這種文學的語言特色，是“建安風骨”產生的原因之一。 二、“建安風骨”的美學內涵 “建安風骨”的的釋義，可以從作品內容以及作品風格兩方面展開。從作品內容上來講，這些文學作品反應了當時真實的社會動蕩和人民疾苦，體現(xiàn)了文人們心懷天下的情操，以及對統(tǒng)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從作品風格上來講，建安文學作品多采用“五言詩”或者“四言詩”，語句鏗鏘有力、特色鮮明爽朗。這不僅是指作品本身包含有健康、充實的內容，還包含有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 三、“建安風骨”的文學特點 1.現(xiàn)實主義 東漢末年的社會變革是建安文學發(fā)展的時代背景。當時東漢一統(tǒng)局面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各個諸侯之間展開混戰(zhàn)。戰(zhàn)爭導致人們生活面臨著饑荒、瘟疫等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災害。建安文人們對此深有感觸，他們在作品中也描述了這種社會動蕩的狀況。例如，曹操的《蒿里行》描述了討伐董卓時各路諸侯各懷鬼胎的丑態(tài)；王粲的《七里哀》描述了戰(zhàn)亂后一片狼藉的悲慘景象；此外，蔡琰的《悲憤歌》以及陳琳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屬于現(xiàn)實主義手法創(chuàng)作的作品。 2.政治理想 正是因為對時局動蕩、戰(zhàn)爭連連的親身經歷，才使得這些文人擁有較高的政治理想。以曹氏父子為核心，他們的政治理想更加高揚。曹操的多首作品均反映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例如，在《醉酒詩》、《龜雖壽》、《觀滄?！贰ⅰ抖谈栊小返仍姼柚?，曹操心懷天下、悲天憫人、壯志雄心一覽無遺。曹丕博古通今、善于騎射，常懷“救民涂炭”之志。曹植也不甘落后，不甘以文人自居，希望報國救民。建安七子在曹氏父子的帶領下，政治熱情極高，胸懷大志。 3.個性表現(xiàn) 建安時期的文人們更加追求個性，因為在曹操采用任人唯才，故文人墨客都是別具一格、自恃清高，個性張揚。雖然建安文人們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在特性方面也非常突出。例如，曹操、陳琳的文學作品較為質樸、曹植、王粲較為秀美。曹操善做四言詩，《短歌行》、《龜雖壽》均為四言，曹植善做五言詩，如《七步詩》、《南國有佳人》，曹丕善做七言詩，如《燕歌行》。 悲劇色彩。建安時期的連年戰(zhàn)亂的時代背景導致了文人墨客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悲劇色彩。從時代背景上講，戰(zhàn)爭不斷，社會動蕩，生靈涂炭。從個人的抱負來講，由于重建祖國家園必定會有一定的犧牲。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就必然帶有 |
|
|
來自： 昵稱20460031 > 《待分類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