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將就看吧】

《叫魂》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的力作，他以1768年發(fā)生在乾隆盛世的所謂叫魂妖術進行了透徹的研究。此一“透徹”并不在于他挖掘叫魂風波的內情——這在事實上是無法辦到的，而在于他深刻分析了這一案件的制度隱疾。

簡言之，叫魂妖術是指通過割取人的發(fā)辮或衣襟，對其施法，從而將此人的魂從身體上帶走，附著在紙人紙馬等上面竊取財物，供叫魂者所用。這一年，這個只有筆記小說里才有的傳言，從浙江、江蘇波及山東、河南，甚至達到直隸，影響滲入滿人原住地。

孔飛力斌要還原的并非叫魂妖術的真相，但他從歷史文獻、判案文書以及乾隆朱批中，確實勾勒了一個接一個的民間故事。他用嚴謹的學術才能為本書增添了極大的趣味性。然后，孔飛力開始將分析集中在叫魂案所引起的制度反應上，以及乾隆本人的焦慮。

換言之，因為不可知論所導致的妖術傳言，時常隱現與民間社會。何以乾隆皇帝對此大動干戈，發(fā)動了全國范圍的圍剿？原來，動力在于乾隆對滿人漢化的深層次恐懼，以及對遭受謀反之逆的深切憂慮。乾隆是要利用叫魂案達到整肅漢人、尤其是江南的目的。

乾隆當然沒有在一開始就點明叫魂案的政治因素，這對他來說也是有利有弊。因此，乾隆在與各省總督機密的通訊系統(tǒng)中，原先是避諱將叫魂命名為政治罪的。乾隆既要利用這個案件挽回滿人精英入關后的統(tǒng)治質量，又要打壓實質上占據滿庭的漢文化，隱情多端。

在乾隆的驅使下，大半個中國行動起來，捉拿想象中的叫魂妖黨。不出所料，無論是游方和尚，還是浪蕩乞丐，均成為最大的被懷疑群體。然而，所捕獲的嫌犯，能提供的只是相當含糊的證詞，屈打成招、反致陷害的比比皆是。乾隆帝掌握全部進程，不舍不棄。

從結果看，叫魂案并未坐實任何一個妖孽。乾隆及其官僚集團似乎是在與恐懼心理戰(zhàn)斗，然而在孔飛力看來，乾隆仍舊贏得了一個回合。這就涉及到孔飛力的研究范圍，他借此觀察官僚制度與乾隆皇帝的沖突，兩下使出了基于地位與權力的手段，一較高低。

叫魂案就此過渡到制度討論上。在一個常規(guī)的官僚制度下，乾隆帝也不能阻止整個帝國秩序的失控。官僚體制自動產生了對抗或抵消皇帝權力的力量。乾隆以經辦不力、奏請滯后為由懲罰了一大批官員，但叫魂案同樣隱含著行政權對皇帝權威的挑戰(zhàn)。

孔飛力提到，官僚集團盡管滿軒，效率低下，但他們在處理乾隆的焦慮時，同樣利用了制度做掩護。乾隆是要把叫魂案做成一個“事件”，他利用朱批奏折持續(xù)強化這個緊張態(tài)勢。但官僚集團則試圖將叫魂案導入日常軌道，以抱團的集體策略，降低風險。

在叫魂案波及最厲害的三個月里，乾隆在廷寄的信息系統(tǒng)中施加了最苛刻的看法，朱批的用詞毫不掩飾皇帝的焦躁，乃至是毫無修養(yǎng)，對官員冷嘲熱諷，異?？瘫　Ｒ粋€被假想敵所控制的皇帝，與一大幫各懷心事暗中自保的高級官僚，被比叫魂術更厲害的權術所圍困。

有意思的是叫魂案的終結。在幾個忠心耿耿、干預直言的軍機大臣的婉言之下，乾隆不得不接受此案無果而終的結局。但是，乾隆在投入了巨大的道德威信的前提下，一個更具禮儀性的結局是必須的。要繼續(xù)緝拿“主犯”，同時，一份整飭官員的名單出爐了。

至此，乾隆皇帝加諸叫魂案的思路無法進行下去。案件的政治定性已然失敗，但乾隆又不甘心接受行政定性，只好閉著眼睛，敷衍了事?？梢哉f，乾隆帝試圖用叫魂案達到一箭雙雕（整肅官場、震懾江南）的用意落空?？罪w力接著又將議題帶到深一層。

這就是1768年的社會態(tài)勢與民眾心理。在孔飛力看來，其時的商品社會與人口繁殖不不能同步，前者無法滿足后者。大量的人群無法外遷存活，只能向下流動，淪為像僧道、乞丐那樣的邊緣人群。而因叫魂等謠言存在，這些陌生人受到了嚴重歧視。

要害在于，所謂的盛世徒有其表。乾隆治下的官僚系統(tǒng)有自立的一面，而整個統(tǒng)治集團所面對的社會，發(fā)展出人人互害的局面。這就是所謂“受困擾的社會”或“零和社會”。社會基本問題無法通過改進生產來解決，不得不“對損失進行分攤”。

正如孔飛力所言，“‘損失分攤’在一個貧窮的農業(yè)社會是一種更為嚴酷的過程。當中國進入近代的時候，社會擁擠、貧窮，人們對于正在侵蝕這普通大眾生存機會的種種實際力量幾乎完全沒有了解”。叫魂術是一種體現，可即使到今天，叫魂術何曾斷絕？

陌生人受到嚴酷的指認與治罪，這意味著人際關系萎縮到最圓滑的地步。冤冤相報就此成為“最普遍的社會進攻方式”，叫魂案中大量出現本地人陷害外來人、胥吏陷害無辜、胡亂指認一面之交的人。當各級官員絞盡腦汁對付乾隆朱批時，下層同樣在相互攻伐。

孔飛力區(qū)分了叫魂術與巫術。前者是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的，后者則是天賦所有。叫魂術的一個認定標準是為了“增強個人的能力”。若按照這個標準，寬泛地看，乾隆出于漢化的焦慮，圍剿叫魂術士，也是在增強自己對帝國體制的叫魂術。

貫穿《叫魂》全書的，是當時的信息通訊系統(tǒng)。有兩套，一是公開對所有人的，一是只有特定精英享有的。而乾隆的朱批奏折，盤踞在通訊層級最高處。從實際用處看，這是乾隆與少部分近臣聯(lián)手信息壟斷，從而超越官僚制度控制的一種信息系統(tǒng)設置。

巡撫、總督、江南織造、按察使以及皇族近親都負有往廷寄系統(tǒng)注入信息的義務，乾隆通過朱批這些奏折信息，獲得了穩(wěn)定地對抗官僚制度的小集團效忠與政治威嚇力。這個高級別的控制系統(tǒng)，與叫魂妖言流傳大半個中國的民間信息系統(tǒng)，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有反諷意味。

乾隆所借重的這個精巧的信息系統(tǒng)，凌駕于官僚制度之外，卻能對叫魂案件的所有細節(jié)進行遠程調度。研究傳播史的人不可錯過這個實例。事實上，乾隆皇帝用廷寄系統(tǒng)獲得了進退空間，掌控信息、進而掌控對帝國體制的秘密懲戒，看來是早有依據的。

此書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比比皆是。除了上述之外，孔飛力對“事件”這一詞匯的討論鞭辟入里?！笆录辈皇且粋€簡單的東西，在叫魂案中，它是乾隆與群臣之間，是否將叫魂妖術政治化的劃分手段。對“事件”的掌控，展現了政治上的收放自如。

“當我們解讀由‘事件’而產生的文件時，都必須要么把它們當做關于現實的描述，要么將它們視作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孔飛力之所以能對叫魂案進行庖丁解牛式的剖析，大概是將此一事件作為后者。乾隆與近臣之間近乎辯論的大量朱批即屬于此類。

與常人的理解并不一樣，通過叫魂案可見，最反對將“事件”政治化的，反而是官員。當乾隆借助朱批向辦案官員釋放政治化信息時，官員們深諳其道，也深知其風險，為了以防萬一，不約而同地將案件往行政習慣上牽引。這是“事件”讓人深思之處。

“事件”成為原料，推動制度內部各種關系的運作，皇帝在此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并轉化成權力和地位。“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過文獻的制作來影響人們對某個事件的界定和看法。對叫魂危機當然可以用這樣的手段來加以操縱”。當然，乾隆對妖術意義的界定并未完全自主。

當叫魂案的基礎崩潰時，乾隆帝惱羞成怒地在官僚群體中尋找替罪羊來代替對叫魂案的清剿。皇帝與群臣的對抗，就此淪入兩敗俱傷的亂局中。即使乾隆仍能憑天子資格毫無拘束地懲處大臣，但官僚制度與皇帝的分野還是明顯。孔飛力就此提出了官僚君主制的定義。

在政體的界定上，往往最討巧的在于跨界法，而且這也更能概括一個政體的多面體特征。就孔飛力在叫魂案中的寫作思路看，官僚君主制無疑是他的立論基礎，也是他之所以能將輕盈的筆記小說寫成政治著作的依據所在。讀者最終都要回到這個定義上思考乾隆在現世的化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