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現代語言學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與語言學的關系十分密切。文學時時都在為豐富和發(fā)展人類的語言作出貢獻，同時也對語言學的某些規(guī)范提出挑戰(zhàn)，從而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課題。20世紀的語言學研究則主要是在哲學的層面上展開的。20世紀人文科學的重大事件就是“語言學轉向”。

一、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

    現代語言學是20世紀的前沿學科，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是其杰出的代表。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對傳統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他將人類的言語活動分成兩大類：語言和言語。語言是社會集團為了使個人有可能行使言語機能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規(guī)約，為社會所有成員共同遵守，即結構包括語法、句法和詞匯；言語則是“人們所說的話的總和”，是語言的具體表現和運用，是一種個人現象?，F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言語，只有語言才有穩(wěn)固的性質，人們可以通過語言要素的相互關系認識語言現象的整體，而言語的表現是暫時的，它的整體是無法認識的。

    索緒爾進一步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由能指和所指構成。能指即語言符號，所指是語言所引起的音響形象，但能指和所指聯結的不是固有的名稱和固有的事物，而是任意的，是一種語言習慣的產物，所謂意義只是約定俗成的產物。每個符號作為一個語言要素，又與其他要素互相依賴、互相制約，共存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系統中?，F代語言學不應滿足于對個別的、孤立的符號的研究，而應著重研究符號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的結構規(guī)律。

    在區(qū)分了語言和言語并把語言界定為符號系統之后，索緒爾提出了共時語言學與歷時語言學的問題?！肮矔r語言學研究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并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和心理關系”，即研究同時要素間的關系；歷時語言學研究的是時間上彼此代替的各項相連續(xù)要素間的關系。索緒爾認為，共時研究優(yōu)于歷時研究，如果語言學家置身于歷時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語言，而是一系列改變語言的條件，它無法找到自己的終點。

    索緒爾提出的觀察語言現象的新角度和同步分析的模式被稱為社會科學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關于將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轉向整個語言系統而不是個別言語的主張，他關于語言是由能指與所指構成的具有任意性和差異性的符號系統而不與外界事物相對應的思想，他對語言學研究中共時性的強調，這些極富啟發(fā)性的理論為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

二、現代語言學與文學批評

    由于語言學轉向，哲學討論的重大問題由主客關系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系，是語言開啟了世界，建構了世界。語言不再是為獨立存在于世界上的實體提供的一套標簽，恰恰相反，人們正是通過概念之間的差異來理解世界的。由此，人們不由地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作品表現的究竟是真實的存在，還是一套語言符號?從索緒爾語言學中吸取了養(yǎng)料的文學符號學充分認識到文學的語言符號性質，從而排斥了文學對經驗的依賴關系。這是一種新的文學觀，這種文學觀能否被人們理解還需要時間，但它畢竟打破了一統天下的模仿說和表現說的根基，引導人們開始思考文學本質的新層面。

    現代語言學對20世紀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這些批評流派在批評主張和批評方法上不盡一致，但都從不同角度表現出對語言的強烈興趣?，F代語言學的概念、方法和模式在文學批評領域得到了廣泛運用。在形式主義文學批評中，語言被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俄國形式主義所倡導的“文學性”，雅克布森對音位學的研究，都表現出對語言問題的關注。新批評的“細讀法”則是一種細致的語義分析。在索緒爾現代語言學基礎上產生的結構主義文學批評顯示出更徹底的與經驗世界的決裂。它們借助索緒爾的觀點，對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作了新的改造。與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不是言語而是語言一樣，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著眼點也不是個別具體的文學作品而是存在于這些作品中的敘述方式和結構模式，即使在描述一部作品時，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也是把它作為某種敘述方式的具體表現。在研究方法上，它們拋棄歸納法，而采用演繹的方式，去確立一些規(guī)則和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講，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正是試圖用語言學方法改造文學批評的一種嘗試。

    語言學轉向不僅是堅持文本批評的各種流派的理論基礎，而且深刻地影響到研究主體和重返歷史政治的批評思潮。在以研究人的無意識活動為主要對象的精神分析批評中，我們也看到了語言的蹤跡。“心理分析學所全力探究的事實上正是夢的語言結構和語法。”拉康則進一步斷言，無意識是語言的產物，是語言對欲望加以組織的結果。即使在主張重返歷史的新歷史主義批評那里，語言也具有本體和建構的特征。新歷史主義批評與傳統歷史批評的重要區(qū)別之一就在于突出了歷史的文本性，歷史不再是一種真實的再現，而是一種語言的闡釋，意識形態(tài)也是一種語言建構，它們都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所共有的虛構性。可以說，20世紀的文學批評正是在語言的構架中得到重塑的。在今天的文學批評中，我們處處發(fā)現語言的滲透力，不僅語言、符號、話語、語境等已經成為常用詞匯，而且像主體、文化、權力、意識形態(tài)等都以話語形式在文學批評中出現。

    這種對語言的推崇給文學批評帶來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擴展了批評闡釋的空間，并通過語言的差異使批評話語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種對語言的標舉也使批評陷入一種邏輯困境，批評語言的狂歡，差異的極端化，將可能造成對話和交流的困難。

    綜上所述，文學活動不是在自我封閉的圈子里運行，而是在其發(fā)展歷程中與其他文化形態(tài)不斷發(fā)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文學正是在與其他文化形態(tài)的對話和交流中，被注入新的營養(yǎng)，從而獲得發(fā)展和更新的動力。