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1885—1962年）在其《六十回憶》中，自述1908到1912年間，“每日所見聞者，蘇州事也；每日所交接者，蘇州人也”。他說：“余在蘇時，尚有兩事：一，吃館子，二，坐花船——雖屬荒唐，但不妨言之。當時館子之佳而且廉者，司前街之京館鼎和居也，與之交易者，大半為官員，其次為紳士，最次教員與學生。花船之最著名者，李雙珠家（鴨蛋橋）也。兩者余均享受之，而以末一年為最多”。

周氏目李雙珠家花船為當?shù)亍白钪摺?，又將其家所在地阿黛橋諧音說成“鴨蛋橋”，真可為之一笑。因偶讀少周氏兩歲的葉楚傖（1887—1946年）所撰《金昌三月記》云：

金昌亭，為蘇州勝游薈萃之地。香巢十里，金箔雙開，夕照一鞭，玉驄斜系。留園之花影，虎丘之游蹤，方基之蘭漿，靡不團艷為魂，碾香作骨。亭午則綠云萬戶，鬟兒理妝；薄暮則金勒香車，搴帷陌上。迨燈火競上，笙簫雜聞時，則是郎醉如醇，妾歌似水矣。

阿黛橋在后馬路，為簫鼓淵藪，伎家櫛比以居。“同春”、“同樂”諸坊，門臨橋干，重閣覆云。下眺馬路，斜照中，五陵年少，連驂而過，時與樓頭眉黛眼波疾徐相映……

方基畫船，薄暮斯集。船娘多二十許麗人，織錦花鞋，青羅帕頭，波光面影，一水皆香。最好是艄頭笑語，月下微歌。風華少年，挾艷買槳，游虎丘山塘間。夕陽欲下，緩緩歸來，輒集于方基。野水上杯，名茶列坐，笙歌隔水，珠玉回波。星轉露稀，則兩行紅燭，扶醉而歸。詢夜景之解人，歡場之韻跡也。

原來周氏所謂“鴨蛋橋”，即葉氏筆下“阿黛橋”之俗稱也。葉氏《金昌雜詠》云：“阿黛橋頭夕照斜，玉鞭金勒碧幢車。重樓十二珠簾啟，看煞梁溪浦醉華?！?/SPAN>

浦醉華，無錫人，其當日冶游之友。葉氏記述其事云，浦氏“陌上連車，樓頭斗酒，俊游中氣概，豪快不凡。昵王三，競渡日，遍集曲中諸姝，開午飲，自午至酉，花氣如云，衣香繞席，凡金昌名姝，如花綺、花珍、謝英等，莫不彩輿鈿車以至，歌聲笑聲，與樓下喝彩聲相應?！辈l(fā)聲贊嘆道：“洵色界之豪游，情場之盛史也?！?/SPAN>

其中提及的三四位“金昌名姝”，葉氏俱有筆墨云：

王三，字寶寶，百花巷歌者語，居安樂里。豐腴朗潤，尤以柔媚勝。豪于飲，百斗不醉。與余約，余作七絕一首，伊亦倍盡一觴，自夜戌初起至曉，余成《金昌雜詠》三十絕，伊亦連引三十觥，淹才垂盡，環(huán)顏亦酡矣。其婢阿巧，亦能飲。故角飲斗杯，每每令人思王三。

花綺，字彩琴，居美仁里中。能繪花草，為金昌亭畔第一人。嘗畫一蓮花扇面，丐余題詞，余為寫《清平樂》一闋云……綺喜，為設酒宴余。

花珍，字采影，居同春坊。能讀書，教以詞，瑯瑯上口。喜作男子妝，豐姿翩然也。性抗爽，輒為其儔解事，能莫能誹。顧嬌小輕盈，一十六歲小妮子耳，嘗與余語竟夕。金昌亭畔人，頗有以幺鳳毀之者。采影曰：“生遭不幸，至以歌舞媚人，尚何忍自文，益令人齒冷耶？”

謝英，字月，居同春坊，冶艷為金昌冠……婉孌和順，無現(xiàn)時習氣，佳姝也。

不過在葉氏看來，那位叫做李雙珠的，卻是阿黛橋花叢中的“下駟”。他所欣賞的是其侍兒金鳳，認為其人物絕佳，“與雙珠合唱《春秋配》、《烏龍院》，吳下歌場，一時無兩。金鳳父馬翔云，為江湖名旦，雙珠諸曲，皆受諸翔云。翔云老矣，乃留女以教雙珠，主婢亦師生也。”“李雙珠之《春秋配》，花綺之《烏龍院》，沈媛媛之《富春樓》，皆極一時歌場之選，然終未若花珍之《小放?！方^倫超群也……吳俗謂主娘為‘花’婢子‘葉’。間有倡條冶‘葉’，獨占一時，寂寞花神，反而低首者……金昌亭下采影家，翠弟第一，金鳳次之，小白蘭花家阿彌又次之，余則檜下諸什矣。未知彼主此婢，周氏所冶者為“花”為“葉”邪？

葉氏又記吳門他處花絮云，“黛橋諸坊而外，則有美仁等里，在石路一方，毗接山塘，猶秦淮之有舊院?；谇匍?，小林居之，插柳雙門，遂成艷窟矣”，至于留、西諸園，則為攜紅流連之地：

留園芙蓉花塢、菡萏池塘，為江南冠。春秋佳日，裙屐畢集，尤以四面廳為花影側聚之藪。季春之“蘭花會”，傾城士女連翩而至。但汗香粉膩，笑倩語低，蘭花此時固不欲以解語媚人，人亦未嘗以蘭花之媚為媚也……中秋日之留園，嬌鶯雛燕，聯(lián)翩以至。

西園……出留園西行百步即至。衣香鬢影，時與曲廊、洞房相點綴金昌風景也。

1912年3月27日晚，駐扎在閶門外的“新軍”因事發(fā)動騷亂，一時間搗毀戲院，燒毀民房，搶劫千余家，直至翌日上午兵變被彈壓后，閶門一帶的市面始告平定。葉氏記其后果道：“市廛櫛比，幾盡付劫灰，燕梁鶯屋，大受創(chuàng)損?！倍嗄旰?，他重至其地，不覺感慨系之，于是賦詩兩首。其一云：“迢迢樓閣劫灰新，脈脈垂楊綰舊春。惆悵金昌門外道，香車無復逐輕塵。”

三、    每況愈下“船娘史”

周劭在《明代的娼妓》一文中論曰：

“明季的娼妓事業(yè)，當推南都為中心，其地北招維揚，南徠姑蘇，再加上秦淮舊跡，遂成為征歌選舞的勝場”，“當時的風尚，一洗元朝及明初之陋，所稱名妓者，必須于體態(tài)容貌之外，益以所居之處（大都是河房）清潔幽雅，更須精通文學藝術……她們的學問與居處，實是用以招徠的工具，不僅是只以容貌酬對取悅于人了”，“自從清兵南下，秦淮歌舞頓衰，其后雖再度崛起，但已非明季全盛時代的一副面目”了。

顧頡剛（1893—1980年）曾記王伯祥語云：

“蘇州娼家，在洪（秀全）、楊（秀清）之難以前，皆在閶門外。自鴨蛋橋至楓橋，十里香城，連接不斷?；洷戎?，巡撫徐有壬死守，遂完全焚毀矣。后漸遷至閶門內倉橋浜。及光緒間，城外建設馬路，洋務局主持其事，欲興馬路市面，密請臬司朱之榛驅出城外，遂在今桃源坊、同春坊（長三）、楊樹里（幺二）等處。倉橋浜至今尚有娼妓住家?！?/SPAN>

又云：“當時妓院門口，均掛紅黑帽、超棍等?！鳖櫴险J為此種樣式，“大約是官妓之遺風”，并引《蘇州碼頭》語：“走進兩扇石庫門，見了一只小花廳，玻璃窗，花草滿天井”，發(fā)表議論道：“可見那時妓院頗有貴族氣象，門庭整齊，不像現(xiàn)在的俗陋?！?/SPAN>

這意見，幾乎與郁達夫1936年春夏在福州的觀感是相同的。他在《飲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由邵武張亨甫《南浦秋波錄》而發(fā)表感慨道：“……這些樂戶人家，完全沒有舊日的豪奢影子了”。

范煙橋（1894—1967年）在其筆記《茶煙歇》中有一則徑以“船娘”為題云：“蘇州船娘，艷著宇內，與秦淮桃葉媲美。故《吳門畫舫錄》班香宋艷，與《秦淮畫舫錄》同為花史巨制，開《教坊記》、《北里志》之生面。近時頓見衰落，雖畫舫依然，而人面不知何處去矣！”他說：

嘗見某筆記云，清人入關，頗不喜女閭，于是鶯鶯燕燕，悉避諸舟中，因舟中佳麗獨弗禁，遂成習慣而產(chǎn)生一“船娘”之名詞。當時悉在七里山塘間，一舸容與，群花招展，指點景物，品量容顏，往往竟日不足，繼之以燭，因此有“熱水船”之稱。意謂柔櫓撥水，殆將騰騰有熱氣焉。洪楊后，尚有數(shù)舫載艷，惟已變舊時體制，主觴政者多為枇杷巷中人，僅以“船菜”博人朵頤。然春秋佳日，亦頗多主顧。夏初，黃天蕩賞荷，更排日招邀。自廢娼后，無復“畫船簫鼓夕陽歸”之況矣。

據(jù)《姑蘇野史》，當日那些畫舫往往從農歷七月十五日山塘看“三節(jié)會”（清明、中元、十月朔）起，名為“出廠”，就是說入夏畫船進廠抹油、揩漆修理，到這時可以出廠下水用了。一直到八月十八日行春橋看“串月”為止，名“下彩”，因畫船都掛燈結彩，到那時卸去燈彩。這三十三天要連日有主顧，有一天中斷，就得“下彩”，所以妓院必須竭力張羅?！啊秴情T畫舫錄》所記，就是當時妓院佳麗。倘然船家自由營業(yè)，就沒有這種規(guī)矩，無論何時，都能雇用。”

《吳門畫舫錄》所記，自然是咸豐十年（1860年）6月2日，洪、楊（秀清）麾下的太平軍攻占蘇州城之前的情景了，那么，其時畫舫載艷的情形如何呢？“遇賽會日，畫船鱗集山塘，視‘（清明）競渡’尤盛。”顧祿《桐橋倚棹錄》卷十二記載當日風尚道：

郡城燈船，日新月異……值客必以垂髫女郎貢煙遞茶，其人半買自外城。間有船娘己出者，大致因伺佳麗之登舟者而設也。佳麗來自院中，與長年相表里，有主人攜至佐酒者，有所招之客挈至自娛者。酒酣席散，無論主賓與侑酒之妓，各以番錢相餉，有幺三、幺四之目。幺則給予值艙之舟女，三、四則給與榜人，俗呼“酒錢”。

快船即燈船之亞……有本船自蓄歌姬以待客者，近亦葺歌院，可以登岸追歡。其船多散泊于山塘橋、楊安浜、方基口、頭擺渡等處，運動故作遲緩之勢，似舟行逆水中，俗呼“逆水船”。其人間有負一時盛名者，分眉寫黛，量髻安花，雖未能真?zhèn)€銷魂，直欲真?zhèn)€銷金！蓋亦色界之仙航，柔鄉(xiāng)之寶筏也。

船中弦索侑酒，又必別置辮發(fā)雛姬，女扮男裝，多方取悅于客，俗呼“鼻煙壺”，言其幼小未解風情，只堪一年嗅而已。

對于清代妓業(yè)從“盛時”到晚期的變化，蔡云輝執(zhí)筆之《近代中國城市發(fā)展與社會變遷，1840—1949年》（何一民主編，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中有關一節(jié)道，“近代城市的娼妓業(yè)之所以不斷發(fā)展膨脹，除合法化為其大開綠燈外，城市的畸形發(fā)展和賣淫市場的日益廣闊，是最主要的客觀原因”。他指出：

封建城市社會中的等級職業(yè)結構下，娼妓都有其固定的來源構成。在明代城市中，其來源為“‘罪犯’與‘俘虜’二種女子無疑”。這些由“罪犯”與“俘虜”的妻女及其后代構成的“皆以脂粉為生計”的賤民，在明清時期主要有樂戶、惰民、世仆、丐戶、伴當、蛋戶、九姓漁民等。

封建時代的娼妓，其主要的服務對象為貴族官僚和富商大賈。但在明清時期，官吏士人雖可納妾蓄婢，但卻被禁止嫖娼，以其“有玷官箴”。按照清初頒布的法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挾妓飲酒，亦在此例）”……因而在清朝各城市中，入妓院者最常見的乃是一般的富商大賈以及紈绔子弟，其服務對象有一定的限制。咸豐、同治以后，隨著清政府社會控制能力的弱化，對官吏、士人的狎娼禁令，在實際上已經(jīng)廢弛了。

與此同時，“封建時代的娼妓較多注重其內在的修養(yǎng)，藝術品質、品位較高”的情色傳統(tǒng)（如南宋盛時的青樓女子，“皆靚妝盛飾，蘭麝熏人，貯以華屋，侍女如云，尤善諸藝，嫻習應對，見者傾倒”）也就曳然中輟，而“墮落”為近代“只要付錢馬上交易了事，而沒有其他的逗樂和調情”的肉欲買賣了。作者認為，這可從以侑酒主觴政的“書寓先生”（賣“藝”不賣“身”）在上海灘自動降格，從而與“長三”、“幺二”等原屬二、三等級的娼門混同為其標志。

對于男子召妓尋歡、娼門作樂的社會需求，臺灣郭立誠女史在《中國婦女生活史話》（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中曾經(jīng)作過一番認真的探求。她認為，舊式家庭中“夫婦有別”的封建倫理、“相敬如賓”的傳統(tǒng)教養(yǎng)，大概是驅使讓男子向外尋求“閑情”來調劑“心身”的動因。她在《娼妓史話》一文中分析說：

他和她在一起“只談風月”，既不談朝政升遷，也不談“科名家計”，除了吟風弄月，就是“小紅低唱我吹簫”，面對的是刻意妝成的美人，煙視媚行，一笑一嗔，都足令人顛倒，無怪他要流連忘返了。

——你要知道古代男人找妓女是“戀愛”，不像（找）現(xiàn)代妓女是為了“性的發(fā)泄”，而現(xiàn)代人既有戀愛的自由，現(xiàn)代良家婦女也從傳統(tǒng)的“女教”里解放出來，男女相悅不再是干犯名教的事，男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戀愛的對象，娼妓自然就變成純粹的賣淫婦，古人書中的名妓也從此絕跡。用歷史眼光來看乃是必然的趨勢，是毫不奇怪的事。

因為上述的緣故，如顧頡剛所說的“舊院的貴族氣象”，或如郁達夫所慨的“樂戶人家舊日的豪奢影子”，都只能于故紙堆中求之了。同樣，欲知當年“蘇州船娘”的豐采，也就只能在元代以來的詩作中依稀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