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地名為“太倉”，為什么又稱“婁東文化”呢？

婁東，一說“婁水”東流入海，一說地處婁江之東。北魏的著名水利學家酈道元（466—527年）在《水經(jīng)注》一書中專門提到過“三江”。古時的三江指婁江、東江、松江。唐、宋以前，這是太湖的三大泄水通道之一。到了元初，東江、松江相繼湮塞，婁江就成了導水入海的大通道?！皧浣笔翘啤⑺我郧暗呐f稱，也就是現(xiàn)在的“瀏河”。婁江源出今江蘇吳江市鲇魚口，北入運河，經(jīng)蘇州婁門，再經(jīng)昆山、太倉，在瀏河口入海，全長約92公里，在太倉境內(nèi)，從西郊到入海口大約有20公里。因為當時昆山、太倉地處婁江之東，所謂“東歷昆、太”，所以，太倉別稱“婁東”。

關于“婁東文化”的起始，我認為太倉在宋以前，還談不上有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區(qū)域文化，故“婁東文化”從宋算起，更有說服力。

目前，太倉沙溪鎮(zhèn)樂蔭園的宋碑是太倉歷史上有文字可查的最確切的記載。太倉在唐以前，幾乎沒有從政的官員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唯一能查到的是三國時孫權手下的仆射（高級武將）徐真，相傳他的妹妹玉印嫁給過孫權當妃子，后失寵。史書明確有記載的太倉人，在宋代時是龔宗元、龔程、龔況、龔明之一門四代七進士。最早記錄“牛郎織女”傳說降生太倉的就是當時家居太倉南郊黃姑村的龔明之（參見宋代龔明之的《中吳紀聞》）。宋代另外有郟亶、郟升卿、郟晉卿父子三人，郟亶是王安石欣賞的水利學家，寫過《吳中水利書》，今太倉弇山園有其墓葬。

鑒于以上史實，婁東文化可暫定宋以來直至今日，大約1000年的歷史。

有一個情況要指出，2006年，太倉公園改造、擴建時，意外地挖到了數(shù)十塊老磚，并在磚身上發(fā)現(xiàn)了若干文字，經(jīng)辨識，清晰可見：“釋迦真身寶塔祝延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圣壽保國界安民者”等字樣。

按字面釋讀，此乃釋迦牟尼的真身寶塔，而“祝延圣壽”通?？捎袃煞N解釋：一、 為祝延今皇帝圣壽萬安；二、 祝圣佛事：主要指佛菩薩圣誕的慶?；顒?，包括佛的誕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等。按其圣誕祝儀的格式，要唱“摩訶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三遍?！澳υX般若波羅密多”是梵文音，系佛家常用語，在佛教用語里，“摩訶”是大，“般若”是智慧；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大智慧”的意思，亦即“無為心”；“波羅密”是“到彼岸”的意思。整句中文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

這磚上的24個文字傳達給我們的歷史信息是：此磚系釋迦牟尼的真身寶塔之磚。換句話說，這兒可能有釋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如果確有地宮，確有佛祖舍利的話，那婁東文化可以推前到1500年前的南北朝時期。

另，太倉別稱“弇山”，以前的弇山飯店就是以地名命名的。弇山的出處來自于明代王世貞筑的弇山園，王世貞是明代文壇領袖，曾主持文壇二十年，官至刑部尚書。他在明萬歷年間，與其弟弟王世懋在太倉建了十多個園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弇山園。園名來自《山海經(jīng)》，“弇山”指神仙居住的地方。弇山園占地70多畝，疊有東弇、西弇、中弇三座假山，被稱之為“平地起樓臺，城市出山林”，當時號稱“東南第一名園”。明代不少名人如李時珍、戚繼光等都到過弇山園。后來，王世貞干脆自號“弇州山人”，他的書也取名為《弇州山人四部稿》。鑒于王世貞的名聲與地位，鑒于弇山園的名氣，太倉又叫“弇山”，也就順理成章。
一、 太倉婁東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婁東文化是一個地域性文化，從屬于吳文化、吳越文化。

（1） 海上漕運起源于太倉，中國最大的海關曾經(jīng)在太倉；
（2） 麻將牌藝起源于太倉；
（3） “牛郎織女”傳說生發(fā)于太倉；
（4） 鄭和下西洋，太倉為起錨地；
（5） “婁東畫派”起源于太倉；
（6） 江南絲竹藝術起源于太倉；
（7） 《金瓶梅》是明代文壇領袖王世貞寫的，學術界有此一說；
（8） 《紅樓夢》是清代大詩人吳梅村寫的，學術界有此一說；
（9） 《本草綱目》的出版，因為王世貞寫序推薦；
（10） 《牡丹亭》首演在于太倉；
（11） 中國第一個文人在野黨團“復社”在太倉；
（12） 中國古代三大雅集之“玉山雅集”在太倉，其規(guī)模遠超“蘭亭雅集”；
（13） 《清明上河圖》與五位太倉文化人有關，沒有“苦孝說”，就沒有今天的知名度；
（14） 太倉園林原來有“姑蘇園林甲天下，婁東園林甲姑蘇”；
（15） 太倉出美食，有肉松、糟油、爊雞，還有河豚、鮰魚、鰣魚、刀魚、銀魚，稱為“長江五鮮”；
（16） 太倉名人，古代有王世貞、吳梅村、張溥，近現(xiàn)代有吳健雄、朱棣文、陸曉同……）

二、太倉的藏書家

太倉是個出文人的地方，明、清以來，藏書家與藏書樓自然也有不少。比較有名的明代王世貞、王世懋兄弟的“爾雅樓”“萬卷樓”“小酉山館”；張溥的“七錄齋”；畢沅的“經(jīng)訓堂”等。據(jù)地方志記載：王世貞的宋刻本三千卷，藏于“爾雅樓”；“小酉山館”則藏書三萬卷；王世懋的“萬卷樓”，有大量宋刻本與名家名帖。相傳，王世貞曾用一座園林換了一套宋版刻本的《兩漢書》。明代太倉還有一位叫陸容的，出版《菽園雜記》，系太倉有名的“婁東三鳳”之一，藏書超過萬卷。清代的王祖畬，寫過《太倉州志》，藏書數(shù)萬卷。

談太倉的藏書家，不能不提清代的繆朝荃，他建有“東倉書庫”，原址在今太倉鬧市區(qū)的賣秧橋西堍，坐北朝南。宅左編靠新開河，就石駁岸面東建書庫。墻之外壁嵌有南通狀元張謇寫的“清澗之曲”磚刻大字。據(jù)民國時太倉圖書館館長狄斗南留下的文章，繆朝荃有藏書數(shù)萬卷，而且不少是專門請人抄校的善本?？上У氖堑剿麑O輩已家道中落，就開始變買祖上的藏書，其中大部分善本書賣給了今浙江南潯劉承干的嘉業(yè)堂?？姵醪坏矚g藏書，還喜歡刻書，已刻的有：《匯刻太倉舊志》二十六卷、《東吳紀聞》六卷（宋龔明之著）、《玉峰志》三卷（宋凌萬頃、邊實編）、《玉峰續(xù)志》一卷（宋邊實編）、《昆山郡志》六卷（元楊譓纂）、《太倉州志》十卷（明桑悅著）、《覆瓿叢談》二卷（吳曾英著）、《溪山臥游錄》（盛大士著）等。

現(xiàn)在的游客與讀者往往只知道南潯小蓮莊旁邊的嘉業(yè)藏書樓很有名，很少有人知道嘉業(yè)堂的不少善本來自太倉藏書家繆朝荃的“東倉書庫”。

當代太倉，藏書比較普遍，但超過萬卷的不多，本人算一個，太倉市政府秘書長龔璇大概是目前太倉藏書第一大戶。有明刻本、清刻本，有孤本、善本藏書的，我的同學殷繼山的藏品可與外地的藏書家一比。

三、 與書與文化人有關的太倉典故

（1） 玉山雅集

元代是太倉極為重要的發(fā)展時期，由于劉家港的興盛，小小的太倉溝通起了世界各國，成了元朝對外交流、貿(mào)易的重要窗口。劉家港設海運都漕運萬戶侯4個，朱清為萬戶侯。估計當時劉家港人口有20萬。這后，波斯人、色目人、阿拉伯人，甚至孔子的后代都集聚到了太倉。這也為后來鄭和下西洋集聚了人才，奠定了基礎。

元代顧信（與趙孟頫亦師亦友的關系）的兒子顧阿瑛（顧仲瑛），號金粟道人，詩文吳中第一，元代文壇領袖式人物。玉山雅集則在太倉茜涇筑玉山草堂，時元大德八年（1348），被認為是我國歷史上三大雅集之一。蘭亭雅集，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名流及親朋共42人在紹興曲水流觴，每人作品結集，王羲之寫《蘭亭集序》，唐太宗喜歡，隨葬，名傳千古；西園雅集，宋元豐初，北宋駙馬都尉王詵邀蘇軾、蘇轍、黃庭堅、米芾、蔡肇、李之儀、李公麟、晁補之、張耒、秦觀、劉涇、陳景元、王欽臣、鄭嘉會、圓通大師（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等16人在其宅地西園雅集。玉山雅集持續(xù)達12年之久，50多次，先后有黃公望、倪云林、楊維楨、王蒙、張雨、楊基、郯九成、俞在明、于彥成等詩人、書畫家參加，還有北方的熊夢祥都參加了，柯九思、陳旅、李曉光、黃溍、鄭元佑、高明、王冕、王祎都參加過。也是文藝界大事，可惜知道的人很少。詩曰：“海上騷臺獨立盟，草堂不愧玉山名。士風未達認操得？空溯當年顧仲瑛。”

顧阿瑛娶沈萬山的女兒為妻。明洪武23年，顧因黨禍受牽連被凌遲處死。而昆山周莊的沈萬山，第一桶金就是在太倉掘到的，說的好聽些，做外貿(mào)生意，說的難聽些，就是走私。

（2） 《永樂大典》

太倉雙鳳陳家出了三兄弟陳洽、陳濟、陳浚都為一時之名人。陳洽官至兵部尚書。陳濟人稱“兩腳書櫥”，明《永樂大典》《太祖實錄》總裁。陳浚與其齊名，官至刑部主事。《永樂大典》有一位副主編叫張洪，是太倉沙溪人。一部如此重要的大典，其總裁與副主編竟都是太倉人，太倉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可見一斑。

（3） 王世貞寫《金瓶梅》說

① 《全本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1992年版；

② 《金瓶梅詞話梅節(jié)重校本》，香港梅節(jié)館印行版；

③ 《會評會校金瓶梅詞話梅節(jié)重校本》，1998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版，系北京大學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④ 《增圖繡像足本金瓶梅》，中國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珍藏稀有版本，只印499套；

⑤ 日本版《金瓶梅》。

關于《金瓶梅》作者問題，海內(nèi)海外見諸報刊書籍的約有五、六十種說法，有蘭陵笑笑生、徐渭、盧楠、薛應旗、趙南星、李卓吾、李開先、賈三近、屠隆、賈夢龍、王寀、謝榛、劉修亭、馮夢龍、王穉登、陶望齡、馮惟敏、湯顯祖、李先馮、丁耀亢、沈德符、丘志充、汪道昆、李漁、袁宏道兄弟等。另外還有紹興老儒說、“金吾戚里”門客說、某孝廉說、瞽者劉九說、明季浮浪人說等，近年更是不斷有新的假說提出，如浙江黃巖的蔡榮名等。但排在第一位的卻是我們太倉人王世貞。

關于《金瓶梅》作者問題，明代時，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作者“為世廟時一鉅公”；明文學家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中則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迸c王世貞同時代且與之有交往的屠本竣在《山林經(jīng)濟籍》卷八說：“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并特意指出“相傳為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明文學家謝肇制則說：“此書向無鏤版，抄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完好?！?BR>
到了清初，“王世貞說”開始流行。此觀點最早見之于宋起鳳著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稗說》，其卷三云：“世知《四部稿》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逼浜蟛痪?，《金瓶梅》的康熙乙亥謝頤序用甚為肯定的語氣說：“《金瓶梅》一書信乎為鳳洲作無疑?！兵P洲是王世貞的號。清乾隆時的顧公燮在《消夏閑記摘抄》卷上《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一節(jié)里有較為詳細的描寫：“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曰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滅，容抄正送覽。退而構思數(shù)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為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修腳。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專心閱書，故意微傷腳跡，陰搽爛藥，后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于敗。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鼻宕睦畲茹憽⒘赫骡牭任娜艘渤执擞^點。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張竹坡“苦孝說”一出，則成為當時最有市場的一種觀點。張竹坡指出：“其親為仇所算”，“痛之不已，釀成其酸”，“《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睆堉衿略凇督鹌棵贰返谝话倩貖A批說：“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所仇之人也?！庇捎趶堉衿滤f的情況，惟王世貞一個符合，故得到多數(shù)人認同，像清康熙時的文學家張潮公開贊同王世貞說。佚名的《寒花庵隨筆》還把此傳說編成了曲折動聽的故事，流傳甚廣，影響甚大。另外，《缺名筆記》《秋水軒筆記》《茶香室叢鈔》等也都認為《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還有后來的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也是此觀點。這樣，基本坐實《金瓶梅》為王世貞所寫。由于海外譯本以前均以張竹坡評本為藍本，所以王世貞說在海外也流傳甚廣。

20世紀30年代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金瓶梅》評價甚高，說：“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但后來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日文譯本序中又有了新的說法：“《金瓶梅詞話》的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地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编嵳耔I在《談〈金瓶梅詞話〉》里也持相似觀點。但他們都忽略了王世貞原本乃山東籍，乃“山東瑯玡人”，并且他當過山東青州兵備副使三年，他會山東話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筆者在江蘇與山東交界處的微山湖畔煤礦工作過，有評論家就指出我的小說語言是南北方語言的混合，這是免不了的。更何況王世貞是個文壇大家，會老家語言情理之中的事嘛。1934年1月，吳晗在《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文章反駁王世貞說，由于魯迅、吳晗兩人的身份、地位關系，王世貞說受到了重大沖擊。但天津的朱星教授則力主王世貞說，1979年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發(fā)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的論文。1980年朱星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考證》一書，從多方面論證除了王世貞，不可能有其他人寫出如此巨著。他理由十條：1. 王世貞是嘉靖年大名士；2. 他不只是大名士，且能作小說；3. 他有這樣的大魄力獨立完成這樣一部為個人創(chuàng)作之首的大創(chuàng)作；4. 他從嚴世蕃伏誅（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到他去世前（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有24年的時間可以從事這項創(chuàng)作；5. 他不只是大名人，還是大官僚，所以他能寫出許多官場大場面；6. 他到過山東、浙江等不少地方做官，更熟悉北京；7. 他最崇信佛道，故書中多有這方面的內(nèi)容的描寫；8. 他是蘇州府太倉人，但其祖籍在山東，又在山東做過官，不僅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客觀條件，也具有懷念山東鄉(xiāng)土的主觀感情；9. 他生活放浪形骸，好色醉酒；10. 他知識面廣，所以才能寫出這煌煌一百回的巨著。根據(jù)朱星教授考證研究，《金瓶梅》的手抄本，追來追去，追到王世貞處都斷線了，王世貞家成了《金瓶梅》手抄本的最初出處，這確實是極重要的線索。朱星教授之后，又有學者周鈞韜提出“王世貞及其門人聯(lián)合創(chuàng)作說”。

另，有學者因《金瓶梅》中多次出現(xiàn)“金華酒”，認為作者對此酒太熟悉，推論出《金瓶梅》作者應該是浙江人。其實認真讀過王世貞著作或《王世貞年譜》的可知道，王世貞曾任浙江右參政，故他對浙江的物產(chǎn)自然有所了解，在其《弇州山人稿·酒品前后二十絕》中提到過金華酒，并指出此酒為浙江貨，可見作為江蘇太倉人的王世貞對此酒也非常熟悉，乃至喜歡。不知這算不算一個小小的旁證。

寫到這兒，我想起在《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里寫到了在西門慶家的一次便宴上，有一菜肴為“爊雞”（非影印版把爊雞這道菜刪掉了）。這以前一直未引起筆者重視，最近筆者撰寫《江蘇太倉旅游》一書時，因涉及到太倉的土特產(chǎn)，突然想起雙鳳爊雞是太倉著名的傳統(tǒng)特產(chǎn)。相傳明代弘治年間，唐伯虎與祝枝山來太倉拜訪雙鳳名士周榆庵就品嘗過。據(jù)我所知，在明代時，爊雞還只是太倉雙鳳周家以祖?zhèn)髅胤綗u制的一道特色菜，并未作為商品上市，應該傳播的范圍有限，外地人不一定會知道爊雞這個菜。而王世貞因為是太倉人，又與雙鳳的關系非比尋常，去過雙風，留下過詠雙鳳的詩詞，他肯定品嘗過這個菜，所以會隨手寫進書里。這是否可作為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又一個旁證呢？因為爊雞在明代時除了太倉外，習慣上都稱油煎雞，明初重要的官府食書宋詡著的《宋氏養(yǎng)生部》中有記載。此菜被認為是明代江南地區(qū)的名菜，《中國食經(jīng)》也有專門的條目。

關于王世貞寫《金瓶梅》，在太倉歷來是有此說法的。民間的傳說就不去說了。90年代初，太倉原博物館館長、研究員吳聿明先生花了一年多時間，細讀了《金瓶梅》一書，寫成了長達兩萬字的《〈金瓶梅〉方言新證》的論文，發(fā)表在《東南文化》1992年第三、四期合刊上。吳聿明試圖從《金瓶梅》中的吳方言現(xiàn)象，來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經(jīng)吳聿明研究，在《金瓶梅》書中發(fā)現(xiàn)了吳方言語詞88回目，計258詞，有些吳方言詞語在全書中竟出現(xiàn)十多次呢。其中還有些極為冷僻，外地很少使用的太倉方言。如“落作”，在第65回、第66回、第89回出現(xiàn)過三次。例第65回中“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痹谶@兒，“落作”意指在辦酒席的隔天。筆者查了《蘇州方言詞典》也不見收有“落作”詞條。1995年漢語大辭典出版社出版的《吳方言詞典》雖收有“落作”條目，其出處卻是《金瓶梅》第89回，并把“落作”錯當下廚解。據(jù)方言調查，關于“落作”俗詞除了《金瓶梅》外，無文獻例證，即便是太倉人，也僅在鄉(xiāng)下的老年人中才使用。除了太倉作者，應該很少有人會知道，并書面運用。像第58回、第59回中出現(xiàn)的“賊作死”一詞，意為“找死”，屬罵人語，此罵人語在《蘇州方言詞典》與《吳方言詞典》中均無記載收錄，是一種地方性極強，使用范圍較窄的太倉方言。“掇”字作雙手端物解，書中共有五例，這是太倉一帶的方言，太倉《璜涇志稿》云“執(zhí)物兩手曰掇”。此字讀DUO。書中的這種孤僻方言，還有像“陰山背后”“頭面”等詞匯在《吳方言詞典》中查不到，只在《蘇州方言詞典》中有，而像“心心念念”只在《吳方言詞典》中有，而《蘇州方言詞典》中無，還有“四?！?、“日逐”、“沒腳蟹”、“先不先”等方言雖在以上兩本方言辭典中能查到，但其出處都沒有早過《金瓶梅》的，都屬典型的吳方言。吳方言，北方人是比較難學的，不像南方人學北方語言比較容易。因為篇幅關系，不準備舉更多的例證了，但從吳聿明的研究成果看，確乎是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又一例證。

太倉另一位地方史研究者張慶先生也寫過一篇《〈金瓶梅〉里的太倉方言》。他所舉的例除了吳聿明論文中已提到過的，還有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那就是“（火川）”。此字極為冷僻，《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未見收錄，連《吳方言詞典》《蘇州方言詞典》都不見收錄，甚至像《說文》《康熙字典》里都查不到這個字。何故？因為此詞匯乃太倉特有的一種方言，使用、流傳的范圍極窄。此詞出自《金瓶梅》第42回：“西門慶分付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意爹吃。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火川）肉粉湯，兩碗白米飯”除此外，在其他回里還有“黃芽菜并（火川）餛飩雞蛋湯”“黃芽韭（火川）驢肉”等。有些注家因無法弄懂這（火川）字什么意思，頗是為難，像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jīng)堂本等便自作主張改為了“爛肉粉湯”，實在是曲解原意的典型一例。太倉至今有一道地方名菜叫“（火川）鲊魚”，用的佐料是太倉特產(chǎn)佐料糟油，老太倉幾乎沒有不知道此菜肴的，也幾乎家家燒過、吃過，但若問此字如何寫，恐怕就沒幾個人寫得出了。如此冷僻的一個太倉方言詞匯在《金瓶梅》里出現(xiàn)了三次，這說明《金瓶梅》至少與太倉有著割不斷的關系。

2008年，筆者讀到李寶柱先生的一篇學術論文《徹底揭開〈金瓶梅〉作者之謎——王世貞與蘭陵笑笑生關系考證》，據(jù)李寶柱考證：蘭陵就是王世貞祖籍地山東嶧縣，也就是瑯琊，只是從周代到明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行政區(qū)劃，不同的地方名叫法而已。而王世貞，我們太倉人都知道他乃山東瑯琊王，換句話說，瑯琊王世貞與蘭陵王世貞是一回事，等于說弇山就是太倉，太倉就是婁東一樣。再說“笑笑生”，李寶柱考證出“笑笑先生“系北宋文人文同的雅號，是王世貞極為推崇的前賢，王世貞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及，因慕其名，故去其“先”字，自號“笑笑生”，以表對文同的尊敬。這樣，王世貞取名“蘭陵笑笑生”的筆名都有出處有著落了。李寶柱先生的這篇考證文章再一次強化了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可能性。

李寶柱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現(xiàn)在中央政法委工作，從他的學歷，他的身份，他的人品來看，其考證文章應該是可信的。即便是一家之言，也是極具分量的。

2009年，浙江學者陳明達推出長篇論文《金瓶梅作者蔡榮名考》，認為明朝黃巖人氏蔡榮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

蔡榮名（1559—？），字去疾，別字簸凡，明黃巖人。出身書香門第，習研古詩文。曾祖父蔡余慶，進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紹科，舉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進士出身，官至禮部郎中。蔡榮名少小聰慧異常，17歲時考中頭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縟節(jié)，多次赴省試均未中舉。于是就縱情詩酒，醉中成詩。著有《太極注》《芙蓉亭詩鈔》。蔡榮名于24歲北上拜謁王世貞，深受賞識，延為上賓，留住在府?！督鹌棵贰吩趶m山園兩年最后定稿的，故有太倉方言。此亦為一說。

吳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時度及其社會背景》發(fā)表在1933年10月10日《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否定了王世貞寫《金瓶梅》，其理由是說王世貞的父親沒有得到過《清明上河圖》，嚴嵩逼要《清明上河圖》不存在，這樣后來殺王忬，王世貞為父報仇，“苦孝說”不成立，但吳晗并沒有說出《金瓶梅》不是王世貞寫的證據(jù)。

總而言之，關于《金瓶梅》作者問題，盡管說法種種，但說來說去，王世貞說仍是最權威最有說服力的一種假說。

4） 吳梅村寫《紅樓夢》說

《紅樓夢》的真正作者系吳梅村，雖系一家之言，但持此觀點的學者有一幫人。陳斯園著有專著。民國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臺灣杜世杰的紅學專著《紅樓夢原理》；傅波（撫順市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地方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鐘長山，認為《紅樓夢》乃吳梅村創(chuàng)作。還有武漢的學者元之凡、杭州學者壹造子等都持這觀點?？上麄兌紝佟安莞鶎W者”，沒有話語權。

（5） 李時珍與《本草綱目》

李時珍在明代時，遠沒有現(xiàn)在的知名度，只是湖北蘄州一個繼承家學的地方名醫(yī)而已，他雖然經(jīng)過27年時間，寫成了洋洋灑灑52卷本的《本草綱目》，但在世俗的出版商眼里，李時珍無非是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鄉(xiāng)下土郎中，他們?nèi)绾慰贤顿Y為他出版城磚一樣厚的專業(yè)書籍呢？在書肆老板看來，醫(yī)藥書不可能成為暢銷書，誰又肯做賠本的買賣呢？碰了釘子的李時珍不甘心這部花費了他畢生精力，傾注了他畢生心血的巨著埋沒于鄉(xiāng)野，在萬般無奈之中，他突然想起了曾有過一面之交的王世貞，當年王世貞在湖北任湖廣按察使時，李時珍與王世貞有過交往，就憑著這點關系，李時珍從南京泛舟到了太倉。

李時珍蒞太拜會王世貞主要目的是為《本草綱目》向王世貞求序，希望《本草綱目》的出版能得到王世貞這位大家的支持。李時珍是明萬歷十一年（1580年）到太倉來求序的，可能是《本草綱目》專業(yè)性太強了，王世貞斷斷續(xù)續(xù)看了十年，直到1590年王世貞病故前幾個月才終于完成了《本草綱目》這部巨著的代序，王世貞稱李時珍為“真北斗以南一人”。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正是王世貞的序言，促成了《本草綱目》在1596年的正式出版。這也是太倉文化人對中國文化的一個大貢獻?？上?，現(xiàn)在新版本把王世貞的代序刪掉了。

（6） 王錫爵與《牡丹亭》

太倉歷史上出得最大的官是明代的王錫爵，官至大學士首輔，即相對于現(xiàn)在的國務院總理。相傳王錫爵出生時，他家的宅院樹上飛來了數(shù)千只麻雀。雀與爵音近，即爵位，飛來的爵位，被認為是好兆頭，于是起名“錫爵”，錫，通賜，義為上天賜予的爵位。后來果然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兒子王衡在鄉(xiāng)試中考取過會元，在殿試中得中榜眼，成為我國重要的雜劇家。王錫爵的孫子王時敏更是了得，被稱之為“國朝畫苑領袖”。

傳統(tǒng)劇本幾百年后依然紅火的當推湯顯祖的《牡丹亭》，此劇本大約創(chuàng)作于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那時他寓居于昆山片玉坊徐應聘家中。徐與他是同榜進士，相交甚篤，湯顯祖雖住在昆山，但太倉是常去的，因為太倉、昆山僅相隔十多公里，加之太倉的大學士首輔王錫爵是湯顯祖的座師。他到太倉少不得是要去拜望王太師的。而王錫爵對湯顯祖這位才氣四溢的門生向來另眼相看。在湯顯祖創(chuàng)作《牡丹亭》期間，湯也到過太倉，但這次他因時間緊張，就未去拜訪王錫爵，王錫爵深感奇怪，認定必有原因，就差人打聽，果然給打聽出了緣由，原來湯顯祖正在閉門創(chuàng)作大戲呢。王相國不知出于先睹為快的心理，還是有意要與這位得意門生開個玩笑。他買通了湯顯祖的下人，囑其把湯顯祖所寫劇本，每天一抄，遣人送至太倉相國府內(nèi)，這樣，王錫爵對湯顯祖的創(chuàng)作進展一清二楚，把其劇本情節(jié)讀得爛熟于胸。等湯顯祖劇本殺青，大功告成后，他首先想到請酷愛戲劇的相國王錫爵法眼正之，哪想到王錫爵故意把劇情與唱詞講給湯顯祖聽，驚得湯顯祖目瞪口呆。這在江熙《掃軌閑談》等書中有記載。

明代時沒有《戲曲》《劇本》之類的雜志，寫了大戲若不能演出，那就成了無效功。而一出新戲的演出，沒有相當財力是難以辦到的。好在王錫爵家中有家樂班。王錫爵命家樂班排練了《牡丹亭》，使太倉成為首演《牡丹亭》的地方。應該說，這對《牡丹亭》的傳播，對湯顯祖的成名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此事，湯顯祖在其《玉茗堂集》卷十三《哭婁江女子》一文中曾提及，可見王錫爵家樂班首演《牡丹亭》，不虛不謬。因此，戲曲史研究專家陸萼庭先生對此觀點也持贊成態(tài)度，認為太倉王錫爵家樂班演《牡丹亭》是能查到的最早文字記錄。這是太倉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執(zhí)導的青春版《牡丹亭》，由太倉雙鳳人汪世瑜（牡丹獎得主）主演。

（7） 魏良輔與昆曲

魏良輔，寓居于太倉南碼頭，被尊之為“昆曲鼻祖”，昆曲又稱“南碼頭曲”。著有《南詞引正》，提到昆山千燈人顧堅。北人王友山精通北曲音律，過云適，梁伯龍《浣紗記》傳奇劇本吳梅村詩曰“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清康熙年間的周在浚詩曰“賴老琵琶奉武王，流傳南內(nèi)北音亡。如何近日人情異，悅耳吳音學太倉”。

（8） 麻將起源太倉說

胡適先生說過：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必有麻將。大概在世界范圍內(nèi)還找不出一種像麻將這樣有上億人參與的大眾娛樂。

關于麻將的起源，主要有四種說法，一說是從馬吊牌發(fā)展而來的。一說是寧波人陳魚門在清代道光年間發(fā)明的，約有兩百多年歷史。

不過另有一說認為麻將的發(fā)源地乃江蘇太倉，此說法言之鑿鑿，似乎更有說服力。

首先從“搓麻將”三字來說，都與太倉方言有關。太倉方言中，把“雀”稱作“將”；“麻雀”叫“麻將”。太倉歷史名鎮(zhèn)雙鳳有一種傳統(tǒng)土特產(chǎn)“麻雀蛋”，但太倉老百姓習慣上都叫“雙鳳麻將蛋”，盡管包裝袋上印的是“雙鳳麻雀蛋”。

另外，太倉人把洗衣服的動作稱之為“搓”。常聽大人對小孩說“衣服搓搓干凈”。還有，洗衣板太倉人叫“搓衣板”，可見“搓”是太倉人常用的口語之一?！按辍弊肿g成現(xiàn)代漢語，其意思就是“洗”。“搓麻將”就是由洗牌叫出來的；“打麻將”是打麻雀、捕麻雀叫出來的。

相傳，搓麻將與打麻雀大有關系。

因為太倉是皇家的糧倉，屬天字第一號糧倉，規(guī)模自然很大。糧倉常要翻曬糧食的，最怕麻雀來偷吃。古代沒有農(nóng)藥，沒有汽槍，很容易麻雀為患?？梢韵胂?，等糧食一曬出來，必有成群結隊、成千上萬的麻雀黑壓壓飛下來飽餐一頓。因此打麻雀成了守糧庫兵士必不可少的大事。主管糧倉的倉官就要求守護糧倉的士兵想方設法多打麻雀。為起到鼓勵、刺激士兵打麻雀的積極性，當官的訂出獎勵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制作了一種或竹或木的籌子，凡打中十只麻雀可換取一枚籌子。這籌子屬代價券一類，平時不流通，不過到年底可憑籌子兌換成錢款，就像以前農(nóng)村中的記工分，到年底再分紅，性質是一樣的。

那些守護糧倉的士兵有些是來當兵吃糧的，有些則是發(fā)配充軍來的，為皇家糧倉值班，誰敢擅離崗位，萬一有所疏漏，那可是輕則下獄，重則要掉腦袋的。但平時值班如果不曬糧，不進倉、出倉，也就較空閑，無非過一兩個更點去巡視一遍。其余時間就傻坐傻站，看天看螞蟻，很是無聊。那些守護糧倉的士兵多數(shù)無家無眷，不值班時也沒啥地方可去，那時又無多少娛樂活動，閑著多難受，為打發(fā)那長長的寂寞，于是就玩玩博奕的游戲，糧庫條件有限，就因陋就簡，在地上劃些格子，用小石塊來充當棋子，這種游戲自然是有輸贏的。兵士們平時沒錢，咋辦？就用打麻雀獎來的籌子代之。如今麻將中的一萬、兩萬就是籌子的價錢。這種土麻將后來傳到了社會上，經(jīng)不斷改進、演化，慢慢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麻將。

如果仔細考證一番的話，可發(fā)現(xiàn)一個小小的秘密：即麻將中的牌，以及搓麻將的一些術語幾乎都與打麻雀有這樣那樣的關系，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嘛。謂予不信，請看事實。

譬如一筒、兩筒，就是指火槍，或者叫獵槍。筒就是槍管，一筒就是一支槍，兩筒就是兩支槍。因為古代的火槍其槍膛內(nèi)無來復線，準頭有限，要想瞄得準打得準，必須善辨風向，故而與東西南北風扯上了關系。因為麻雀之患并非季節(jié)性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要打的，故而出現(xiàn)了春夏秋冬的牌。三點一線瞄準了，扳機一扣，就“砰”的一聲，這“砰”乃象聲字，即如今搓麻將中的“碰”，故“碰”須三只一樣的牌，與三點一線不無關系。若一槍打中，這麻雀就會出血，出血就是“紅中”；若打不中，放了空槍，就是“白板”。如果打到的全是麻雀，謂之“清一色”，如果雜有其他鳥雀，即成了“混一色”……

打到了麻雀只要上交麻雀腳即成，就像當年滅四害時逮到老鼠，只須上交老鼠尾巴是一樣的。通常十只麻雀的腳扎成一束。一束麻雀腳就可到倉官那里換取一枚籌子，這就有了“束”的概念。到年底，拿籌子兌換成銀錢，就是所謂“發(fā)財”。

守糧倉的兵士中不少并非是當?shù)靥珎}人，這從寓居太倉南碼頭的昆曲創(chuàng)始人魏良輔招的女婿張野塘（因罪從河北滄州發(fā)配到太倉守糧倉的）可得到證明。北方人常利用鷹隼來驅趕或捕捉鳥類獵物。我們南方人常稱鷹為鷂子，而北方人通常叫鶻。有了鶻，必能逮到麻雀，或者說鶻一出現(xiàn)，勝券也就在握了，因此“胡”就成了贏的代名詞。實際上，麻將中的“胡”是從“鶻”訛化過來的。太倉人發(fā)音前鼻音、后鼻音一般分不清，王、黃不辨，胡、鶻就更難分了。

從以上的例證看，麻將起源太倉應該說是持之有故的，是比較能站得住腳的一家之言。我個人認為：清代道光年間的陳魚門最多只是麻將的改良者而已。

另有一說認為麻將是鄭和下西洋時發(fā)明的，作為一家之言，也能自圓其說。不管此說是否被專家認可，但又與太倉有聯(lián)系了，看來麻將與太倉有緣。

1999年4月日本的野口恭一郎在東京郊區(qū)的千葉縣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麻將博物館。而我國的浙江寧波也建造了麻將陳列館，參觀者甚眾。其實，太倉更有理由建造麻將博物館，不管是和打麻雀聯(lián)系起來，還是與鄭和下西洋聯(lián)系起來，都有資料可以展示，必會吸引旅游者的。

（9） “牛郎織女”傳說降生太倉說

梁祝、孟姜女、白蛇傳、牛郎織女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這四大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相傳與浙江寧波、杭州，與江蘇宜興的碧鮮庵有關；白娘子與許仙，以及法海的故事，與杭州的西湖、鎮(zhèn)江的金山寺有關；孟姜女與范喜良的故事與萬里長城有關；惟獨牛郎織女的故事，很少有人能說清與哪個地方的哪些名勝有關。

南宋龔明之的《中吳紀聞》與宋代范成大的《吳郡志》上是有關于太倉建有牛郎織女廟的文字記載的。龔明之是太倉南郊人，生于1091年，卒于1182年，官至宣教郎；范成大生于1126年，卒于1193年，范成大是南宋的四大家之一，他的《吳郡志》被認為是中國方志史上由圖經(jīng)演變?yōu)槎ㄐ头街镜囊粋€典型代表，有很大的權威性，他們兩位的著作當然都是可信的。在《吳郡志卷十三·祠廟下》有這樣一段文字：“黃姑廟，在昆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涌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xiāng)人異之，為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后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禱祈有應。歲七夕，鄉(xiāng)人醵集廟下占事，無毫厘差。舊有廟記，今亡之。”

從范成大的記載中可知，太倉的父老鄉(xiāng)親古來就極為善良，他們希望牛郎與織女朝夕相處，故而兩人供奉一廟，同受香火。但后來為什么又“去牽牛，獨祠織女”呢？答案在《中吳紀聞》卷四中可找到：“祠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今太倉），有范姓者，經(jīng)從祠下題于壁云：‘商飆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xiāng)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边@位范姓者不知是書生氣發(fā)足，還是封建意識太濃，看不慣牛郎織女朝暮廝守，發(fā)了一通議論，結果硬是把牛郎織女一拆為二?？椗粼诹嗽瓘R，改黃姑廟為織女廟，面向東。在婁塘西市梢專門又建了一牛郎廟（又名黃姑廟），面向西，中間隔著劉家港，從此河東河西，隔河相望，可望而不可即，劉家港也成了“人間天河”。

劉家港即古時婁江，在古代，婁江甚寬闊，是條重要的水路航道。

因八、九百年以來，行政區(qū)劃變化很大，望文生義會有偏差。范成大所說的“昆山東三十六里”，即今江蘇太倉市南郊鎮(zhèn)范圍內(nèi)。當?shù)卮_有一條黃姑塘，最初的黃姑廟就建在今南郊鎮(zhèn)勝昔四村。今南郊鎮(zhèn)勝涇村舊名黃姑塘村，當?shù)剡€有座黃姑塘橋，這橋在《中吳紀聞》、《吳郡志》中都有記載。只是隨著歲月流逝，已鮮為人知了。惟當年織女廟前尚殘剩古銀杏一棵，成了歷史變遷的見證。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黃姑廟與牛郎廟有何關系呢？據(jù)《荊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后人訛為黃姑?！痹瓉睃S姑與牛郎是一個人兩個名。漢代《古樂府》的“黃姑織女時相見”的詩句，也可算一旁證。

關于牛郎與織女的傳說，由來已久，是從牽牛星與織女星衍生出來的。從能查到的資料看，西周《詩經(jīng)·小雅·大東》有“跂彼織女……睆彼牽?！笨赡苁亲钤缣岬娇椗颗５??！豆旁娛攀住分杏羞@樣一首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边@大概就是牛郎織女故事最初的雛形。從詩歌技巧來說，這是一種比興的手法，借以表達了相近而不能達情的心理?；蛟S是這首詩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后來的民間藝人與文人借題發(fā)揮，把這首詩演繹成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民間傳說故事。

西漢《淮南子》中有“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的說法；漢末應劭的《風俗通義》描繪牛郎織女相會時，烏鵲于天河上為之搭橋，名為“鵲橋”，神話色彩愈發(fā)濃了。

李白、杜甫是唐代大詩人，李白詩中有“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杜甫詩中有“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由此推斷，在唐代，牛郎織女的故事已深入民間。

太倉的牛郎與織女廟大約在唐代即有，遲至北宋。因有文字確切記載的，就有九百年歷史。

為什么牛郎織女的傳說降生于太倉呢？這就不能不提到太倉的地理位置，太倉歷史上的經(jīng)濟狀況等。

太倉，顧名思義為皇帝的糧倉，戰(zhàn)國時，春申君黃歇就在此置糧倉。在宋代，太倉劃歸為昆山的惠安鄉(xiāng)。太倉因處在海岸線上，地勢較高，俗稱崗身，因地勢高敞，宜種棉花，太倉歷來是種棉區(qū)。棉花一多，紡織業(yè)自然而然發(fā)達。太倉古時的特產(chǎn)惠安布很有點名氣，進貢朝廷，遠銷海外。種棉織布，這是典型的男耕女織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民間多耕男織女，就使牛郎與織女的故事有了一種生存的經(jīng)濟基礎，神話就不再遙遠，神話與現(xiàn)實就有了某種相通的契機。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太倉地處江海交匯之處，在上海港開發(fā)興盛之前，太倉的劉家港是元代時重要的商埠碼頭與對外港口。元明時，太倉被譽為“六國碼頭”，可貯江浙等省糧食數(shù)百萬石，號稱“百萬倉”，舉世聞名的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都是從這里揚帆起航的。清代的《百城煙水》在撰述海運時，有“太倉獨盛”的說法。

劉家港外通日本、琉球、高麗、呂宋、占城和阿拉伯諸國，海運極為發(fā)達，有不少當?shù)厝吮徽心汲龊８氵\輸?shù)?。加之太倉枕長江，瀕大海，漁業(yè)也發(fā)達，不少海民要到外海去捕魚。捕魚也好，運輸也好，經(jīng)商也好，凡要出海的，總有幾分危險性。從時間上來說，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兩年，留守女自然要面江面海望穿秋水般望夫歸。這與織女的心情何等相似。織女是如此，牛郎心情何嘗不是如此呢？！牛郎織女的傳說引起太倉老百姓的強烈共鳴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太倉南郊稱牛郎織女為“當方土地”，稱織女為“女土地”。

從以上資料看，牛郎織女的故事是先有傳說，再降生于太倉的，太倉存在牛郎織女有關的民俗活動已有近千年歷史，這不能不認為是一份有價值的文化遺產(chǎn)。牛郎廟、織女廟在太平天國時被燒毀，后重建，到1958年時再次被拆除。由于牛郎織女的傳說在當?shù)赜绊懮钸h，當?shù)匕傩兆园l(fā)地幾拆幾建，現(xiàn)在的織女廟其規(guī)模雖遠不能與當年相比了，但碰到初一、十五的廟會，仍有上百桌人吃飯呢。

據(jù)史書記載與老人回憶：原來的黃姑廟，獨祠織女，織女鳳冠霞披，端坐殿內(nèi)，面向東方。而隔河是牛郎廟，牛郎身背涼帽，面西立于神牛旁。明清時香火極其旺盛。這在明代張采的《太倉州志》、清代《吳趨訪古錄》中都有記載。

因為太倉建有牛郎廟、織女廟，因此太倉民間長期保留著七夕“乞巧會”的民間風俗，還有三年一次的開光活動，以及吃巧果、鳳仙花染紅指甲、槿樹葉汁梳頭、看巧云、觀星斗等一系列民俗活動。

2003年時，筆者代表民進太倉總支部在太倉市第十一屆一次政協(xié)會議上作了《挖掘太倉鄉(xiāng)土遺產(chǎn)，弘揚婁東歷史文化》的大會交流發(fā)言，提出了重點挖掘、整理、宣傳牛郎織女在太倉的有關歷史傳說，打造“中國的情人節(jié)”，在太倉南郊開發(fā)“牛郎織女降生地”旅游區(qū)的建議。這次發(fā)言，引起了媒體的興趣與關注，江蘇電臺來太采訪了我與陳有覺先生，制作了專題報道；江蘇衛(wèi)視《傳奇江蘇》攝制組專程來太倉拍攝了《牛郎織女傳說在太倉》的專題片。后中國教育電視臺也來拍了專題，中央電視臺“探索與發(fā)現(xiàn)”欄目也來太倉拍攝了相關專題。

2008年，江蘇省民間文藝家學會授牌太倉為“七夕文化傳承基地”。

（10） 張野塘與江南絲竹

“江南絲竹”作為一種樂種，被音樂界接受，在社會上流傳，大約是四十年代的事，而“江南絲竹”的正式定名，應該是五十年代初期。

據(jù)考證：江南絲竹的前身乃弦索。弦索原指樂器上的弦。唐代元稹《連昌宮詞》就有：“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室?！苯鸫鷷r也泛稱琵琶、三弦等各種弦樂器。絲竹，從字面解釋，應該除了絲，還加上竹。這絲與弦索是相等的，這竹無非是指竹笛等吹奏樂器。絲竹合奏大概包括了吹拉彈。而這種合奏形式可以追溯到隋唐時的“清調”、“法曲”，宋代時的“細樂”、元代時的“大曲、小曲、回回曲”等。而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合奏形式，則始于明代。

據(jù)地方志可知，魏良輔有一個得力助手叫張野塘，此人善北曲，工弦索，因罪從河北謫發(fā)太倉衛(wèi)。魏良輔重其才，以女相許，招為女婿。張野塘后來跟魏良輔習南曲后，促進了南北樂的相融，并創(chuàng)制了一種叫弦子的新樂器。在張野塘的努力下，北曲引進到南曲中，以弦樂器為主伴奏的北曲和以簫笛為主伴奏的南曲開始結合，出現(xiàn)了弦樂、管樂、鼓板三類樂器合在一起的伴奏樂隊。這在明代時被譽為“頗相諧和，殊為可聽”的吳中新樂，也即江南絲竹的初級階段——弦索。

弦索，或曰竹絲走向獨立，昆曲功不可沒。隨著昆曲的流行，為之伴奏的弦索也傳遍了大江南北，這又帶動了昆劇伴奏樂的改革、發(fā)展。

我們說江南絲竹起源太倉，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江南絲竹的樂器與四五百年前的吳中新樂弦索的樂器已大致相仿。熟悉昆曲的都知道，昆劇的主奏樂器是笛子，其次是弦子和提琴。此提琴乃太倉樂師楊仲修所創(chuàng)。如查太倉地方資料可知：張野塘組建的江南絲竹樂隊，真可謂人才濟濟，謝林泉吹管吹笛，過云適、張梅谷吹洞簫，張野塘彈弦子，楊仲修拉提琴，越瞻云彈琴、箏，還有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一幫樂師或吹笛笙，或彈琴彈琵琶，或敲板擊鼓。這批人，既能樂器，又能清唱，一專多能，各擅絕活，形成了一個樂器沙龍，儼然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江南絲竹樂隊班子。

如果說，明代嘉隆年間在昆曲改革中派生出來的吳中新樂“弦索”，已具備了獨立生存的條件，也等于說江南絲竹不再是昆曲的附生體了。

在明萬歷年間，所謂的弦索班子實則上是當時望姓大族人家的家樂班，是被大戶人家養(yǎng)著的。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民間的職業(yè)戲班開始出現(xiàn)，這又是江南絲竹一個飛躍性的發(fā)展。清代時，太倉有芳吉班，屬職業(yè)戲班子，靠演戲養(yǎng)活一家老小。職業(yè)的，與票友唱著玩玩的不一樣，要求在技藝上精益求精，又兼帶了培養(yǎng)后人的任務。后來叫堂名，一代代傳下來。這些堂名班社分布在太倉各鄉(xiāng)各鎮(zhèn)，三四十年代時，全縣的堂名班社有名有姓有記載的有三十多個呢，這些演奏班子都會幾首江南絲竹的傳統(tǒng)曲目。

到了清后期，太倉地區(qū)又出現(xiàn)了獨立的江南絲竹社，這些社員不再唱戲、伴奏，而是專司樂器，成為職業(yè)樂手，他們在鄉(xiāng)間廟會、燈會，或婚喪喜事時去吹奏，以養(yǎng)家糊口，這種風氣一開，太倉鄉(xiāng)間或城里，家境稍富裕點的，碰到家中有大事，則花些錢雇個絲竹班子來吹吹打打，熱鬧一番是常有的事。這一來，這種職業(yè)行當發(fā)展就很快了。據(jù)說在四十年代時，太倉的江南絲竹班子大大小小有100多個，樂手有1000多人。解放后，其中的佼佼者被吸收入專業(yè)劇團。其中瀏河鎮(zhèn)的張曉峰進入上海歌劇舞劇院，成了我國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

近年，在張曉峰老師的支持下，江南絲竹傳統(tǒng)曲目得到了整理，在江蘇音像出版社出版了《太倉江南絲竹十大曲》CD片。收有流傳于太倉地區(qū)的《烏夜啼》《槐黃》《春花秋月》《節(jié)節(jié)高》《花花六板》《六花六節(jié)》《南詞起板》《龍虎斗》《葡萄仙子》《八段錦》等，除此以外，還有《太子騎車》《玉和》《楊合》《新平平曲》《紅日落》《倒免臉》《思春》《四大景》。最近，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獅城華樂團特邀請?zhí)珎}文化館恒通民樂團赴獅城聯(lián)合舉辦“太倉江南絲竹十大曲”演奏音樂會?！敖K省江南絲竹實驗基地”牌子也經(jīng)省有關部門批準，正式掛牌?？偠灾?，我國民樂史上的一個謎初步解開：即江南絲竹由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的張野塘在太倉創(chuàng)始，由吳中新樂弦索發(fā)展而來。江南絲竹現(xiàn)流傳于江浙滬一帶，深受國內(nèi)外人士喜愛。

（11） 海上漕運起源太倉說

元定都北京后，被元朝招安的海盜朱清（崇明人）、張瑄（嘉定人）得到重用，其重用原因是在至元十五年時，朱清、張瑄幫助元朝將南宋宮廷的府藏圖籍、秘冊、古物裝船，由海道經(jīng)劉家港運抵大都。

此后，元朝急需江浙一帶的糧食，但運輸困難，沿途有綠林好漢、反元義士，以及饑民截搶，運到北京，十存一二，成本太高。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張瑄倡議海運漕糧，開始走淺海水路，時有觸礁等，但損耗已大大減少，再后來，發(fā)展為走深海水路，損耗就更小了。于是，漕運定為歲制，成奉旨海上漕運，造船60艘，運糧4.6萬石到直沽（今天津）。往返僅一個月，后，從深海走后，往返僅10天左右。宣慰使朱青、張瑄一躍成為元朝的重要人物，因為漕運，朝廷在太倉建了專管海運的衙門泉府司，再在今武陵橋北設慶元市舶提舉分司（相當于現(xiàn)在的海關），檢查出入港口的船只，征收商稅。元延祐元年（1314）昆山州治也遷到太倉，同時置海運倉于太倉南碼頭，即南倉舊址。太倉最早的地方史志是明代永樂年間太倉人陳申撰寫的《太倉事跡》，其序云：“太倉官第甲于東南，稅家漕戶，番商賈客，云集阛阓（街市），糧艘商舶，高墻大桅，集如林木。琳宮梵宇，朱門大宅，不可勝計。四方謂之第一碼頭?！庇小叭f家之邑”，“東南之富城”、“天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碼頭”之稱；應該指出的是“古六國碼頭”并不單指瀏河的碼頭，而是泛指從南郊的南碼頭到瀏河的劉家港。

朱清、張瑄乃太倉繁榮的有功之臣。只是他們的子女都不爭氣，有暴發(fā)戶式的驕橫。元大德七年（1303），張瑄被斷事官曹拾得告發(fā)入獄；次年，朱清被江南僧人石祖告發(fā)入獄。

（12） 張溥與復社

張溥，復社領袖，徐光啟的學生。復社，中國第一個文人在野黨，中國政黨的雛形。太倉因此可視為中國政黨的起源地，可組織學術界針對該觀點撰文、研討。

（13） “婁東畫派”與“四王”

陸子崗，玉雕大師；徐上灜，“婁東琴派”；汪關，婁東篆刻派。

“婁東畫派”簡稱“婁東派”。一稱“太倉派”。中國畫流派之一，師承董其昌。山水畫家王原祁，繼其祖父王時敏家法并仿黃公望法，名重于清康熙（1661—1722）間，一時師承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黃鼎、王敬銘、金永熙、李為憲、曹培源、華鯤及溫儀、唐岱等為著；其后有曾孫王宸、族侄王三錫，以及盛大士、黃均、王學浩等。因婁江（即瀏河）東流經(jīng)過太倉，此畫派故稱“婁東派”。婁東畫派與“云間畫派”“虞山畫派”為清代主要畫派，婁東畫派被稱之為中國畫的“正脈”，對后世繪畫有重大影響。

（14） 《清明上河圖》與太倉的關系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其中最完整的一幅是太倉大畫家仇英臨摹的。最大的破綻：宋代的橋梁是木結構的，無一根支柱，如飛虹，又稱虹橋。仇英畫的是磚石前的半圓拱橋，還有張擇端畫的城墻為夯土墻，仇英畫的是磚石墻。

清代人《清夏閑記》上又載：太倉王忬收藏有《清明上河圖》，嚴嵩子嚴世蕃知道后強行索要，王忬便送去摹本，當時湯臣恰好在旁。從前王忬巡撫兩浙時，見湯貧困潦倒，便將他推薦給嚴世蕃。湯臣不思報恩，反想構陷王忬以求發(fā)達，便對嚴云：此畫他曾在王忬家中見過，王忬送來的是贗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腳踏二瓦便可證實。嚴世蕃細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忬。恰好此時俺答部進犯中原，王忬為薊、遼總督，嚴嵩父子乘機將他害死。后人曾據(jù)此寫過《一捧雪傳奇》一戲，只是將《清明上河圖》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忬改成了莫懷古。

隆慶時，嚴嵩父子被御史鄒應龍彈劾，終于官場失勢，嚴世蕃被斬，嚴府被抄，《清明上河圖》再度收入皇宮。

《清明上河圖》到清朝后先由陸費墀（安徽相鄉(xiāng)人）收藏。陸費墀是乾隆時進士，他得圖后也在上面鈐印題跋。后被畢沅購得。畢沅（1730—1797），鎮(zhèn)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進士。畢沅生平喜愛金石書畫，家中收藏頗為豐富。他得《清明上河圖》以后，與其弟畢瀧（清代收藏鑒賞家）同賞，現(xiàn)今畫上有二人印記。

畢沅在關中任職時，對地方上的文物盡心修繕保護，不料這些卻成了他的“罪行”。畢沅死后不久，湖廣人民反清，清廷認為畢沅任湖廣總督期間，“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費”，不但將畢家世職奪去，而且將其全家百口全部殺掉，家產(chǎn)也被抄沒入宮，《清明上河圖》再次進內(nèi)務府。

（15） “古代六國碼頭”

目前能查到的最早提到“六國碼頭”的歷史資料是桑悅編纂的《太倉州志》，刊于明代弘治年間。記云：“元至元十九年，宣慰使朱清、張瑄，自崇明徙居太倉，創(chuàng)開海道遭運，而海外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關居民，閭肆相接，糧艘海舶，蠻商夷賈，輻湊而云集，當時謂之‘六國碼頭’?！?BR>
嘉靖年間刊印的張寅編的《太倉新志》也記此事：“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xiāng)耳，至元朱清、張瑄創(chuàng)海運于此，而諸番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BR>
我們經(jīng)常提到“古六國碼頭”，但若問古六國碼頭到底通哪六個國家？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我認為六國碼頭是泛指，并非一定指六個國家。從現(xiàn)在能查到的資料分析，主要通日本、琉球（今日本的島）、高麗（朝鮮）、呂宋（菲律賓）、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渤泥（文萊）、古里（印度）、爪哇國（印度尼西亞），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等。還有木骨都束（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剌哇（索馬里布拉瓦），麻林（肯尼亞的馬林迪港），阿丹（也門亞丁港），剌撒（紅海伊薩角），東非慢八撒（肯尼亞蒙巴薩港），竹步（索馬里朱巴河口）。

（16） “曇陽子”與曇陽觀

談太倉明代歷史，不能不提到“曇陽子”，四百多年前的這位妙齡女郎，竟收了當時朝廷重臣王錫爵、文壇盟主王世貞等人為信徒，名噪一時，轟動江南。四百多年后的20世紀90年代，又吸引了美國明尼尼蘇達大學歷史系女教授安妮·沃爾特納為之寫傳。這位明代的風云女子是誰呢？她就是王燾貞，即后來的曇陽子。

王燾貞為王錫爵的仲女，自幼許配給了太倉本邑直塘鄉(xiāng)徐廷裸兒子徐景韶為妻。徐廷裸乃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參議。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盡管后來他官至大學士首輔，但在當時，兩家也算門當戶對。然而，不幸的是庠生出身的徐景韶在明萬歷三年（1575年）剛送過彩禮僅三個月，即17歲那年因病而早夭，這對從小受封建禮教教育的王燾貞來說不能不說是個重大的精神打擊。因為那年王燾貞也是17歲，兩人同年生的，卻從此陰陽永隔。

徐景韶死后，王燾貞聞此噩耗痛哭了三天三夜，并趕制了白衣麻鞋，一身素縞，為之服喪。還對其父王錫爵說：從此將以徐郎未亡人的身份出現(xiàn)。家人自然反對，但王燾貞主意已定，不為所動，并出現(xiàn)一些得道成仙的言行?，F(xiàn)在看起來，可能是精神受了刺激后出現(xiàn)的某些不太正常的行狀，但王錫爵知道女兒傷心，大概不忍再刺激她，就作了讓步。

相傳有一道姑老到太倉，見王燾貞后，認為其非凡夫俗子，執(zhí)意要收其為徒。感其誠，入住相府，叫王燾貞法術，如瑜伽等。王燾貞從此開始一心修道，練氣功，用辟谷功夫來絕食，她的辟谷成功，使家人大吃一驚，傳出去后也使許許多多人視其為仙為神。后來她索性以曇陽子、曇陽仙子自居。

有一次王世貞來王錫爵家，見有一仙姑在庭院的大樹與屋頂飛來飛去，大吃一驚。忙問，王錫爵說：小女頑皮而已。讓王世貞印象深刻。

當時王世貞辭官在家，心情郁悶，見王燾貞如此年輕美貌，不覺心動，加之王燾貞的那些玄乎的理論，與王世貞的向佛向道心理也頗合拍，竟被王燾貞收為門徒。當時王錫爵、王世貞都上誓書，以表心誠，鑒于兩人身份特殊，影響也就可想而知。后來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當時的馮夢龍、沈懋學，瞿汝稷、趙用賢、范守己等都拜在曇陽子門下，連當朝大官大名士耿定向、管志道、徐渭、沈德符、沈瓚等也表示了對曇陽子認同的態(tài)度，為她寫傳寫文。

曇陽子可能思念徐郎太甚，得道后，不僅僅是從一而終，還將終生過那種壓抑人性的非人道的活寡生活，于是她從為夫守節(jié)進而選擇為夫殉節(jié)。聰明的王燾貞給自己找了一個借口，得道羽化。

明萬歷八年（1580年）農(nóng)歷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曇陽子到直塘拜祭了徐景韶墓，焚化了朱符，行了八拜之禮。之后，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禮畢后，在墓附近的享室鋪席而坐，再也不肯回去。

王錫爵無奈，為其造了曇陽恬澹觀。

到了九月初八，王燾貞再次祭了徐郎墓，并剪頭發(fā)放于徐郎墓前，于第二天九月初九左手握桃木劍，右手執(zhí)拂塵，端立而瞑，年僅23歲（實質為絕食而死）。

王燾貞羽化前，王錫爵、王世貞、王世懋、管志道、趙用賢、瞿汝稷、屠隆、沈懋學、張厚得、張安定等不少名人前往直塘。據(jù)地方志載，重陽那天，萬人空巷，約有十萬人前去觀看曇陽子升天，或拜，或跑、或哭，幾日幾夜未息。當時前往太倉向王世貞索《本草綱目》序的李時珍船過直塘，正好目睹了此事，為此他曾與王世貞有過爭論。

曇陽子立化的第二年，王世貞寫出了《曇陽大師傳》，收在了《弇州山人續(xù)稿》卷78。

據(jù)《直塘史志》載：明萬代八年（1580年）建曇陽恬澹觀于徐景韶墓之東老鴉浜，萬歷十一年建旌表貞節(jié)坊兩座，一在太倉，一在直塘。

曇陽子的墓在太倉東南部七浦南岸，小地名謂臧家浜、戴家小橋南堍。1966年被平整掉。棺木為獨幅雕成，棺前方僅有方磚一塊，無文字。據(jù)記載，早先墓前有甬道、有石人、石獅、石馬、石羊等，正前方還有華表柱一根，墓四周有松柏、冬青等。出土金粉寫就的文字，因潮濕，農(nóng)民放爐子上烤，燒了，殊為可惜。

清代時，建曇陽觀于南園內(nèi)，香火甚眾，抗戰(zhàn)時被廢。建議在南園三期工程時恢復。

曇陽子仙逝420多年了，回過頭來看，曇陽子實在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是愛情悲劇的主演者，或者說是愛情的殉道者。至于后來有些關于她的傳記，寫她從小就有得道成仙想法，不想與徐景韶成婚，實在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詞。

當然，不能否認，曇陽子后期已帶有某些宗教色彩，她自覺不自覺地想融佛、道、儒為一家，或者說以釋、道化儒，即王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中說的“超一涵三，唯吾大師”。其核心就是返樸歸真，少私寡欲，恬靜養(yǎng)性，淡泊養(yǎng)真。

難怪美國的安妮·沃爾特納三次專程來太倉查詢有關曇陽子的資料，筆者也曾接待過這位洋教授。她曾在“第四屆國際明史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表過《論曇陽子》的論文，并寫出了《曇陽子傳》在美國出版。

（17） 戚繼光與王世貞

明隆慶二年（1568年），明代的抗倭名將戚繼光來太倉拜訪他心儀已久的王世貞。當時他離任赴京北上，暫駐鄰縣，于是忙里偷閑，約了曾任左司馬的同道好友汪道昆乘舟到太倉造訪王世貞。戚將軍著便服，而非戎裝，故一派儒雅風度。

一個是武將，一個是文人，但兩人相見恨晚，談得十分融洽投機。戚繼光贈寶劍給王世貞。據(jù)說此劍之鐵乃得自大海，后以海中巨鐵鍛得寶劍三把。戚繼光與左司馬汪道昆各一把，另一把則相贈于王世貞。王世貞得此寶劍后，喜歡不已，遂作《戚將軍贈寶劍歌》以記其事，回贈戚繼光將軍，留下佳話一段。

在萬歷十三年（1585年）時，戚繼光第二次到太倉，戚繼光此次來太倉，是專程來拜訪文壇大家王世貞。因已非第一次的見面，有了書信往來，詩文互贈，所以這次戚繼光來太，希望王世貞為他所著的《止止堂集》寫個序，也算美事一樁。

（18） 關于“鄭和下西洋”與太倉的關系

鄭和下西洋，明永樂三年（1405年），太倉有糧食，有水手，無需培訓的水手達1—2萬人，有通事（翻譯），有醫(yī)生；蘇州府有造船廠（在今揚沙村一帶），大鐵釜、鐵錨弄（水滸傳119回，混江龍李俊、童猛、童威等七條梁山好漢，盡將家私打造船只，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

關于鄭和下西洋的動因，有宣揚國力說；有開拓海外貿(mào)易說；有尋找番藥、奇香說；曾也有人認為朱棣讓鄭和下西洋，其目的之一是尋找亡命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

回顧歷史可知道：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借口清君側，起兵自稱“靖難”。建文四年攻破京師（今江蘇南京），奪取帝位，年號永樂。朱棣大軍攻進城后，遍尋建文帝無著。當時有兩種說法，一說建文帝朱允炆已在宮中自焚而死；一說他從地道出亡，改換僧裝，流浪各地。《明史·恭閔帝本記》云：“都城陷。宮中起火，帝不知所終……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鼻宕髮W者朱彝尊在其《曝書亭集》中即持此說?！睹魇贰ず鷿鮽鳌份d：“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薄啊葹]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而去，帝分遣內(nèi)臣鄭和數(shù)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笨梢娊ㄎ牡蹚暮Ｉ咸油鲋f在明代即有。

相傳建文帝朱允炆逃出宮中后，鎮(zhèn)撫楊應能、監(jiān)察御使葉希賢與翰林編修程濟棄官相隨一齊出逃，先至吳江，再到太倉雙鳳。四人中除程濟化裝為道士外，其余三人剃度為僧。雙鳳鄉(xiāng)鄉(xiāng)人顧義庵、顧樸庵兄弟，見這三僧一道雖落魄，卻氣度不凡，認定他們不是壞人就安排他們在雙鳳的道觀普福宮暫且住下。但雙鳳畢竟離南京太近，朱允炆放心不下，不敢長時間停留，后在顧氏兩兄弟的幫忙下，在劉家港雇得海船一艘，從海上遠走高飛。當時的程濟因已疾病纏身，無法同行，只能留下，四人分手時，知道這輩子也許再也不能見面了，為紀念同患難的這段日子，也為了感謝顧氏兄弟，朱允炆等君臣四人每人栽下了一棵銀杏，以作紀念。

朱允炆這一去，就再無消息，后來程濟也老了，知道君臣永隔了，但為了超度建文帝亡靈，他募款于明正統(tǒng)二年（1437年）在雙鳳鎮(zhèn)東市梢的鹽鐵塘上建了一座上岡橋。此橋為單孔石橋，橋寬4米，橋長30米，東堍23級石階，西堍21級石階，龍門石上，特地刻了“二龍搶珠”圖案。而在橋門的兩側，各有石刻，北面兩側為“乘槎客至思靈鳳，提經(jīng)人來訪影文”；南面兩側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這聯(lián)語暗寓了對建文、永樂兩帝的褒貶。

那么，程濟刻的“乘槎客“那一聯(lián)有何出典？

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傳說了，相傳明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因鄭和聽說建文帝在雙鳳的普福宮住過，他特地到普福宮朝拜進香。當時普福宮有個老道明知故問道：“公公奉旨出使西洋，為何不走長江，而從劉家港出海？”鄭和笑笑，說：“差槎客至思靈鳳，提經(jīng)人來訪影文?！庇拔臑樵蕿芍C音，鄭和暗示來雙鳳是要尋找朱允炆的。

程濟聽說鄭和到了雙鳳，連夜外出云游，避而不見，程濟死后，雙鳳百姓有感于他的忠義，特為他在普福寺西建了“程濟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時，太倉的狀元畢秋帆曾書寫過一塊“照膽臺”匾額，掛在程濟祠，以表敬仰。

很遺憾的是，有500年歷史的上岡橋在1982年時因所謂通航需要而被拆除。

四、 太倉園林景點

弇山園（八音馨石、米芾墨池碑）、南園、樂陰園；元代石拱橋、鄭和紀念館、王錫爵故居、張溥故居、吳曉邦故居、陸京士故居，沙溪古鎮(zhèn)、吳健雄墓園、吳曉邦舞蹈藝術館、朱屺瞻梅花草堂、宋文治藝術館、高仁岐油畫藝術館、海塘碑。

一致堂、倪鴻順、三珍齋、四街觀、五路堂、陸家橋、七浦塘、八洞橋、九苗河、石皮弄。

逸園廳：今黨校，62號，蔣家花園。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鹽商蔣省齋建。與上海豫園建筑風格接近，龍頭墻，假山、廣玉蘭。陳從周教授《園林談叢》云：“水亭之采用方勝雙亭式，則為新例，及今唯太倉逸園存此一端。

二塔廳：云山塔。浮橋。明代嘉靖年間，抗倭勝利紀念塔，磚木結構，四面二層。挖坑埋尸，筑成土丘，再造塔。璜涇西塔，六面五層，建于明代，璜涇中學內(nèi)。

三峰廳：即鎮(zhèn)洋山，位置在現(xiàn)市政府后。為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時的太倉知州李端所堆筑，堆成三個峰，并一峰一亭，曰：迎仙、來仙、游仙。因江海交匯，有倭寇入侵，有海濤裂岸，意在鎮(zhèn)住東洋人，鎮(zhèn)住海洋之濤。祝枝山有記。

清雍正三年（1725年），太倉州升為直隸州，轄鎮(zhèn)洋縣，縣名即從此山而來。清代乾隆年間的狀元畢沅、道光年間的狀元陸增祥，都是鎮(zhèn)洋縣考生。此山解放時，已不復存在。

四橋廳：元代石拱橋。

五美廳：王世懋，在今長春村筑五美園，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觀音峰：在弇山園。

六國廳：六國碼頭，通日本、琉球（日本）、高麗（朝鮮）、捛宋（菲律賓）、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渤泥（文萊）、古里（印度）、爪哇國（印度尼西亞）、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

七丫廳：長江，七丫口。

八洞廳：八洞橋。婁江八景之一，八洞春光，州橋南，有一小平橋，上有八個圓洞，插幡的。明宣德年間，有接骨名醫(yī)徐氏居此，醫(yī)術著手成春，故名春光。

九灣廳：九龍灣得名。在太倉朝陽門內(nèi)。清代乾隆年間開始種薄荷。1917年建薄荷油廠。

婁東廳：太倉又名婁東。

東亭廳：東亭柳月，太倉十景之一。今太倉東郊有東亭子橋。

南倉廳：南倉煙草，太倉十景之一。南郊。明代洪武二十六年間，明王朝在太倉南郊建糧倉91座，919間，收儲江浙等地的糧食，名“海運倉”，俗稱“百萬倉”。

西廬廳：明代大學士首輔王錫爵筑的西廬別墅。

北郭廳：“北郭霜楓”，太倉十景之一。原在太倉北門外，數(shù)十里有松柏楓林。

五、 太倉歷史人物

郟亶、龔明之、陸子崗、魏良輔、仇十洲、王世貞、王世懋、曇陽子、趙宧光、徐上瀛、陸世儀、吳梅村、張溥、張采、王時敏、王鑒、王原祁、王翚、畢沅、陸寶忠、錢寶琛、錢鼎銘、唐文治、俞頌華、俞劍華、朱石麟、吳曉邦、吳健雄、陸孝同、朱棣文、顧阿桃、唐飛、朱德庸。

出過3個狀元（毛澄、畢沅、陸增祥）、5個榜眼（陸釴、王錫爵、王衡、吳梅村、朱玉麟）、3個探花（徐秉義、汪廷嶼、汪學金）、5個會元（邵嗣宗等）、5個解元（趙汴、陸大成、王士騏、王衡、胡溶），兩個半宰相（王錫爵、王掞，加臺灣的唐飛）。

出過12位尚書（元代戶部尚書張文虎；明代禮部尚書毛澄、吏部尚書王錫爵、刑部尚書王世貞、兵部尚書凌云翼、陳洽、兵部禮部、刑部尚書王在晉、工部尚書張輔之等7位；清代刑部尚書王掞、禮部尚書陸寶忠、農(nóng)工部尚書唐文治、兵部尚書畢沅等4位）、兵部侍郎有王倬、王忬、周廣、王積、顧章志、李繼貞等，還有吏部侍郎王鼎爵、戶部侍郎王原祁、禮部侍郎徐秉義、戶部侍郎錢三錫、工部侍郎王廷輿等。314位進士。

出過11位兩院院士：吳健雄、朱棣文、唐孝威、黃勝年、鄒世昌、吳建屏、顧懋祥、唐孝炎、楊勝利、陸佑楣、龔知本（陸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