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jì)60年代，我在西崗子煤礦居住，正值青少年愛熱鬧時期。那時我們煤礦的職工俱樂部每個周六晚上都放映電影，票價5分錢。就是如此還是有一些孩子看不起電影，或爬窗戶從縫隙里看，或費盡心機逃票鉆進去找旮旯地方偷看。我家剛到煤礦時住在俱樂部后身的一個偏廈子，它們互通，在我家能走進俱樂部舞臺后臺。于是每當(dāng)放映電影時，我就在舞臺銀幕后面看電影畫面，盡管是反的，仍然津津樂道。

          星期一到學(xué)校上學(xué)，小伙伴們東拉西扯地議論周末看過的電影，電影中的人物大家印象深刻的多數(shù)是反面人物，記住的臺詞也多數(shù)是壞人嘴里吐出來的。如《平原游擊隊》中松井的“一個李向陽，就把你們嚇成這個樣子”； 《地道戰(zhàn)》中湯司令的“高，實在是高”；《小兵張嘎》中胖翻譯官的“老子在城里下館子都不花錢，別說吃你幾個爛西瓜”；《南征北戰(zhàn)》中張師長的“看在黨國的面上，快拉兄弟一把”等那些臉譜化的壞人的話，都能讓伙伴們背得滾瓜亂熟，伙伴們在爭先恐后爭搶模仿壞人話得時候，還紛紛效仿他們的動作，手舞足蹈，十分開心。

可是誰要挑頭說起電影里的正面人物說了些什么話，大部分孩子不知所云，面面相覷，一時冷場。

  為什么孩子記不住正面人物的話語，而對反面人物的話語倒背如流呢？我分析原因有三：

       一、正面人物在當(dāng)時要求必須塑造得“高大全”，人性中的幽默、風(fēng)趣、活潑被全部隱匿起來，尤其主要英雄人物不能有半點瑕疵，渾身都閃爍著正確、勇敢、智慧、堅定、無七情六欲的偉大光輝。而十歲左右的孩子正是淘氣、好奇、天性活潑好動的時候，還不懂得那些大道理。此時的孩子還處在常常使點小機靈，出點壞點子，使個小壞招把小伙伴羞臊一下，作弄一下，挖苦一下的懵懵懂懂善惡共存的階段，胸中還無革命大志，當(dāng)然更缺少“我們是共產(chǎn)主人接班人”那樣高度。因此那些富有特色的壞人的話語一下子就能進入他們的腦海被輕松地記住了。 

   二、電影里的英雄人物在實際生活中很難找到原型，而電影里的壞人卻在生活中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影子或其中某一點。電影中的壞人們狡詐、陰險，動作行為嬉皮笑臉、猥瑣、甚至一副流氓下作形象，在生活中不用專門關(guān)注，俯拾皆是。孩子們常常在看完電影說，咱們院里的某某長得真像那個壞蛋。單單從表層上的認(rèn)識就使壞人在孩子記憶里占了上風(fēng)。

       是的，生活中能有多少個王心剛那樣帥氣的英雄？看電影，孩子們總覺得英雄在遙不可及的天邊，而壞蛋卻總能在身邊察覺到。那些常常被別的伙伴欺負(fù)的孩子更愛拿電影中的某個壞人和現(xiàn)實中欺負(fù)他的人對號入座。

        三、電影里的壞蛋總被臉譜化、總被丑化，可是編導(dǎo)們卻忘記了邊緣化的作用，忽視了孩子們看事物的心理因素，忽視了孩子們好奇的特點。那個年代，壞人總被塑造得很另類，這倒反而在有意無意之中突出強化了壞人的形象，吸引了孩子們的注意力。

       相反，英雄們總被塑造得很嚴(yán)肅、不茍言笑，缺少親和力和人性的柔美，更不要說同情心、悲憫心和同孩子一樣的頑童心。這樣一下子就把孩子拒之千里之外，讓孩子們對英雄產(chǎn)生了一種敬而遠之的心理。那時正是全國大張旗鼓開展學(xué)習(xí)雷鋒的時候，可是孩子們做好事卻怕被同學(xué)和老師看見而不好意思。我就曾偷偷摸摸從家里拿一塊玻璃給班級的窗戶安上。當(dāng)時整個行動都是悄悄進行的，能躲人就躲人，躲不開，就把玻璃藏起來，怕人發(fā)現(xiàn)。在我們那里，孩子做好事，會被伙伴認(rèn)為是“顯大眼”，是“假積極”，是“溜須老師，偽裝進步”。 

多年前，我曾在《讀書》雜志上看到過一篇文章，作者將文革前電影中的正派人物歸納為“無趣的好人”，將電影里的反派人物歸納為“有趣的壞人”。當(dāng)時我覺得評說得很精準(zhǔn)，也很貼切。

好人無趣，壞人有趣，其實這不是我們實際生活的中真相。但是我們的電影人為什么卻如此塑造人物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那個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保險，哪個編導(dǎo)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你錯用一詞，你錯用一個動作，立即會有滅頂之災(zāi)在悉心等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