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羅康寧的漢語言研究

《廣東九章》開篇說：“在中國，也許很難再找到一個地方，像廣東這樣充滿爭議。不僅普羅大眾意見紛紜，就是經典大家也看法各異。這些意見盤根錯節(jié)，剪不斷，理還亂，已經形成一個錯綜復雜的爭議結?！睜幾h的焦點之一，便是通行在這里的粵語。

粵語，廣府人稱為“白話”，英語稱為Cantonese。直至1934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語言區(qū)域圖》才稱之為“粵語”，作為漢語中的一種方言。從語言學的角度看，粵語是漢語各大方言中較為獨特的一種，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與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

一、粵語保存古漢語音韻的大量因素，從而保存不少在中原已失落的傳統(tǒng)文化。

先看一首唐詩：

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

忽然云雨至，卻道是天因。

這首詩題為《戲妻族語不正》，作者是中唐詩人胡曾。從這首詩可以看到：“十”與“石”、“針”與“真”、“陰”與“因”，其讀音在唐朝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十”與“石”都是入聲字，“十”收唇塞音韻尾，“石”收舌塞音韻尾；“針”與“陰”收唇鼻音韻尾，而“真”、“因”收舌鼻音韻尾，并不相混。到中唐之后，中原漢語發(fā)生變化，塞音韻尾脫落，鼻音韻尾歸并，故此出現(xiàn)“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以及將“天陰”說成“天因”的情況，胡曾稱之為“語不正”，今天普通話也是如此。然而在粵語中，“十”與“石”，“針”與“真”，“因”與“陰”，依然區(qū)分得很清楚。清末廣東學者陳澧在《廣州音說》中指出：“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p>

正因為粵語完整地保存著唐朝以前漢語的韻尾體系，也就完整保存著唐詩及唐代以前傳統(tǒng)詩歌韻律。我國傳統(tǒng)詩歌，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瑰寶，不僅集中地表現(xiàn)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格精神，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獨特的藝術形式，包括韻律，將漢語藝術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從南朝起，傳統(tǒng)詩歌脫離樂府而獨立發(fā)展，“永明體”首先將漢語的四聲運用于詩歌創(chuàng)作，根據(jù)漢字本身平上去入聲調組合變化，按照一定的規(guī)則排列起來，形成“抑揚頓挫”之美。唐代詩人在“永明體”的基礎上進行兩項改革，一是將四聲二元化，即“平”與“仄”；二是解決了粘式律的問題，從律句律聯(lián)到構成律篇，擺脫永明詩人種種病犯說的束縛，創(chuàng)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chuàng)造空間的新體詩──律詩，同時派生出絕句。到開元時期，律詩和絕句的韻律形式已臻成熟，成為傳統(tǒng)詩歌完美的藝術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與生氣勃勃的盛唐時代精神有機結合，將中國傳統(tǒng)詩歌藝術推上巔峰。中唐之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語言的沖擊，中原漢語音系發(fā)生裂變。到宋朝推行的正音，塞音韻尾徹底歸并。例如蘇東坡《念奴嬌 · 大江東去》中的“物”、“壁”、“雪”等字，在唐代分屬不同韻尾，而在這里變成了同韻字。從元朝開始通行的官話，吸收了阿爾泰語系的大量因素，包括與詩歌韻律毫不相干的翹舌音和兒化韻，而韻律中不可或缺的塞音韻尾及雙唇鼻音韻尾全部脫落。沒有塞音韻尾，入聲也就不存在，原有的入聲字分派于平、上、去三聲。入聲本屬仄聲，其中一部分變?yōu)槠铰?，原有的平仄格律也就打亂。作詩的人要分清平仄，必須查韻書。即使分清了，原有“抑揚頓挫”之美感也蕩然無存。值得慶幸的是，在中原已經失落的古代漢語音韻的基本特點，由粵語傳承下來。因為粵語保存著中國傳統(tǒng)詩歌輝煌時期的音韻，可以“原汁原味”地領略其韻律“抑揚頓挫”之美感?；浾Z保存著這些在中原一帶已經失落的傳統(tǒng)文化，對于繼承中華民族文化遺產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二、粵語吸收了許多海外詞語，從而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

粵語在保存古漢語音韻大量因素的同時，也保存著大量古漢語的詞語，例如“佢”（他）、“著”（穿）、“頸”（脖子）、“面”（臉）、“翼”（翅膀）、“屋”（房子）、“鑊”（大鍋）、“揩”（洗）、“飲”（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慳”（節(jié)?。?、“幾多”（多少）、“舊時”（過去）、“卒之”（終于）等；同時，保存了不少古百越語詞，例如“嚦”（有本事）、“啱”（合適、剛好）、“嗮”（完了）、“呝”（呼喊）、“埞”（地方）、“乜嘢”（什么東西）、“趁墟”（趕集）等。然而，粵語在詞匯方面最突出的特點，是吸收了許多外來詞語，并源源不絕地向民族共同語輸送。

漢朝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后，印度佛教便從南方各港口傳入。唐朝，廣州成為全國三大譯經中心之一。當時的梵本經典多寫在貝多羅樹葉上，并用竹木夾好，經海路運入。如此一來，廣州得領翻譯貝經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經之先，當時有眾多的學識淵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來參預譯事，每譯完一部經即于寺內開講，來聽講的僧俗川流不息。隨著佛經的翻譯和傳播，嶺南出現(xiàn)了如釋懷迪這樣的一大批佛經翻譯家，還誕生了中國第一部佛經——由惠能口授、弟子法海記錄整理的《六祖壇經》。隨著佛經的翻譯與傳播，大量梵語中的佛教詞語便輸入漢語之中。這些佛教詞語有許多是首先進入廣州通行的粵語，然后逐步推廣到整個漢語的。例如“南無”為梵語namas的音譯，意譯為“敬禮”；“文殊”為梵語manjusri的音譯，意譯為“妙德”。這些音譯詞所依據(jù)的都是粵語讀音。通過佛經翻譯而傳播的佛教詞語，更多的是意譯詞，比如：世界、平等、方便、圓滿、宗旨、剎那、過去、現(xiàn)在、未來、表示、解脫、妄想、煩惱、障礙、消滅、信仰、信心、心地、心機、心眼、正宗、空想、誓言、敬愛、自愛、追求、印象、恩德、理智、宿命、真空、真實、真相、化境、說法、身心、利益、普通、絕對、真理、真諦、原因、機緣、苦果、惡果等等。這些詞匯在兩漢以前的文獻典籍無法找到，而在漢譯佛經中頻頻出現(xiàn)，逐步成為漢語中普遍使用的逐漸成為常用詞語。而粵語在這些佛教詞語的輸入中所起的橋梁作用，充分體現(xiàn)了廣府文化開放與包容特性。

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粵語的，除了印度佛教詞語，還有中東及東南亞語言音譯詞，例如“邋遢”（臟），“冚”（蓋）等，有人以為它們來自百越土著語言，其實是來自阿拉伯語。明清時期，廣州成為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隨著中外交往的發(fā)展，出現(xiàn)一種“廣式英語”，將英語單詞用粵語音譯，用漢語語法“組裝”。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結合的詞語，例如“冷衫”（毛線衣）、“恤衫”（襯衣）、“撲飛”（買票）“打波”（打球）、“波恤”（球衣）、“波鞋”（球鞋）等。鴉片戰(zhàn)爭之后，許多廣東商人隨之而遷往上海經商，將“廣式英語”帶到上海洋涇濱，由此而派生出“洋涇浜英語”。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外經濟文化交往日益頻繁，出現(xiàn)了引進外來詞語的新浪潮。這次新浪潮跟前兩次比較，不但來勢更猛，輸入量更大，而且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通過港澳作為橋梁。大多數(shù)外來詞語都是先輸入港澳，流行了一定時間之后，再被引進到珠江三角洲。港澳本身是粵語區(qū)，因而所引進的音譯詞多帶粵語方音，意譯詞及音意兼譯詞也帶有粵語的構詞特點，加上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與港澳毗鄰，這些外來詞語就首先輸入粵語之中，然后隨著粵語的擴散而推向全國各地。同時，香港通行英語，所引進的外來詞語也就以英語詞為主，有直接音譯的，例如“的士”（出租車）、“巴士”（公共汽車）、“飛士”（面子）、“波士”（老板）、“啉巴”（號碼）、“士多”（小商店）、“貼士”（提示）、“粉絲”（崇拜者）、“杯葛”（抵制）等；也有“組裝”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領呔”、“酒巴”、“網巴”等。據(jù)語言學家語言學家陳章太、陳建民在90年代初的統(tǒng)計，改革開放以來，僅是通過粵語吸收進普通話的外來詞語至少有600多個，其數(shù)量遠遠超過國內的任何地方方言。在吸收外來詞語的同時，粵語還產生了一大批流行詞語。例如“炒魷魚”、“炒更”、“埋單”、“搞掂”、“生猛”、“入圍”、“搶手”、“爆滿”、“人氣”、“減肥”、“花心”、“靚女”、“煲電話粥”、“按揭”、“布藝”、“搞笑”、“廉租”、“房車”、“面膜”、“咪表”、“獵頭”、“警匪片”、“潔具”、“穿幫”、“非禮”、“高企”、“賣點”、“另類”、“置業(yè)”、“樓盤”、“物業(yè)”等等。上述外來詞語和流行詞語，已經成為廣府文化的一種符號，隨著南風北漸而傳播全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在1996年和2005年兩次修訂時，就收錄了不少粵語中的外來詞語與流行詞語。修訂主持人晁繼周先生指出：粵方言對漢語貢獻很大，有查詢和解釋價值的廣東話越來越多?！翱赡苓^不了多久，這些方言就會變成普通話的一部分?！?/p>

三、粵語承載著廣府地區(qū)大量文化品種，充分體現(xiàn)了廣府文化的鮮明特色。

王蒙指出：“吳儂軟語，三秦高腔，川語的剛嗲相濟與粵語的鏗鏘自得尤其是各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同樣是我們的語言財富。它們影響著乃至決定著我們的民族音樂，特別是多種多樣的地方戲曲、曲藝和少數(shù)民族歌舞?！睆V府文化獨特的魅力，不僅體現(xiàn)于廣式民居、廣式菜系等，更體現(xiàn)于“鏗鏘自得”的粵語及以粵語為載體的一系列文化品種。

粵語歌，是廣府文化的重要品種。尤其是上世紀下半葉，隨著流行文化的興起，從香港到珠江三角洲出現(xiàn)了粵語流行歌曲，不僅盛行南國歌壇，而且跨五嶺、過長江、越黃河，風靡全國，有些人甚至為唱好粵語歌而學習粵語。這些歌本來大都有“國語版”，但相當一部分男女青年總覺得非用粵語唱不夠味。個中奧秘，就在于粵語的聲調獨特，不僅平、上、去、入四聲俱全，而且四聲俱分陰陽，所有陰調的調值高，所有陽調的調值低，本身就具有一種高低起伏之美?；浾Z歌之所以在漢語方言歌曲中獨樹一幟，就因為它的旋律跟歌詞聲調的陰陽是協(xié)調的。比如“萬里長城永不倒”這句歌詞，前五個字都是陽聲調，調值低；“不倒”兩字是陰聲調，調值高，其中“不”為陰入，調值5；“倒”為陰上，調值35。旋律與調值相適應，唱起來十分順口，充分表現(xiàn)了粵語自身的魅力。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陰平，調值高；“流”是陽平，調值低。作者正是發(fā)揮這一高一低的特點，通過旋律的配合，產生一種起伏感，加上后面“萬里滔滔”由低而高推進，表現(xiàn)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話的上聲和去聲不分陰陽，平聲雖有陰陽之分，而陽平的調值幷非低平，失去陽調的本義，因此，用普通話演唱的歌曲，不必考慮旋律與聲調是否配合。粵語歌與普通話歌不同的特點，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現(xiàn)象。

粵劇，被稱為“南國紅豆”，長期以來受到各地人們的喜愛。其實粵劇不少唱腔也跟粵語一樣大部分來源于外地，例如“梆子”來源于江西的弋陽腔和江蘇的昆山腔，“二黃”來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撥子，“西皮”來源于陜西的秦腔。還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等，也非廣東“地產”，但一經用粵語填詞和演唱，便帶有濃郁的“粵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粵語聲調與粵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揚頓挫”之美便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因此，廣東傳統(tǒng)藝術要打自己的名牌，就一定要充分發(fā)揮粵語及其他方言的作用。

近年來，保護母語跟保護文化遺產一樣，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課題。199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通過了《瀕危語言法案》，并將當年定為“拯救瀕危語言年”。此后，便將對瀕危語言的關注轉到各地母語的保護，1999年決定將每年的2月21日定為“國際母語日”，在同年公布《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的報告中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fā)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都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夠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我們研究粵語的文化價值，就要將文化自在變?yōu)槲幕杂X，確立文化自信，理直氣壯地保護、發(fā)展粵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