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一個哲學家為什么要做哲學研究？

陳嘉映：我相信，一個哲學家之所以對哲學、對概念邏輯感興趣，是因為有一個根一直連在他要解決的問題上，把它叫作生活態(tài)度的問題也好，靈魂的問題也好，隨你。這是一件跟自己有關系的事情。做哲學就是仍然努力地保護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心靈之間的聯系。說到底，還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嘛，就是人應當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中國人所說的哲學和西方人所說的有沒有什么差異？

陳嘉映：我覺得中國的青年對哲學的理解流于浪漫主義。西方主要是從科學方面展開的，中國主要是跟詩連在一起。他們理解的哲學沒有什么科學性可言，中國青年主要從詩的角度切入哲學。邏輯的和概念的東西是有生命的。我就怕學生單走禪的那路，太輕易地“得道”了。中國好哲學的人是最容易上這個路的。

人物周刊：哲學家應該怎么承擔社會責任？

陳嘉映：我覺得哲學家在讀書人意義上的責任感之外，不特別需要有其他責任感。讀書人的社會責任就是，天然應該關心公眾的事情，思考社會的問題作為對社會的酬勞。觀念批評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在80年代非常明顯?，F在社會責任感被理解為相當狹隘的、固定模式的，好像不斷對流行的事情發(fā)表見解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把承擔社會責任簡化為——關心生態(tài)是社會關懷，關心別的，比如關心維特根斯坦就不是社會關懷。

人物周刊：看不看新聞？怎么了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陳嘉映：很少主動去了解新聞，盡管作為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呆著，幾乎不可能完全信息封閉。我看過一位作家的回憶錄中提到一個事兒。他在西伯利亞流放，那個地方很閉塞。一次他在刮胡子的時候拿著一張報紙，不經意間看到報紙上有一則訃告，是他的一個老朋友死了。再一看，那報紙是兩三年前的。然后他就做了一個comment，他說當時突然意識到，我們平時那么地渴望信息，其實這些跟我們有什么相干？為什么每天要知道世界上發(fā)生什么事情？當然我沒有那么強烈的感覺，但我有時候也這么想，其實更多的是習慣而不是需要。

人物周刊：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一生命運坎坷，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回憶錄里寫道：“當我想到他的悲觀主義，想到他精神上和道義上遭受的強烈痛苦，想到他無情地驅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愛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愛，我總以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倍S特根斯坦在臨死時卻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其美好的一生！”怎么理解這種美好，或者幸福？您幸福嗎？

陳嘉映：呂底亞王問過梭倫幸福問題。梭倫的回答是，對活著的人，沒法用幸福這個詞。不知道維特根斯坦是讀過梭倫還是碰巧這么說的。

梭倫的說法，像希臘人喜歡的那樣，說得比較外在。意思是說，在你死之前什么事情都可能發(fā)生在你頭上。我完全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覺得，一個人還活著的時候，真是談不上有什么幸福。也許，一個有德的人——能夠生活在自己所信仰的生活里面的人，是幸福的。

人物周刊：但維特根斯坦肯定不是這個意思。他的幸福不是你說的那種“有德的幸福”。

陳嘉映：我覺得他大致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你做了你那一份兒?！澳闵钸^來，就像你應該生活過來那樣。”一個人活著的時候，你總是覺得你那么地沒有做到你應當做的。這是那么明顯。但我能想象，一個人生命結束的時候，他也許真的敢對自己那么說：反正，我就是做了我應該做的。維特根斯坦做了他應該做的，他能夠做的。但是我不覺得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敢說這話。用海德格爾的話說，人是“向死而生”。人在向死而生的時候總是有所虧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