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國務院批準，北京主城的行政區(qū)劃再度調(diào)整，崇文區(qū)和宣武區(qū)被撤，二者分別并入東城區(qū)和西城區(qū)，保留“東城”和“西城”的區(qū)名。

　　有了崇文門和宣武門，才有了后來的崇文區(qū)與宣武區(qū)。大約從明正統(tǒng)年間(約1440年)，依“左文右武”的舊禮為京畿的兩扇南大門命名開始，這兩座城門與它們面前的土地慢慢地就有了獨特的地理與文化意義。這一次，它們的“消逝”引發(fā)民間熱議，沒有了崇文區(qū)和宣武區(qū)，北京文化會缺失它重要的一部分嗎?

　　明代南城“八坊”分布

　　源自嚴嵩的“南城文化”

　　在明清北京城的規(guī)劃中，拱衛(wèi)著紫禁城的內(nèi)城九門，依逆時針分別是西直門、阜成門、宣武門、正陽門、崇文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紫禁城正南的宣武、正陽、崇文三座城門自西向東一字排開，它們向南輻射開去就是今天的崇文區(qū)和宣武區(qū)。

　　很長一段時間，這片土地只是一望無垠的郊區(qū)而已，連外城也算不上。變化發(fā)生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那一年蒙古俺答汗率大軍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燒殺搶掠，京城受到嚴重的破壞。經(jīng)此一辱，嘉靖帝覺得只有“內(nèi)城”九門圍著還不保險，下令要在京城之外再加一圈城墻。這以后，北京人就管加上的這段外城叫“南城帽兒”。

　　當年嘉靖把筑城事宜交給嚴嵩去辦，嚴嵩是奸臣，可他并不笨。他見那些年災荒遍地，民不聊生，國庫也不富裕，心想萬一修到一半沒錢了該如何交代!就留了一手，先從南邊開工。果不其然，剛修一小半，沒錢了，繞著北京修一圈是肯定不成了，只得半路停工。可也不能沒頭沒腦撂著半截城墻啊!嚴嵩便按早作好的打算，把東西兩邊跟原來的東便門、西便門兩個城角連接起來，好似給北京城戴上了帽子，其形狀像個“冒”字，這在今天的北京地圖上看二環(huán)路的走向就能瞧出來。

　　自有了這頂“帽子”罩著，北京的城市面貌發(fā)生了變化，皇城南邊出現(xiàn)了一座“外城”，當時也叫“羅城”。它東起東便門、廣渠門，經(jīng)左安門、永定門、右安門，西到廣安門、西便門。在這種圍合下，南城特有的文化圈誕生了。

　　早在明朝剛把這段城墻筑起后，西城一個中藥鋪就流傳起一則與嚴嵩有關的傳聞。原來這家藥鋪的招牌是嚴嵩寫的，在一次火災中被燒了。找了幾個書法家重寫，東家都不滿意。店里有位老廚子，見掌柜為這事急得飯都吃不下，就說：“您別著急，我寫寫看!”掌柜斜了他一眼說：“你還會寫字?”廚子找來塊白木板，拿來干凈抹布，沾上墨汁，拿抹布一抹，幾個大字寫得跟嚴嵩絲毫不差。掌柜笑得合不上嘴，連說：“好好好!你再冒充嚴嵩落個款吧?！睆N子說：“我就會寫這三個字，別的字不會寫!”原來天天在這匾下燒飯做菜，廚子收拾完碗筷，就對著那塊匾，拿抹布照匾上的三個大字劃拉一回當做擦桌子。擦了20多年桌子，就練會這仨字。

　　南城也有個中藥鋪的傳說：某天夜里，有人敲“西鶴年堂”的門，要買刀傷藥?；镉嬆昧怂幨樟隋X，隔著小窗口一看，這人有點臉熟，沒等想起在哪里見過，那人一轉(zhuǎn)身就不見了。第二天數(shù)錢入賬，發(fā)現(xiàn)收到的錢竟是給死人燒的冥幣!伙計再一想那人的長相，原來是前日在菜市口刑場被砍頭的犯人。從此就留下句俚語，罵人不說“你去死”，而說“快去鶴年堂買刀傷藥吧”!

　　都是中藥店的傳說，兩個區(qū)的風格卻如此不同。西城是富人區(qū)，開的是文雅玩笑;“西鶴年堂”所在的菜市口正是刑場所在，清朝時處決人犯，不管是殺譚嗣同還是殺肅順，都在這家藥鋪前行刑，監(jiān)刑官先進鶴年堂休息喝茶成了慣例，所以死人買刀傷藥的鬼話只能產(chǎn)生在南城。

　　非但如此，南邊的那幾座城門名字也不吉利。《清稗類鈔》里有一則“城門名讖”，講的是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的名字，預示了元明清三個朝代的滅亡。原來，定都北京的這三朝，其末代皇帝的年號分別是至正、崇禎、宣統(tǒng)，三座城門各含一字，是為不祥之兆。其實，宣武門取張衡《東京賦》“武節(jié)是宣”，有“武烈宣揚”之意;崇文門是才子趕考必經(jīng)之門，因而被稱為“幸運之門”。

　　清代南城“五城”分布

　　大柵欄：舊時的“王府井”

　　清代將明朝的“羅城”分為五城：東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范圍基本也是今天的崇文區(qū)加宣武區(qū)。

　　滿洲人進駐北京城后便推行“遷漢令”，內(nèi)城分駐八旗，拱衛(wèi)皇宮，實行兵民分城居住。清政府還下令內(nèi)城不許建會館、戲院及娛樂設施，這些設施和漢人開設的商店一律遷到了外城。外城雖分成五個區(qū)，不過類型只有三類，宣武門外主要是士人、漢官居住區(qū)，正陽門外和崇文門外是商業(yè)區(qū)，住的多是商人，而南部天橋一帶才是平民聚居活動的地方。這時起，就外城而言，“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格局漸漸形成。

　　明代疏通的通惠河對南城影響很大，漕船可以自通州經(jīng)運河直抵北京城東南角的大通橋，這樣，臨近碼頭的崇文門、正陽門地區(qū)遂逐漸發(fā)展為繁華的商業(yè)區(qū)。

　　南城的商業(yè)發(fā)達體現(xiàn)在稅收上面。為了調(diào)劑在京滿人官吏的收入，“京師九門，皆有課稅，而統(tǒng)于崇文一司”，也就是說，進北京城做生意，都得到崇文門交稅。最初，包袱行李還不納稅，發(fā)展到后來只要是身外之物都在起征之列，這引起了很多人不滿。清朝陳康棋《郎潛紀聞》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年，江蘇吳江的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的身份進京朝見，崇文門稅局的關吏明知他是進京公干，仍收“關稅”，因索要的“買路錢”太多，陸氏竟然付不起。無奈之下只好把衣被等物都扔了，只帶一個仆人進城，他氣憤地對關吏說：“我就這副身板了，未必你們還讓我交稅!”進城后，陸中丞只能找朋友借衣服被褥，等辦完公事離開京城之時才還給人家。

　　這片商業(yè)區(qū)中以大柵欄的老字號最知名。明代遷都北京后，因長期戰(zhàn)亂，北京人口驟減、商業(yè)蕭條，為振興京城，永樂帝決定遷南方富戶充實北京。為發(fā)展商業(yè)，朝廷又決定在城南擇地蓋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謂之廊房”，于是，正陽門外被確定為搭建廊房的理想之地。“大柵欄”之所以得名，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決定外城仿內(nèi)城之制，于各胡同口設置柵欄。以前明代修筑的那片廊房區(qū)，因店鋪眾多，鐵柵欄建得格外高大華麗，久之，“大柵欄”的稱呼取代了原來的名稱。

　　大柵欄就是清代北京的“王府井”，以前的民謠說：“大柵欄里買賣全，綢緞煙鋪和戲院，藥鋪針線鞋帽店，車馬行人如水淹。”大柵欄里的老字號，沒有一家沒有出處，沒有一家沒有來頭，沒有一家沒有自己的特色。

　　美國零售業(yè)巨頭沃爾瑪公司創(chuàng)始人山姆?沃爾頓曾說：“我創(chuàng)立沃爾瑪?shù)淖畛蹯`感，來自中國的一家古老的商號。它的名字源于傳說中一種可以帶來金錢的昆蟲?！边@種使金錢去而復還的昆蟲，就是青蚨，也是銅錢的代名詞。而山姆?沃爾頓所說的這家商號就是瑞蚨祥。

　　瑞蚨祥是北京的一家綢布店，是當時字號都冠有個“祥”字的“八大祥”之一。瑞蚨祥創(chuàng)始人為孟鴻升，自稱孟子后裔，系山東章丘人。他以經(jīng)營土捻布發(fā)家， 1862年起他先在濟南經(jīng)營綢布生意。1876年，25歲的第二代當家孟雒川進京經(jīng)商。瑞蚨祥在不斷的競爭與合作中變得日益成熟，老北京人一直流傳著一個有關瑞蚨祥的誠信故事：在價格不穩(wěn)定的年景，如果當天有顧客以8分一尺的價格買了綢布，第二天又回來買同樣的布，但這時的價格已經(jīng)漲到了8分5，那么瑞蚨祥寧肯賠本兒，仍會以每尺8分的價格賣給這位顧客，讓老主顧滿意。

　　凡此種種，體現(xiàn)的是南城文化的古雅和質(zhì)樸，透露著南城人的憨厚與實在。如果說北城是北京城的高山流水，那么南城就是它的下里巴人，二者不可偏廢。清末的梁啟超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曾感慨“中國的歷史有國家而無社會”，又說“‘二十四史’，二十四家姓也”，他這樣的評斷至少在北京的大柵欄可以改寫。

　　試想一下，除了瑞蚨祥布匹給你的輕柔和滑潤，同仁堂也始終在為你放映“大宅門”的“豪門深似?！?，還有天惠齋里飄出的裊裊鼻煙、聚明齋里扇出的徐徐涼風，你能看到、能聞到、能觸碰到的，正是最地道的“北京”……然后，你還可以再到厚德福吃一頓鐵鍋蛋，到張一元喝一壺正經(jīng)的茉莉花茶，到二廟堂的樓上品一回老式的沙氏水，到聚順和買一點正裝的北京果脯和糙細雜拌兒，到聚慶齋買一包用老式蒲包再蓋上一層油紙和紅紙的大小八件……

　　這就是著名作家肖復興眼中北京南城的“藍調(diào)”。藍調(diào)的南城，似乎遠離北城的高官厚祿、皇家氣派，但它卻深深扎在北京人的心里面，不可替代。

　　民國南城“五區(qū)”分布

　　天橋：老北京的“嘉年華”

　　在我國的許多城市都曾有過市井娛樂與消費的大本營，如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廟、鄭州的老墳崗等，而其中名聲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數(shù)老北京的天橋了。

　　歷史上的北京外城南部曾是一片水鄉(xiāng)。明代內(nèi)城之水從正陽門與宣武門之間的“響閘”流出，在虎坊橋東南形成了20余個大小不等的湖泊。有一條河從西向東流過，它當時無名，清末名為龍須溝。明永樂時在京城南郊筑起天壇后，為方便帝王祭拜，在正陽門和永定門間修建了大道。大道經(jīng)過龍須溝處又修筑了一座橋，因是天子祭天必經(jīng)之橋，遂名“天橋”。

　　不過負有盛名的天橋市場則遲至晚清才形成。清末民初人震鈞所著、刊刻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天咫偶聞》中有對天橋市場較早的描繪：“天橋南北，地最宏敝，賈人趁墟之貨，每日云集……今日天橋左邊，亦無酒樓，但有玩百戲者，如唱書、走索之屬耳?！闭f明在清末已有商人在天橋附近設攤售貨并出現(xiàn)了曲藝、雜技等娛樂內(nèi)容。

　　人們常用“萬花筒”來形容天橋市場豐富多彩和無所不包。你能想到與北京有關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不管是爆肚兒、豆汁兒，還是虎枕、兔爺，甚至看相、賣假藥等各種騙人的勾當，天橋市場都能尋見。只是這些物什因為檔次較低，不可能給后人留下什么寶貴的遺產(chǎn)，唯有天橋的“玩兒”有許多絕活，對民間藝術發(fā)展有過重要的貢獻，也培養(yǎng)了一批批身懷絕技的藝人。

　　人們把其中技藝最精、表演最奇者稱為“八大怪”。他們是滑稽二黃的云里飛、拉洋片的大金牙、說相聲的焦德海、摔跤的沈三、“賽活驢”關德俊、罵大街賣藥糖的大兵黃、賣蹭油皂的周紹棠、只練不說的拐子頂磚等。這些平民眼中的“大明星”，他們自然上不了廳堂。事實上，他們也從未想過把自己的戲臺搬到皇上太后眼前，移進王府大院里面。貼近老百姓，是他們的志趣，也是他們的使命。

　　當天橋的戲曲藝術發(fā)展到一定規(guī)模后，戲園子也如雨后春筍般冒了起來。1933年籌建的天樂戲院初演評劇。1938年后，有“天橋馬連良”之稱的梁益鳴和著名武生張寶華長期在此演出，場場爆滿。梁益鳴是北京通縣人，1923年加入天橋“群益社”科班學戲。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了馬連良的演出，傾慕備至，從此下決心學習馬派。凡是馬先生演出他必去學藝，并向馬連良的鼓師、琴師問藝，雖未入師門，卻被公認為馬派的嫡傳。

　　直到1959年，梁益鳴正式拜師在馬連良門下，梅蘭芳、蕭長華等都前去祝賀，成就了一段藝壇佳話。不料“文革”中，他因繼馬連良之后演出《海瑞罷官》被打成“黑幫”，1970年含冤而逝。

　　1977年天樂戲院重新翻建，改稱天橋禮堂，2004年又改稱天橋樂茶園，由曹禺先生題寫匾額。盡管名字不斷變化，但茶園內(nèi)演藝的內(nèi)容未變，彌漫著濃郁的老北京風情，是今天國際大都市北京市井文化的重要遺存。

　　現(xiàn)在由郭德綱領銜的“德云社”常年在此演出相聲，培養(yǎng)了大批的觀眾，又重新引發(fā)了人們對傳統(tǒng)曲藝的喜愛，在這里能找到歡樂，能尋到悠長的歷史感覺。天橋文化雖幾經(jīng)沉浮，它卻從未淡出過人們的視線。

　　1952年南城“三區(qū)”分布

　　琉璃廠：“四庫分館”

　　如果認為南城只有市井和世俗，那就大錯特錯了。

　　從和平門南行不遠，有一條跨南新華街的東西向街道，它東起延壽街，西至南北柳巷，全長不足千米，寬不過十余米，就是這樣一條小街，卻蜚聲海內(nèi)外。它對北京乃至全中國的歷史文化發(fā)展都起過重要而獨特的作用，這條街就是聞名遐邇的琉璃廠文化街。

　　琉璃廠，興建于元代，原來是為修建元大都和皇宮提供大量琉璃構(gòu)件的琉璃窯，明代專設衙署管理，從清代起，這條街上聚集起眾多經(jīng)營古舊書刊、傳統(tǒng)字畫、金石篆刻、古董珍玩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用品的商鋪。幾百年下來，這里曾經(jīng)集散、流通、保護了難以估量的文化財富，被稱為“開架的圖書館”、“免費的博物館”。

　　清初，北京的書肆集中于廣安門內(nèi)慈仁寺(今報國寺)一帶。但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后，寺院遭巨大破壞，書肆日漸蕭條。與此前后，前門外大柵欄地區(qū)成為北京最熱鬧的商業(yè)區(qū)，也帶動了琉璃廠集市的發(fā)展，并開始出現(xiàn)書肆。

　　因清初實行滿漢分城而居，宣南一帶特別是琉璃廠附近集中居住了許多漢族官員和文人學士。據(jù)前幾年在長椿街建成的宣南文化博物館統(tǒng)計，光是清朝一代，從清初的顧炎武到清末的梁啟超，一共有66位大名人在宣南居住或生活過。如龔鼎孳、孫承澤、朱彝尊、吳偉業(yè)這些不像官僚更像學者的文化人，他們在琉璃廠一帶結(jié)詩社、興詩會，作對唱和，使這一帶的文化氛圍極為濃厚，并逐漸形成了士文化與市井文化相結(jié)合、具有豐厚內(nèi)涵的宣南文化。

　　康熙后期，琉璃廠書肆已有相當規(guī)模，文人學士、應試舉子及進京述職、候補的官員成為琉璃廠書肆的忠實顧客。許多書肆投其所好，廣羅珍善之本，供他們選購、品鑒，琉璃廠遂成了“京都雅游之所”。

　　乾隆年間，琉璃廠進一步繁榮。大藏書家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進京候補時，終日流連于琉璃廠書肆。后來他寫成了《琉璃廠書肆記》，是當時琉璃廠文化繁榮的直接證據(jù)。四年后，朝廷下令調(diào)集全國各地文人學士2000余名到京開“四庫館”，廣征天下藏書，編修《四庫全書》。各地書商聞訊也涌入京城，琉璃廠的書肆得到了極大發(fā)展。

　　位于宣武區(qū)珠市口西大街的“閱微草堂”見證了這段歷史，在民間知名度極高，享有“清代第一才子”的紀曉嵐就是它曾經(jīng)的主人。紀曉嵐也不是喜歡做官的人，但乾隆愛他的才，同樣以才自負的這位皇帝難得依了一回紀大才子的性子，讓他出任《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紀曉嵐也人盡其用，在他的主持下，經(jīng)過13年的努力，集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獻菁華的《四庫全書》撰畢，留給后世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鮮為人知的是，當年這批人上朝時在“四庫館”里編寫抄錄，下朝各自回家后，也常常為一個編書的問題來到琉璃廠繼續(xù)切磋商討。這里圖書充棟，更便于考證不同的版本，因此琉璃廠實際上成了《四庫全書》的另一個編纂處。紀曉嵐的閱微草堂離琉璃廠很近，除了編書的“公務”，在私底下，為買到一本好書，琉璃廠也常常出現(xiàn)他與書肆老板討價還價的身影。

　　除了舊書肆聞名遐邇，琉璃廠另外的一處特色就是古董店、古玩店的集中，這里幾乎吸引著全中國的古玩收藏家，任何一家店鋪的故事都足以寫成一本書、排成一部戲。

　　崇古齋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設在西琉璃廠中間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鋪。掌柜的是張鴻瑞，東家用的是堂號“述善堂”。這個堂號是曾做過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陳昔凡的。述善堂存在了52年，直到1956年張鴻瑞的小徒弟李延琦當掌柜時轉(zhuǎn)為公私合營。

　　那時張鴻瑞還做“包袱齋”的古玩生意，經(jīng)人介紹遠赴新民給陳昔凡送了點古玩，一來二去，成為熟友。光緒三十年陳升為知府。張再赴新民祝賀，并送了幾件字畫瓷器以為賀禮，陳很喜歡，收下卻照價付款。二人遂成為摯友，在張的建議下，陳昔凡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積蓄，開起了崇古齋。

　　因為清末、民國期間的社會動亂，舊中國的國門被叩開后，國外的文物販子和文化強盜也盯上了琉璃廠這塊蛋糕，以至于少數(shù)古董商也發(fā)起了國難財，經(jīng)琉璃廠流出的重要文物不知凡幾。在此背景下，崇古齋卻做了一件協(xié)助搶救國寶的好事，為后人傳誦。

　　那是日本投降后，溥儀從長春偽宮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從北京清宮帶走的珍寶。琉璃廠玉池山房的掌柜馬霽川去東北以低價買回不少珍貴的文物，密藏起來，等待時機高價賣給外國人，其中就有我國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國畫：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文物收藏家張伯駒聞訊后，怒沖沖地去找馬霽川，指責他不應只為賺錢讓國寶流失到國外，堅決表示要收藏這幅畫。馬只好答應賣，卻開出800兩黃金的天價。

　　張伯駒拿不出這筆巨款，他只好與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商議，但故宮也因經(jīng)費不足無力收購。無奈之下，張伯駒發(fā)動琉璃廠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請各古玩鋪，誰也不許幫馬霽川把此畫販賣出境。又托崇古齋的掌柜李卓卿和墨寶齋的掌柜馬寶山出面，與藏有此畫待價而沽的馬霽川周旋，曉以利害，大力壓價，最后壓到240兩黃金。張伯駒積極籌款，賣掉一座13畝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蓮英“似園”)，得款220兩黃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飾當賣，幾乎傾家蕩產(chǎn)才湊足240兩黃金，將這幅國寶級的歷史名畫購回。

　　之后，南京政府的國民黨元老張群聞訊愿以500兩黃金，請張“割愛”，被張拒絕。建國后，張伯駒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圖》，連同他以前以巨資收藏的珍貴文物：1700多年前的陸機的《平復帖》，范仲淹手書的《道福贊》，杜牧的一幅《贈張好好詩》等若干難以計值的珍品，無償?shù)鼐璜I給國家。這是張伯駒先生的愛國勛業(yè)，又何嘗沒有琉璃廠古玩商的襄助!

　　在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琉璃廠當然不只是屬于文化人，實際上，“老北京”一般會把琉璃廠叫成是“廠甸”，專指過年時在那里舉辦的廟會，它是普通老百姓新年里娛樂歡慶最理想的去處。這種包容性和開放性，恰恰也就是南城文化的厚重之處。

　　“夏天過去，秋天過去，冬天又來了，駱駝隊又來了，但是童年卻一去不還。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對自己說，把它們寫下來吧，送給夢中的人，讓實際的童年過去，心靈的童年永存下來?！薄趾Ｒ簟冻悄吓f事》

　　會館：超越血緣的棲居

　　因為林海音居住過晉江會館，才有了《城南舊事》里細膩而傳神的演繹，也讓這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四合院，在文學史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作為一個普通縣館，晉江會館著實沒給后人留下一些古跡或文詞，有關的記錄也少而又少。據(jù)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追尋母親林海音的足跡》一文，1930年，林海音父親林煥文的弟弟因抗日被毒死在大連的牢中，林煥文去大連收尸回來后，氣憤、傷心難平，最終病逝。為了節(jié)省開支，林海音和母親及六個弟妹不得不搬離梁家園小樓，住進了南柳巷42號福建、臺灣鄉(xiāng)親專用的晉江會館，因為住在那兒不用繳房租。

　　會館，始設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會館是建于永樂年間的北京蕪湖會館。北京的會館多建于清中期，主要為同鄉(xiāng)官僚、縉紳和科舉之士居停聚會之處。會館作為明清時期都市中由同鄉(xiāng)或同業(yè)組成的民間團體，有著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正因這種形式的集聚，會館里發(fā)生的故事成了社會萬象的寫照，如清末著名的“戊戌變法”就和會館有著密切關系。當時康有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內(nèi)，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內(nèi)?？涤袨樵跁^撰寫《上清帝書》，甲午戰(zhàn)爭后，再撰《上清帝第二書》，促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進行變法。譚嗣同亦在會館內(nèi)撰寫詩文和書信，與朋友志士抒談維新。

　　據(jù)統(tǒng)計，北京有百分之七十的會館坐落在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這片區(qū)域。騾馬市大街東口路南，有一片精美的古建筑群，就是名滿京城的湖廣會館。湖廣會館原址曾是明朝重臣張居正的府邸，后來徐乾學、岳鐘琪、王杰、葉繼雯等都曾居于此。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由劉權(quán)之、李均簡等創(chuàng)議籌建，以聯(lián)絡湖南、湖北在京人士的鄉(xiāng)誼。

　　清末民初，湖廣會館成為名流學士宴會酬唱之地和政黨團體集會活動之所，不少有影響的歷史事件在此發(fā)生。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自滬北上抵京，25日上午同盟會在湖廣會館召開歡迎會，時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的孫中山在這里發(fā)表演說：“望我會(同盟會)同仁，萬不可自居革命之首功，專享建設之特權(quán)，更應化除私見，與各政黨相互提攜，聯(lián)合四萬萬同胞，同心協(xié)力，共謀共和之幸福，鞏固民國之基礎……”同日下午，同盟會在此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被選為黨主席。湖廣會館見證了中國國民黨的早期活動和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志向。

　　會館畢竟不是用來“革命”的，它也并非只有銅臭鐵銹的商業(yè)味道。北京南城的會館以一種地緣、業(yè)緣超出了血緣的包容性，成為歷史上不可抹去的一處文化標識。

　　八大胡同：煙花地也是梨園鄉(xiāng)

　　清末以來，京劇逐漸成為北京最受歡迎的劇種，北京城里京劇的舞臺很多，最富盛名還屬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指在前門外西側(cè)，大柵欄街、鐵樹斜街以南的多條胡同，“八”字概言其多。從清末到民初，這一帶的20多條胡同中集中了大量妓院、煙館，平日往往是車馬盈門、水泄不通。

　　位于八大胡同中心的陜西巷，多設一等妓院“輕吟小班”，班中姑娘不僅要求年輕貌美，而且需多才多藝。因掩護云南都督蔡鍔將軍反袁護國而聞名的小鳳仙就曾是陜西巷中“云吉班”的一名藝妓。她與蔡鍔就相識在云吉班的“上林仙館”。

　　1913年蔡鍔被袁世凱調(diào)至北京任參政院參政等閑職，實際是被軟禁起來。為麻痹袁世凱，表明自己胸無大志，蔡鍔經(jīng)常去八大胡同玩樂，結(jié)識了小鳳仙。當小鳳仙得知他反袁的決心后，深為其憂國憂民的胸懷感動，想方設法掩護蔡鍔擺脫密探的監(jiān)視離開北京，輾轉(zhuǎn)至云南，組織“護國軍”。

　　蔡鍔離京后，小鳳仙焦急地等待著英雄的歸來，不料等來的卻是將軍病逝的噩耗。小鳳仙悲痛欲絕。為維護蔡鍔的名聲，她隱姓埋名，悄悄出走天津，后又到沈陽，默默地度過了后半生，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名噪一時的京城名妓。

　　人們至今為小鳳仙的深情感動，卻不能誤解八大胡同只是“花柳繁華之地”，而忽視了它對京劇發(fā)展起過的重要作用。自徽班進京后，這里聚集了眾多戲曲班社。各劇種各行當?shù)拿且约皹穾?、編劇在此居住。當時有“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唱戲的離不開百順、韓家潭”的俗諺。八大胡同親歷了徽戲與漢調(diào)、秦腔相互借鑒、融合，逐漸形成新的劇種——京戲的全過程。

　　鐵樹斜街101號是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出生地，是他祖父梅巧玲的故居。梅巧玲祖籍江蘇泰州，因家境貧寒，11歲入福盛班學戲。后梅巧玲隨四喜班名旦羅巧福習花旦，藝成后成為“同光名伶十三絕”之一，是京劇形成初期的著名旦角演員。他有二子二女，長子梅雨田是著名琴師，曾給譚鑫培伴奏多年。次子梅竹芬即梅蘭芳的父親。

　　清光緒八年(1882年)，不滿41歲的梅巧玲病故于老宅，12年后，他的孫子梅蘭芳在老宅的東廂房出生。梅蘭芳3歲喪父，孤兒寡母隨伯父母生活。9歲時梅蘭芳跟吳菱仙學青衣。11歲梅蘭芳正式登臺，14歲入喜連成(后改富連成)班，同時他向陳德霖學青衣、刀馬旦，向王瑤卿學花衫，在北京梨園行嶄露頭角，逐漸成長為一代大家。

　　和會館一樣，南城的梨園也上演著中國傳統(tǒng)社會宗法血緣亙古不變的主題。而京劇，也成了國粹，走出了八大胡同，走向了全世界。

　　名人舊居：中國最著名的幾間“書房”

　　北京的名人故居多不勝數(shù)，其中以城南為最。

　　因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的熱播，“紀大煙袋”機智、風趣，敢與貪官和珅斗智斗勇的形象深入人心。歷史上的紀曉嵐是一位博學的才子，他因總纂《四庫全書》而彪炳史冊，不過難以想象的是，這樣一位大才子竟沒為自己留下一部學術作品。傳世的紀曉嵐著作僅有神怪小說集《閱微草堂筆記》，“閱微草堂”是紀曉嵐的居所，也是他的書房。

　　閱微草堂位于珠市口西大街241號，門臉被晉陽飯莊所遮蓋。紀曉嵐11歲即在此居住至39歲，48歲返京后仍居于此，直至82歲辭世，前后共達60余年。閱微草堂是一座兩進四合院，院內(nèi)有紀曉嵐手植的紫藤和海棠，老舍先生曾留下了“四座風香春幾許，庭前十丈藤蘿花”的名句。

　　和紀曉嵐相比，有的文人并不在意置業(yè)買房，干脆住進會館。梁啟超的“飲冰室”就是典型。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光緒二十年(1894年)，21歲的梁啟超入京，住進了粉房琉璃街115號的新會會館。他住在會館中院的三間北房中，將住房取名“飲冰室”，自號“飲冰室主人”。之后，他追隨康有為推行維新變法，名滿京城。

　　“飲冰室”見證了梁啟超在北京的全部生活，他青年時是維新領袖，中年時是輿論驕子，晚年成為學術巨人。他“少年強則中國強”的箴言，就在“飲冰室”寫成，傳遍整個中華大地。

　　另一位文壇巨匠也在會館度過了幾個春秋，1912年5月，31歲的魯迅從南京來到北京，先在菜市口東的騾馬市大街長發(fā)客棧住了一宿，然后搬進了位于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一直到1919年11月他搬去西直門內(nèi)八道灣。他在這里待了七年半，是在北京住的時間最久的地方。

　　在紹興會館，魯迅先是住在藤花館西屋，然后搬到朝南的屋子，最后又住在西院的補樹書屋。在補樹書屋里，他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說，還寫了《我之節(jié)烈觀》、《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等重要雜文。

　　魯迅在南城的故事，他在南城的生活，就如他的“三味書屋”一般，在中國的現(xiàn)代文化史上長久閃爍。

　　菜市口：戊戌喋血寫忠烈

　　今天宣武門外大街達智橋附近的一處院落，門額上有“松筠庵”三個字，它不像一般的四合院，更像一座小廟。這里是明朝大忠臣楊繼盛的故居。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楊繼盛以《請誅賊臣疏》彈劾嚴嵩，歷數(shù)其“五奸十大罪”，嚴嵩假傳圣旨，將繼盛投入死囚牢。廷杖一百，有人送與蚺(rán)蛇膽一具，說是可解血毒，楊繼盛拒絕，曰：“椒山(楊繼盛字)自有膽，何必蚺蛇哉!”后楊繼盛在獄中自行割下腐肉三斤，斷筋二條，受盡三年折磨，最后被棄尸，臨刑有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于后人補!”嚴嵩不曾想到，他一手筑起來的南城，沒有鎖住忠臣的魂魄。

　　滿清入關后，清朝想借楊繼盛的事跡宣揚忠善，把這里建成祠堂供人憑吊，卻沒料到，一場兇猛的變法運動恰恰又在這座小院里展開。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是會試年，當年5月2日，廣東南海舉子康有為在松筠庵集合全國1300余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實行變法圖強，史稱“公車上書”。于是，短短103天的“戊戌變法”開始，然而它最后留給仁人志士的，依然是殺戮與鮮血。

　　1898年9月28日，農(nóng)歷八月十三，清代以來每年“秋決”的刑場菜市口再次血光沖天。這一天，“戊戌六君子”被斬首。臨刑前，譚嗣同突然叫住軍機大臣、監(jiān)斬官剛毅，表示有話說，剛毅嚇得忙叫左右?guī)ё咚?，慌亂之中把案臺上的朱筆碰落地上。譚嗣同仰天長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煸?快哉!”他為中國的富強而舍生取義，死得驚天動地，永留青史。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們未必記得“六君子”在北城深宮的運籌帷幄，但一定能記住他們在南城的義舉和赴難。南城在世俗和市井之中，竟熏陶出血性男兒的家國情懷。

　　就因為這志士血、仁人淚，南城的崇文和宣武，無論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它們都有理由留下一片屬于自己的歷史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