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央黨校對于外界來說，一直是一個神秘的地方，這也就注定了這期間它所主辦的所有刊物也都只能是內(nèi)部刊物，包括那份因組織了真理標準討論而負有盛名的刊物《理論動態(tài)》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中期有了變化，標志就是中央黨校主辦的一份對外發(fā)行的刊物《理論月刊》出現(xiàn)了。在相當一段時間，《理論月刊》是中央黨校唯一的對外刊物。而我本人，從1984年到1988年在《理論月刊》編輯部工作過。不過，因為那時我只是剛剛大學畢業(yè)，所以我當然不是最有資格為它作傳的人。即使我要寫，合適的時間也不是現(xiàn)在，因為我還根本就沒有任何準備，這篇小文完全是在朋友的催促下，重提一些值得回味的往事而已。
　　《理論月刊》是在蔣南翔直接關心下創(chuàng)辦的，因為要搞正規(guī)化，而對于一個高級學府，一份對外的學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說“內(nèi)情”、“政策”可能會因為具有敏感性有些時候不好對外的話，“理論”則肯定是越為人知、從而越為人信越好，這應當是《理論月刊》創(chuàng)刊的最直接的原因?，F(xiàn)在看來，這份刊物創(chuàng)辦的基礎還是不錯的，不夸張地說，至少是做到了辦刊宗旨純正，辦刊人員敬業(yè)，辦刊質量上乘——在那個國家建設的各個領域都蓄足了勢，要強力發(fā)軔的特殊歷史階段，《理論月刊》力求推進理論探索，力求推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發(fā)揮了自己應有的作用。
　　當時的分工大致是這樣：一位主編，一位副主編，再就是幾位年富力強的主力編輯各自領銜一個小組，大概是分了四個小組，實行各小組輪流當班制。每逢當班，這個組就要從組稿、改稿、編欄目、排目次、看校樣一條龍統(tǒng)管，等刊物出來了班才算當完。此外，編輯部還設有辦公室、資料室、打字員、聯(lián)絡員（主要是跑印刷廠）。
　　當班是一個硬任務。每期的第一篇文章叫“打頭文章”，要特約一位省部級領導或是某個領域的高水平學術權威來寫。其他幾個欄目一般也要各約一篇重點文章來壓陣，之外主要就是采用來稿了。當班編輯相當大的精力要放在打頭文章或重點文章的組稿方面。因為所約文章要最大限度考慮及時性，所以文章不能約得太早，這樣當班編輯就等于給自己定了個倒計時。于是，一當班，第一件事就是操心約稿、催稿，爭取盡快拿到舉足輕重的打頭文章。即便這樣，交稿遲緩的事情很常見；自然是交稿越遲，當班編輯越急。打頭文章的情況也各不相同，有的約著難，改著倒容易；有的約著不難，可改著難；更讓人頭疼的是約著難、改著更難的，這時才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了。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們組約來了體改委楊啟先先生的稿子，寫得很好，基本沒有什么要改的，發(fā)表后不止一次聽到好評。
　　稿子齊備了，就進入到改稿的環(huán)節(jié)。在這個環(huán)節(jié)，因各組的成員組成與工作習慣不同，開展業(yè)務的形式也各有不同。朱喬森老師、祖佳音老師和我是一個組。朱老師說，我們采用三個人一起改的辦法，一是能集思廣益，另外也是幫我盡快進入角色。開始我還真懷疑三個人怎樣一起改，結果這辦法還真可行。一張書桌，朱老師居中，祖老師和我分坐兩邊，這就算拉開了陣勢。由朱老師念稿子，過程中不管是誰發(fā)現(xiàn)了問題，就停下，三人一起琢磨、想辦法疏通；最后一遍改干凈。其間為了一句話、一個字反復討論的事經(jīng)常有，不過工作氣氛很好，即便意見不同，也都是充分商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位老師，對我很有雅量，這既是給我的一種示范，也是一種積極的鼓勵。改刊物用的稿子和改一般文章不同的是字數(shù)的意識要很強。為了要合適的字數(shù)，要能夠不傷筋動骨地一段一段刪、一頁一頁刪，這是編輯的基本功。毫無疑問，三人當中朱老師的意見是為主的。遇到難點，也是他的主意更多。朱老師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專家，有相當深的理論素養(yǎng)，家學功底也好，有些文字上不容易轉彎的地方，他不聲不響地拿著毛筆蘸著紅墨水圈一圈，或是加個什么字，就把意思表達得很妥帖、很得當，是有真功夫的。
　　朱老師待人謙和，話不多，語調(diào)和緩，臉上常有笑意。其實我進編輯部不久就發(fā)現(xiàn)了他的一個特長，就是擅長朗誦，一到念文件的時候，人們就自然要把文件交到他的手上，于是朱老師就字正腔圓、中氣十足地朗讀起來。說實話，朗讀得是好，不過這時候，除了發(fā)聲專業(yè)（特像播音員）以外，他那進入境界以后、如同是念自己文章一般不時變換的情緒，又讓我有點兒想笑，當然我不敢：大家都是那么嚴肅地在集體學習。
　　“文革”結束，新時期開始，上一代知識分子都憋著要把十年“文革”耽誤的時間補回來，這種焦急的心態(tài)也突出地表現(xiàn)朱老師的身上。一次我們出差，有20天左右，帶一個大旅行包是正常的，而朱老師帶的是一個有走輪的大的長方軟包，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高檔時尚的物品。更少見的卻是，他這個包里書要占到五分之四強！這么多的書當然很沉，所以一走起來，包就“嘰嘰、嘰嘰”地叫個不停！這個方頭方腦嘰嘰叫的形象，很像當時一個美國電影《星球大戰(zhàn)》中的機器人阿圖，于是，我就把它叫作阿圖，其他幾位老師也都一路開玩笑地這么叫它。以我所了解的朱老師的勤奮程度，不管白天多忙、多累，到晚上書他也總是要看的，可帶這么多，肯定是看不完的，他的心思也很明白：寧可多帶書看不完，也決不肯因為沒帶夠書白白浪費了時間。調(diào)研期間，在重慶，當?shù)氐墓ぷ魅藛T原本要安排我們?nèi)ド剿^佳但還未開發(fā)旅游的風景地“小三峽”，被朱老師婉言謝絕了；后來在安徽，當?shù)氐墓ぷ魅藛T又要安排我們上黃山，也同樣被朱老師婉言謝絕了；因為怕我們太疲勞，回京的時候主編李公天老師特別關照給我們在學校要車，還是被朱老師婉言謝絕了，他真是從心里覺得不應該。
　　祖老師是研究世界歷史的學者，還曾經(jīng)研習過希臘文。工作之外，年長的編輯當中祖老師和我聊家常比較多。生完孩子我自己帶了一年多，就生病了，萬不得已只能把孩子送到四川的奶奶家。這一送，不光時間長，而且當時覺得路費很貴，輕易也不能去看她。孩子送走了，我方才明白我和我幼小的女兒的關系之特別：她和我已經(jīng)不可分割，她身在何方，我都牽掛著她，放心不下她，她簡直就是我整個的一顆心！有時夢中是巨大的火車車輪有節(jié)奏的轟鳴聲，那火車的方向也一定是奔向四川！有時白天也會“靈魂出竅”，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心事，祖老師一天下午在沒人的時候給我聊起了孩子：我的心緒隨著她的話起伏一番，還真是緩過了點兒勁兒。別人不是沒勸過我，可我哪兒聽得進去？她的話讓我信服，因為我正走著她曾經(jīng)走過的心路，她走出了好的前景！
　　朱老師已經(jīng)去世了；而自從調(diào)離編輯部，我也沒有再見過祖老師，可他們當日的音容有時會生動地出現(xiàn)在我面前。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