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作者論』--從《關睢》篇漢人指出是周康王時畢公所作談起

----談不能忽視先秦及漢所提及詩經各篇的作者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只要是讀過小學或是唐詩三百首，沒有一個華人是不會此詩。只要一問他，如果他有注意這位作詩的人，一定回答的出是李白寫的。

但是，如果這是一首逸了名的詩，光是從這四句詩的二十個字里，對于『李白』這位作者的線索，完全在詩文里找不出來。于是后之研究此詩者，開始猜謎了，有人說這是首民間詩歌，因為四句詩文如此淺顯通俗，一定出自人民之口。

我們再返觀近百年的詩經研究，大多走上的就是這條路。因為，詩三百零五篇，除了少數于詩內明白有帶出了作者的名號的，如《小雅。節(jié)南山》『家父作誦』的『家父』，《小雅。巷伯》『寺人孟子』的那位『孟子』，《大雅?崧高》及《大雅?烝民》皆有『吉甫作誦』的『吉甫』，而知此四詩的確切作者而外，余則有見之于《尚書?金滕》里指出，周公于東居二年時，為詩贈成王，名之曰《鴟鸮》 （出自詩經《豳風》），或由《左傳》《國語》《呂氏春秋》里引用某人的詩句正合于相對應的詩經篇章，以推出這位作者。但總數加起來只不過十多篇，其余約二百九十篇全都找不到作詩的詩人。

但是，找不到詩人，不是沒有詩人，不能于是就說是民間一語就帶過了。就像是一旦李白此首《靜夜思》沒了作者之名，難道后人就將之歸于民間所作，此就是學者的黔驢技窮之下的獨門絕活嗎。可惜的是，后世對于詩經的研究，從汗牛充楝的數十年來的譯注或研究的著作，泰半以上都以民間一語帶過。如此一來，連整首的詩作，因為取向的錯誤，則解詩也方向錯誤，而致所釋譯的詩，就成了完全和詩經應有的風貎大大不同，一首首都成了學者自己創(chuàng)造的情節(jié)的情歌民謠或民間諷上的詩。

吾人可以舉詩經第一篇的《周南》的第一首《關睢》來看好了。《關睢》這首詩如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SPAN>

于筆者的著作內，只是就文字的內容指出了，《詩經?關睢》為貴族之戀愛詩，而非民間詩。（見《天祿閣曲談》），但也因詩文里沒有確實作者名姓的資料，以是之故，沒有指出作者，但不是說他沒有作者，比一般學者隨便就以民間一青年男子語搪塞過去，己盡量就其詩文內去發(fā)掘出這位詩人的身份，如其中的『君子』，是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貴族男子的稱呼，由詩文里的『琴瑟』是貴族里所用修身的樂器，及『鐘鼓』是貴族享受音樂樂隊的特權。由是證出，此詩必出自于一位貴族之手。

不過，有關此詩的作者，真在古書上有指出過名姓的。在東漢末年，一位漢初張良的子孫的張超，他在《誚青衣賦》里，就寫出了：『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得愿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幻靼字赋隽宋髦荛_國，只到了康王年代，就呈現(xiàn)了衰兆，因為康王溺于情愛而晚起床，于是有一位在朝的貴族畢公就寫作了《關睢》此詩，以『諷諭』康王。其實，此為東漢的流行的說法，因為像是東漢的王充，寫作的《論衡?謝短篇》:『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即亦指出因為康王不早朝，不合君王應有守禮于男女之事，于是一位『大臣』就寫詩『刺』（諷諭）康王。而更早就在后漢明帝八年的詔書里，也用了這個典故，而寫出了『應門失守，《關睢》刺世』（《后漢書》），而在《后漢書》注里，又引用了東漢薛漢的《薛君韓詩章句》，明白指出了此一故事：『詩人言睢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睢》，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欢谠甑摹逗鬂h紀?楊賜傳》：『楊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唬?，則在西漢晚期的劉向在其《列女傳?仁智篇》的〈魏曲沃負〉傳里有『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欢鴦⑾蚴橇曯斣姷?，而此一說法當是來自西漢初年魯人申公釋詩經時的說法。

按，申公，即申培，依《漢書?儒林傳》指出他是魯地之人。年少時和漢開國的劉邦的弟弟劉交，一同受詩教于齊人浮丘伯，此于乃于秦朝收天下圖書于官府，詩經靠口傳，而此位申培在秦朝時受詩經于浮丘伯。申公寫作了詩經的《傳》，于是開魯詩的一門。而魯、韓詩都有這種說法。而作者，被最早的申公指出是一位周康王朝中的大臣，因為看到了康王失德晚起上朝，于是從此一小地方就知道周天下之衰了，于是就用關關睢鳩此鳥，在河洲上，來比喻像睢鳩此鳥，猶如淑女，是帝王貴族（『君子』）的佳偶，但是相處之道，是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都有禮法，不是樂不思朝，于是夫人鳴璜及宮門擊柝的禮法都因之無法如禮而行。這種說法，從魯詩到韓詩都是這種說法，即，西漢初年，上距先秦未遠，當日的口傳而著于釋經之文，都有此一說法，而到了東漢末以前，但在現(xiàn)有史料里，沒有看出確指是周康王的朝中的哪一位貴族大臣，直到今存于《藝文類聚》及《初學記》里的東漢張超的《誚青衣賦》，就明確指出此一位詩人是畢公了。申公受詩學于秦朝的齊人浮丘伯，則自是詩傳有來源。也可以說，在漢朝以前，或在戰(zhàn)國時代的周朝末年或秦朝，當日的人就知道或附會或真實的《關睢》的來歷，于是雖非史載，而成了口述歷史的素材，一代代傳下來。就好比，李白的詩后世如果真沒了作者，但某位后世的史料里記出了，傳自古昔的說法是李白，則有二種解釋，一為果真是李白，二是此為臆說。而如果后世采取不相信，一如吾人所舉例，大家于是釋成是奴隸的悲苦懷鄉(xiāng)的心境，真就屈枉了李白此詩及對其人其作的大不敬。而且在釋經時也就釋錯了詩旨。所以，于詩經的任何的譯注里，如古人，不論齊魯韓或毛詩，都對于各詩的作者，或有描述，而或果為真亦未可知，不可憑己意就妄為抹殺，一本好的詩經的著作，對于各詩的著者，于齊魯韓或毛詩里有指出者，應錄下以做為口述歷史的一部份，留一份歷史上傳言的詩人的出處為宜，一如釋《關睢》，則存或周康王時一位大臣，或言畢公所作等，始不會自由釋成如民間戀歌一類的錯誤取向了 。（劉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