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沈徹 2012年07月09日

　　“他們?yōu)榍笾鴱氖聦W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我們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尋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亞里士多德

　　因為無法忍受同性戀“風化罪”給自己帶來的雌激素“治療”（即化學閹割），艾倫?圖靈，著名的數學家、邏輯學家、“計算機科學之父”1954年6月7日，用半個含有氰化物的蘋果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但學界與科技界并沒有歧視他和遺忘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圖靈獎成為計算機領域的最高榮譽。蘋果公司的商標更長期被誤認為是在向圖靈致敬，連喬布斯在接受采訪時都感嘆：“上帝啊，我們希望它是真的?！?/p>

　　在數萬人自發(fā)簽名請愿的壓力下，英國政府終于在2009年發(fā)表了正式的道歉聲明：“我們錯了，您本應得到更多獎賞”——對一位曾在二戰(zhàn)中協(xié)助軍方破解德國傳奇密碼系統(tǒng)Enigma的大功臣來說，這份道歉雖然遲了但非常重要。

　　今年6月23日，是圖靈誕辰百年祭，如果他在天國有知，他最為關注的恐怕不是名譽得雪，而是自己一手開創(chuàng)的人工智能領域短短數十年間的飛速發(fā)展。他或許會無法想象，一個龐大而炫目的IT帝國，如何將科技的應用化及商業(yè)化推向極致。

　　上世紀初的四十年，是屬于科學家與科學界的黃金時代。就像“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姆回憶20世紀20年代時的感慨：“那是個群雄競起的時代，那是個需要在實驗室里耐心工作的時代……人們急切地往來通信，匆忙召開各種會議，辯論、批評，用數學方法提出令人叫絕的即興想法……那是個開天辟地的時代。”

　　大衛(wèi)?希爾伯特在1900年巴黎國際數學家大會上雄心勃勃地提出了23個“最重要的數學問題”，43年后，他的墓志銘上依然自信地寫著：“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也終將能夠知曉！”這種信心，來自于天才的群體性涌現(xiàn)和民眾科學意識的蓬勃興起。

　　在希爾伯特任教的德國哥廷根大學，前前后后產生了數十位諾貝爾獎得主。1927年關于“電子和光子”的第五次索爾維會議更是成為史上陣容最為豪華的科學會議：獲邀的29人中有17人最后獲得了諾貝爾獎。國人在痛悼剛剛辭世的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數學家谷超豪時，必然會提到老先生教書育人近六十載培養(yǎng)的學生中已有9位當選為中國兩院院士，但卻未必會想起1937年逝世的英國物理學家盧瑟福，66歲的他的助手和學生先后有11人獲得諾貝爾獎。

　　在愛因斯坦、彭加勒、希爾伯特、馮?諾依曼、朗道這些全能學者逝去后，當代科學已經發(fā)展到極為專業(yè)化的程度。再沒有什么人能精通某個學科的全部主要內容，全面掌握整個領域與各個分支的知識，遑論打通各學科界域，于是純粹理論研究再次偏向于封閉化、孤立化、碎片化、個人化。

　　俄羅斯數學家格里高利?佩雷爾曼成功證明了被認為是“數學家最渴望征服的問題之一”的“龐加萊猜想”，但他卻拒絕了所有的媒體采訪、拒絕了“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茨獎，甚至拒絕了百萬美元獎金。因為他認為，只有誠懇的、純粹的、只從數學本身出發(fā)、不摻雜其他任何雜質的肯定，才配得上自己給數學帶來的真正有價值的貢獻?，斏?葛森在《完美的證明》中說，“俄羅斯數學精力旺盛、活力四射的時代即將告終，一個封閉、隱蔽、個人主義集中的數學時代即將開啟”。

　　與之相比，被公認古怪的數學家保羅?厄多斯恐怕都顯得正常無比了。雖然厄多斯從來沒有固定居所、沒有固定職位，只拿著兩三個舊皮箱的私人行李周游世界，但他撰寫的1500篇論文中的共同作者超過250人，以至于學界專門創(chuàng)造出“厄多斯數”的概念，從社會網絡角度來形容這種科學共同體的合作行為。看似洋溢著客觀分析與理性精神的概念，原來竟是這般毫無煙火氣的溫情脈脈。

　　科學發(fā)展的邏輯演變史絕非簡單的線性圖式，而是包含了知識復雜的層疊堆棧，還有科學家作為個人與科學共同體以及外部社會的糾纏互動。

　　在這個過程中，唯一的簡單明了與學界共識，或許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開篇的話：“他們?yōu)榍笾鴱氖聦W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我們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尋智慧：只因人本自由。”正因如此，相信很多科學家都會認同圖靈在劍橋大學的老師維特根斯坦的話。這位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在圖靈辭世前一年去世，他的臨終遺言是：“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