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夏代文字嗎 ? 馬賀山 ——破譯劉漢根先生收藏的夏代玉碂文字
看一看劉漢根先生收藏的夏代玉碂文字,會有很多人提出相同的問題:這真是夏代文字嗎 ?這真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嗎 ?這真是夏篆嗎 ?劉漢根先生說 :這是“陝西出土軒轅蒼頡及五帝前後之陽刻文字:自祖先在新疆/甘肅始創(chuàng)陽刻文字後,經(jīng)過不知多少年後,從陝西出土了數(shù)坑的成熟陽刻文字,填補了軒轅蒼頡及五帝前後欠缺之文字樣本;這是個玉,銅,金並用的時期。
馬氏認為:劉漢根先生的認定是準確的,精辟的,言簡意賅,毫不含糊,寥寥數(shù)語,揭示了從黃帝到夏朝都有文字存在的客觀事實,是符合文獻記載的歷史年代,從文字判斷,這些玉琮上的文字是確鑿無疑的夏代文字,是實實在在的夏朝官方文字,是夏篆。 從玉琮字體上看,這是什么文字?是典型的夏篆,夏朝的官方文字,成熟、整齊、對稱、美觀,筆法嫻熟,字字如磯。你能想象這是四千年前的夏人,用巧奪天工之雙手,創(chuàng)造了如此精美的禮器及文字,愚翁每每見到,則激動不已,心潮起伏,感慨萬千,驚嘆先人的聰明智慧和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它的書法之成熟用爐火純青形容恰如其分,它的文字雕刻精美程度非筆墨揮灑所能夠達到,真可謂一代書法開山宗師,遙想當年李斯見到該體文字時,必對倉頡大篆——{發(fā)展到夏朝,則稱夏篆},三嘆不已,推崇有嘉,他是在倉頡大篆的基礎(chǔ)上,省改一二,保存八九,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小篆字體。今天當我們看到夏代以前的篆字時,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其原因就在于秦小篆源于倉頡大篆。秦朝李斯是小篆的發(fā)明者,他書寫的小篆享譽千古,蜚聲海內(nèi)外。眾所周知,他所創(chuàng)造的小篆,是由省改大篆而來。然而,這里所說的大篆,并非指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周平王史籀所作的籀文,李斯另有所指。 《呂氏春秋》:“史皇作書,倉頡氏也”,又云:“倉頡造大篆”。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書一,李斯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于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能譯。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font>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記錄了后人俗稱李斯《用筆法》的文章:“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作大篆,頗行于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為小篆。凡書,非但裹結(jié)流快,終籍筆力輕健。蒙將軍恬《筆經(jīng)》,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于用矣。用筆法,先急回,后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魚得水,景山興云,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strong> 清乾隆《延慶州志》載:“王次仲,性能窺測造化,變通無窮,隱上谷居庸山中,不為祿仕。上古倉頡觀鳥跡創(chuàng)出大篆書,歷代用之,然其文繁復(fù),難以學(xué)習(xí)。次仲用其意更為隸書,簡略徑直,可速成奏章。時秦方焚書廢古訓(xùn),官獄事多,始皇得次仲書大喜,遣使三召次仲,皆辭不至。始皇怒,因令下杜(今陜西西安)程邈增損其書行之,名曰隸書。后世說隸書為程邈所作,其實本于次仲云?!?/b> 從以上四部史書中,我們知道在秦朝以前及后來,都有倉頡造大篆之說,尤其李斯所說上古造大篆,與【呂氏春秋】所說的倉頡造大篆是一回事,李斯曾在呂不韋門下,編纂史書【呂氏春秋】,所以說,李斯所說的上古造大篆,決不會是指史籀所寫的籀書十五篇,兩者之間相隔六百年時間,連中古都談不上,只能說近古。 元代鄭杓、劉有定·衍極并注 :“倒薤書,商湯之師務(wù)光避天下于清泠之淵,植薤而食,輕風時至,見其積葉交偃,而為倒薤書。王愔曰:倒薤書,小篆法也”可以說,務(wù)光的倒薤書的篆字,與小篆的寫法一樣,字體一樣。由此可見,商朝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曾與小篆字體接近。其中也包括夏篆,倉頡大篆,這說明李斯所言,他創(chuàng)造小篆確實從倉頡大篆省改而來,仍保留著倉頡大篆的很多特征?,F(xiàn)在我們在看一看王次仲創(chuàng)造的隸書,清乾隆《延慶州志》載:“王次仲,性能窺測造化,變通無窮,隱上谷居庸山中,不為祿仕。上古倉頡觀鳥跡創(chuàng)出大篆書,歷代用之,然其文繁復(fù),難以學(xué)習(xí)。次仲用其意更為隸書,簡略徑直,可速成奏章。”王次仲創(chuàng)造的隸書,也是根據(jù)倉頡大篆省改而來,因此在隸書中,保存了很多倉頡古文字,是應(yīng)該存在的事實。許慎對隸書的來歷并不十分清楚,他在【說文】序中說:“諸生競逐說字,解經(jīng)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應(yīng)該說,當時有人已指出,黃帝時代,除了有官方文字——倉頡大篆外,還有一種民間使用的倉頡古文,簡易的俗體字,兩種不同的字體并行使用。就像官服一樣,上朝、辦公事,穿官服,回家穿便服,無官的,永遠穿便服一樣。任何人看問題,都要從兩面看,一旦絕對,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愚蠢可笑。唐代著名的書法家張懷瓘就曾對倉頡大篆提出過質(zhì)疑,他說:“倉頡造大篆,非也,若倉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祖也?!?/font> 實際上倉頡大篆與倉頡古文并不矛盾,倉頡大篆可稱倉頡古文,倉頡古文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字體形式出現(xiàn),即當時的民間使用的俗體字。 所謂籀篆,蓋源于倉頡大篆,是其子孫是也,應(yīng)該說倉頡即大篆祖也。用劉漢根先生的夏代玉琮文字{倉頡大篆或夏篆},與商后期甲骨文比一比,你就會發(fā)現(xiàn)兩者反差極大,玉琮上的文字是那么的成熟、美觀,進步,而甲骨文是那么的原始,象形,落后,甲骨文象一個白胡子老頭,太蒼老了。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懸殊的差別,因為商人原是一個游牧民族,居無定所,人少無文字,與有國四百多年的夏人不可比擬,夏人人口眾多,以農(nóng)耕為主,以龍為圖騰,以九州為疆土,以冀州為都城,它的文化文明文字相當發(fā)達。商人占領(lǐng)中原后,排斥夏文化,毀壞夏文化,欲遷夏社,掃穴犁庭。就像元朝一樣,一個游牧民族對農(nóng)耕民族的野蠻掃蕩,是很殘酷的,血腥的,徹底的。經(jīng)過商人近六百年的奮力清除,夏朝歷史文化痕跡已蕩然無存,這就是周人所說的殷革夏命。殷人的去夏化,使他并沒有繼承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而在商后期,啟用了民間夏人使用的俗體字,這才在卜辭占卜中,讓甲骨文發(fā)揮了作用。甲骨文的出現(xiàn),使過去的那些最早的象形文字,又回潮了,使商朝的文化出現(xiàn)了返祖倒退的現(xiàn)象,不認識這個反復(fù)過程,不清楚事情發(fā)展的前因后果,想要發(fā)現(xiàn)和認識夏朝文字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古文字專家,由于懷疑倉頡造字,否定倉頡造字,提出勞動人民造字的政治口號,將甲骨文視為中國最早的文字,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他們才將夏朝看做傳說時代。其實夏朝文明要高于殷先人和周先人,夏朝的文明影響是巨大的,以至于四千年后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大量的夏代文化遺存流傳后世,劉漢根先生的豐富收藏及其學(xué)術(shù)研究,很說明問題,從黃帝到夏朝是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時代,而非神話傳說時代,一切先入為主和戴著有色眼鏡研究夏朝的學(xué)人,都將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凡是將半坡遺址的刻劃符號當做原始文字或?qū)⒍镱^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當作夏代文字研究的專家學(xué)者,應(yīng)該進行一下反思了。
【二】從字形上看,很多字都是合體字,由兩個或三個獨體字組合而成,結(jié)構(gòu)復(fù)雜,有的難于辨認,或已消亡。很多字在商周甲骨文、金文及許慎說文中,已不見,或沒有被繼承下來。這是判斷該文字年代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對未知文字就用以后證前的方法,進行細致的具體的反復(fù)的比對,甲骨文有近五千個單字,金文有近三千五百個單字,許慎的說文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單字,總共有近一萬八千多字。唐蘭先生說過:從字形發(fā)展來檢查銘刻年代最可靠。 從字形發(fā)展上如何判斷其具體年代,馬氏告訴你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先從偏旁部首進行分析,先確定什么偏旁,什么部首,而后再確定該字由幾個部件組成,不可操之過急,弄清弄準各部件的形狀,再與甲骨文,金文,許慎說文進行比對,檢查其發(fā)展演變之軌跡,即可一目了然。如果字形弄不準,就會前功盡棄。如果字形弄準弄清之后,你自然就可以得出那些字,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哪些字與甲骨文、金文不同,有多少字形不同,這些不同的字形,是否符合當初倉頡的造字原理和規(guī)則,是否符合六書,要一一分析,比較,歸納,總結(jié),尋找其中的規(guī)律,看是否合理。我對【倉頡書】、【夏禹書】、【禹王碑書】的破譯完成,讓我增強了少有的信心,我知道,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三書,是任何人也偽造不了的,它就是夏朝及夏朝以前的文字,當今的古文字專家沒有一個人去研究,去破譯,當然不知道三書寫的什么,也不認得三書上的文字,他們不學(xué)不認,這沒有錯,也不應(yīng)該受到任何責怪。但是有一點,請沒有研究過三書的專家學(xué)者,不要往【倉頡書】、【夏禹書】、【禹王碑書】上吐口水,吐口水起碼是修養(yǎng)不夠或不文明的表現(xiàn)。有很多的行家里手,一見篆字就說,象小篆,象大篆,馬上就表態(tài),年代不會早過周朝,更不會早過甲骨文。殊不知,他們都將甲骨文當成了中國最早的文字,他們根本就不相信夏朝會有文字,更不相信夏朝會有什么篆字,二里頭出土的刻劃符號,那才是真正的夏朝的東西,夏朝人就是使用的二里頭的原始文字。他們相信郭沫若的觀點,郭沫若在【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章里,講的言之鑿鑿,他說:“在現(xiàn)今傳存的《尚書》中,所謂《虞書》和《夏書》都是戰(zhàn)國時的儒者假造的,已經(jīng)成為了定論?!?/span>
{馬評:這只是一家之言,《虞書》和《夏書》早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前有唐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而后才有孔子整理【尚書】百二十篇,虞夏之書連孔子都寫不出來,他的學(xué)生的學(xué)生能寫出《虞書》和《夏書》,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想象。戰(zhàn)國時代有人制假,而春秋時期的孔子能編纂【尚書】,請問,孔子是春秋時人,還是戰(zhàn)國時人,郭沫若在時間上,搞沒搞錯?戰(zhàn)國時的儒者假造【尚書】,這個儒者是誰,哪個文獻有此記載?如果郭沫若拿不出具體事實,就是他的主觀臆測。再說戰(zhàn)國時的儒者假造【尚書】,戰(zhàn)國的專家學(xué)者就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揭露這場騙局,這也太不可思議了。事實情況正好相反,直到清中期乾隆編撰【四庫全書】時,古代學(xué)者還相信和承認虞夏商周之書,近代和當代人可以有不同認識,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動不動就說定論或鐵案,大有強加于人之嫌,這種論調(diào)簡直就是信口雌黃,不可取,也不可提倡,這畢竟是個人觀點,個人觀點總會有片面性,局限性,傾向性,短視性。}
“就是《商書》,除掉殷末的幾篇而外,也都大有問題一一這個問題我在本節(jié)中要附帶加以解決。照現(xiàn)在由地下發(fā)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學(xué)上所得來的知識而論,大抵殷、商以前還是石器時代,究竟有沒有文字還是問題,《周書》上的周初的幾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論,夏以前的事情全沒有說到?!?/span>
{馬評:郭沫若多次講到,夏朝究竟有沒有文字還是問題,表面上含糊其辭,實際上是否定夏朝是有文字的。在他心里,夏朝是石器時代。實際上,黃帝時代已開始采礦、煉銅了,到約一千年后的夏朝,大禹已鑄九鼎,進入了青銅時代,梁州已產(chǎn)鐵了。至于文字,黃帝時代的倉頡已完成漢字體系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朝廷已推廣應(yīng)用,世有【倉頡書】、【黃帝內(nèi)經(jīng)】流傳至今,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這些他不會不清楚,然而他避諱不談,他對倉頡造字有自己的看法,他不相信倉頡能造字,他認為文字非一人一時所造。實際上,文字的最初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就是一人一時所造,漢字絕不是集體共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只有沒搞過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人,才會相信他的別出心裁的理論。只有不動腦筋的人,才會相信他那一套獨有的見解。}
“就是說到夏、殷上來在詳略上也大有懸殊,夏代只是籠統(tǒng)地說一個大概,商代則進論到它的比較具體的事跡。尤其是《無逸》與《君奭》兩篇,敘殷代的史事,頗為詳細,而于夏代則絕口不提。可見夏朝在周初時都是傳說時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時代的。” {馬評:郭沫若用《無逸》與《君奭》兩篇文章的內(nèi)容,一個是敘殷代的史事,頗為詳細,而于夏代則絕口不提。就認定夏朝在周初時都是傳說時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時代的。這種認定是否太簡單一點了吧,夏朝離周朝不過五百多年,怎會成為傳說時代,古人對于虞夏商周總是相提并論的,沒有一個周代學(xué)者會認為夏代是傳說時代,郭沫若的說法令人莫名其妙。夏朝只有在今天的歷史學(xué)家眼里,才變成了傳說時代。文獻上記載的夏朝歷史,是很詳細的,夏朝有天子,有夏后氏,有明確的世系,有四百七十一年的真真切切的歷史記錄,有官員,有軍隊,有監(jiān)獄,有禹貢,有禹刑,有青銅九鼎,有行政區(qū)域劃分,有九州,總之夏朝是一個有階級的國家,說它是傳說時代完全是主觀臆測,不符合夏朝的實際情況。} “《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話也說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典與冊是用文字寫出來的史錄,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見得殷之前是沒有的了。” {馬評:周公的話,只說了殷先人有冊有典,到了郭沫若那兒,就變成了足見得殷之前是沒有冊和典的了。周公說殷先人有冊有典,并未說夏朝無冊無典,郭沫若的推理不能成立,先入為主,邏輯混亂,用這樣的方法和思維去研究夏代的歷史,夏代文字,夏代文明,可想而知,會得出一個什么樣的結(jié)果。馬氏認為,做學(xué)問,不怕有不同觀點,要擺事實,講道理,有人不顧歷史事實,自以為是,夏朝被一代學(xué)人曲解,這是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再說周公的話,不但不能證明殷之前沒有典與冊,相反,更進一步說明與殷先人同期的夏代人,一定會有典有冊,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夏朝的文化文明程度,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等,都要高于殷先人及周先人,是今天的保守的歷史學(xué)家誤判了夏朝。各種歷史文獻上,都記載了夏朝有史官,有書籍,有文字,為什么到了今日,反倒什么都沒有了,這不很奇怪嗎?說來也不奇怪,因為有人不相信歷史文獻記載,只相信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判斷又非常片面、絕對,形而上學(xué),與傳統(tǒng)認識相去甚遠。} “單是根據(jù)這項周初的紀錄,我們要斷定夏代還是傳說時代,可說是不成問題的。斷定夏代是傳說時代,并不是說夏代沒有。有是有的,不過不會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font> {馬評:單憑周初的這一條記錄,是根本不能斷定夏代還是傳說時代的結(jié)論。因為周公所說的殷先人,都曾在夏朝做官被封領(lǐng)地,是一方諸侯,連臣服夏朝的殷先人都有冊有典,那作為主宰天下的帝王,有冊有典,是極為正常的事情,這才符合正常的思維和邏輯推理,而郭沫若卻得出相反的結(jié)論,豈不拙拙怪事。在他強調(diào)夏朝是傳說時代的同時,他也承認有夏代,只是這個夏代不會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他極力貶低夏朝的文明程度,將夏朝有文獻記載的歷史,稱為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馬氏認為,一旦帶著有色眼鏡看夏朝,那會將夏朝看的一無是處,一片黑暗,一塌糊涂,因為郭沫若將商朝定為中國的開頭,你讓他承認已經(jīng)邁進文明門檻的夏朝、唐虞朝、黃帝時代,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叫科學(xué)?事實求是的對待歷史,客觀、公正的認識歷史,這才叫科學(xué),隨心所欲的解釋歷史,帶有功利的心態(tài),闡釋歷史,是遠離科學(xué)。} “凡是傳說,在時間的經(jīng)過中是要受著多量的粉飾的,特別是夏代還有杞國那樣的后裔存在,在后來文化進展了的時候要把自己的祖先粉飾起來,那是毫不足怪的。” {馬評:客觀的講,這種現(xiàn)象可能存在,但也要看到,除了粉飾之外,還會有一定的歷史事實存在,應(yīng)該說明的是,夏朝的歷史從來就不是什么傳說,它是信史,是用文字記載的歷史,有人非要說是傳說,正像胡適、顧頡剛先生下的結(jié)論一樣,東周以上無史,時間和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回答。} “孔子所說的“文獻不足”的話,大約也就是可信賴的資料不足。而周末秦漢的儒者和禮家也就是把那些不可信賴的資料當成了信史,所以說起古禮古事來比周公、孔子更詳。然而要說他們?nèi)珶o根據(jù):,他們也是多少有點根據(jù)的,所以也能博得一部分人的相信。” {馬評:自古做學(xué)問,信者則信,疑者則疑,沒有必要非得統(tǒng)一,黑與白,是與非,自有公論。長期以來,體制內(nèi)的專家學(xué)者所提倡的主流觀點,仿佛不可逾越,不可動搖,不可懷疑,實際完全沒有必要。因為主流觀點的時代局限性很大,它受政治的左右很厲害,政治變了,學(xué)術(shù)也跟著變,學(xué)術(shù)成了政治的附屬物,無獨立存在的價值,那是學(xué)術(shù)嗎?譬如勞動人民造字的理論。勞動人民究竟怎樣造字,勞動人民造了哪些字?勞動人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文盲,拿什么造字。直到今天,體制內(nèi)的專家學(xué)者說不清漢字是從哪里來的,漢字是誰造的?漢字是什么時候造的?最早的漢字什么樣?他們還在將甲骨文當做中國最早的文字,還在將二里頭的刻劃符號,作夏代文字研究,歷史不會忘記這一頁,人們不會忘記疑古派和四十年派所提倡的理論,對中華歷史文化的研究所設(shè)制的種種障礙及產(chǎn)生的倒退現(xiàn)象。} 夏朝文字及夏朝以前文字{包括唐虞文字、黃帝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有人故意將黃帝時代到夏朝說成傳說時代,有人生將從黃帝時代到夏朝一千多年的時間內(nèi),說成無成熟文字,只有刻劃符號,劉漢根先生豐富而大量的收藏品,充分的說明了倉頡創(chuàng)造文字,創(chuàng)造大篆的可信性,完全符合文獻的真實記載。
【三】從文例上看,夏代玉碂文字由單字或雙字組成,各表一個獨立的意思。這些由一個字或兩個字組成的詞匯或句子,已經(jīng)精煉的不能再少了,可見古人早已懂得惜墨如金的道理。 從內(nèi)容上看,表達了夏朝人的理想、愿望、信念、祈盼、吉祥、揚善、祝愿、祭祀,也有詛咒、懲惡、戰(zhàn)爭等,黑白突出,涇渭分明,這樣的文例在商周的成文歷史中,很難見到,換句話說,也只有夏代及夏代以前才獨有的文例。 【四】玉琮的作用,玉琮是一種內(nèi)圓外方筒型玉器,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 夏代的玉琮,是天子和王朝敬天禮地的禮器,是祈盼長治久安,豐收康寧的祭器,是絕地通天、與神相遘的法器。《周禮》有“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記載,從黃帝到唐虞夏三代起歷代王朝都制定以璧、琮禮天地的制度,一直延續(xù)到清代。玉琮的整體特征是外方內(nèi)圓,有的玉琮刻有細膩的不同花紋,夏代的玉琮除刻有花紋外,還有的刻有成熟、工整、美觀、統(tǒng)一的篆字,這是夏代玉琮獨有的特征之一。夏代玉琮有煙熏火燎的痕記,正像夏朝甲骨文一樣,都有火燒的經(jīng)歷,這是其特征之二。劉漢根收藏的這一組夏代玉琮確實是黃琮,與文獻記載吻合,可視其特征之三。 《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span> 《史記·夏本紀》:“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墨子·非攻下》云:“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比馂樘熨n玉信,禹掌握瑞玉就足以號令天下。《容成氏》云:“桀不述其先王之道……以伐岷山氏,取其兩女琰、琬,□北去其邦,□為桐宮,筑為璿室,飾為瑤臺,立為玉門。”《山海經(jīng)·海外西經(jīng)》:“玉后啟佩玉璜”說相吻合,看來夏后氏啟之璜實物確實存在過。 文獻記載,夏代制作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玉器,以滿足夏朝王室對夏玉的需求及審美需要。
【五】以下本文所選錄的一組玉琮,共十五面文字,每面玉琮有75字,加一起共1125字,數(shù)量可觀,這僅僅是劉漢根先生收藏玉琮的一部分,如果將其眾多的豐富的大量的藏品上的文字,匯總起來,編為一部夏代大字典,我想是不會成為問題的,這是后話。本文對第一面玉琮上的文字,進行了初步的辨認和破解,嘗試與古人對話,了解一下四千年前的古代先人在玉琮上的文字,向我們后人遺留下了什么信息,讓我們從中受到什么啟發(fā)。 釋文: 1,滕佀 歡 將承 2,雍和 供 政背 3,即午 歸 楚既 4,賊胎 從 諸捍 5,邦昆 囗 冷矢 6,迅飛 累 祝劍 7,郃關(guān) 齡 刑陑 8,惟行 尊 夜樂 9,誣賜 集 切側(cè) 10,掓暉 縣 佾焦 11,松辨 幽 弘棍 12,時曜 囗 賊衣 13,網(wǎng)塌 囗 佀訖 14,執(zhí)蛒 京 囗祖 15,囗囗 夥 賀囗
釋義: 1,滕耜【送耜】 歡【樂也】 床承【上床】 2,雍和【和諧】 供【品也】 政背【征伐】 3,即午【中午】 歸 【回也】 楚既【打畢】 4,賊胎【賊子】 從【隨也】 諸捍【捍御】 5,邦昆 【國子】 囗 【】 冷矢【冷箭】 6,迅飛【急飛】 累【積也】 祝劍【鑄劍】 7,郃關(guān) 【關(guān)閉】 齡 【年也】 刑陑【刑罰】 8,惟行【進行】 尊 【敬也】 夜樂【夜歡】 9,誣賜 【帝賜】 集【合也】 切側(cè)【分旁】 10,婌暉【光輝】 縣【城也】 佾焦【焦慮】 11,松辨【訴訟】 幽 【暗也】 弘棍【】 12,時曜【光耀】 囗 賊衣【賊服】 13,網(wǎng)塌【網(wǎng)毀】 囗 佀訖【姒祈] 14,執(zhí)蛒【持蛒】 京【都也】 囗祖 15,囗囗 夥 【計也 】賀囗
解讀:對于以上第一版的文字字形的辨認及破譯,已初步完成初稿,由于有些字形尚不能定奪,暫缺。為了了解夏朝天子在祭天禮地的儀式中,向蒼天地祗表達了怎樣的心愿,我從玉琮的全部文字中,選取幾個有代表性的詞語,進行解釋,僅供參考: {一}雍和:即和諧,夏后氏向天神地祗禱告時,祈愿天下太平,諧和,長治久安,因為夏朝是家天下 ,家天下,夏后氏可以為所欲為,號令九州。從四千年前的夏后氏到滿清的愛新覺羅家天下,都希望天下雍和,清朝給后人留下了雍和宮,即是明證。歷史上,各朝各代都希望天下和諧,即雍和,有了雍和,統(tǒng)治者可以高枕無憂,魚肉百姓。雍和,是夏后氏的第一心愿。 漢 王充 《論衡·藝增》:“欲言 堯 之德大,所化者眾,諸 夏 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span> {二}政背【征伐】,此二字應(yīng)為征北,所謂征北,北有戎狄,戎狄皆北方少數(shù)民族,不時騷擾中原,夏朝有時派軍隊征伐。夏后氏將此事刻于玉琮之上,是希望上天保佑征伐大捷,平息戎狄鬧事,讓戎狄來朝來享,俯首稱臣。征伐是一項夏后氏的最重要的軍事活動,顯示武力,威懾四方,保證天下平安。 {三}賊胎【賊子】,相當于民間說的狗崽、兔崽一類臟話。在夏代,對于帝王來說,賊胎不單單指賊子、賊人說的,還有敵方的含義。對內(nèi),由于公天下,夜不閉戶,已成過去,而今,家天下,小偷、強盜,屢見不鮮,朝廷,衙門,除了要捉偷捉盜,還要應(yīng)對邊疆外圍的掠奪,騷擾。內(nèi)憂外困,也讓夏后氏心煩意亂,特在玉琮上刻下平治賊胎,已解心頭之恨。 {四}諸捍【捍御】,即防衛(wèi)捍御之意。夏代曾有過一段動亂時期,夏后氏太康由于沉湎于田獵,日日不理朝政,數(shù)月田獵不歸,致使大權(quán)旁落,后羿奪權(quán),寒浞篡政,幾十年后,由于少康發(fā)憤圖強,暗中操練軍隊,等待時機,在夏朝舊臣的輔佐下,殺了寒浞父子,重又奪回了朝政。從此防衛(wèi)捍御提高到了生死攸關(guān)的高度,也在敬天禮地的玉琮上有了顯示。 {五}邦昆 【國子】,邦,國也,昆,后裔,子孫,邦昆 即國子。北京到清朝時還保留著國子監(jiān),國子監(jiān)是舊時的最高學(xué)府,國子指各代王朝的貴族子弟,而非尋常百姓家的娃子。夏朝時,已有學(xué)府了。漢書.儒林傳》記載,“聞三代之道,鄉(xiāng)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校、庠、序分別是夏、商、周三代的學(xué)校名稱。從夏朝到西周,以官辦的公學(xué)為主。學(xué)生自然都是那些衣食無憂,享有特權(quán)的國子。 {六}豹師【猛軍】,豹,兇猛,師,軍隊,豹師,形容軍隊之猛。這種提法并非始于夏朝,黃帝時代已經(jīng)流行。《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zhàn)於阪泉之野。三戰(zhàn),然后得其志?!?筆者認為,太史公用熊羆貔貅貙虎代表兇猛的軍隊,最后,大獲全勝,建都涿鹿,中國才有了第一個用文字記載歷史的文明王朝。 {七}從夏朝的雍和,國子【邦昆】,校名詞到今天的雍和宮,國子監(jiān),學(xué)校,可以看到我們受到夏文化夏文字的影響之深,之大,之廣。盡管是夏代的“迅飛”、“夜樂”、“婌暉”、“時曜”,在今天看來,是那么通俗、淺顯、易懂。當然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還是比較晦澀難懂的,這就更增加了破譯的難度,山高才有攀頭。劉漢根先生對夏代文字的研究與收藏,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是有著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一定會在中國文字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八}與四千年前的夏人交流,溝通,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首先要靜下心來,心靜如水,心無旁騖,這是一種境界。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今天,強迫自己做到排除一切干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面對中華民族先祖給我們留下的這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chǎn),如果我們再無動于衷,那就等于我們白活了,白受多年的教育了,那就真成了中華民族的不學(xué)子孫,無藥可救,望豎子引以為戒。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這僅僅是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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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爾雅】:1998年大連出版社
【說文解字】:四川辭書出版社
【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年出版
【金文編】:容庚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 1985年出版
【古文字類編】高明、涂百奎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出版
郭沫若【青銅時代】: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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